V. S. 奈保尔丨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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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城
V. S. 奈保尔 / 文
王立秋 / 译
巴扎和我乘车前往库姆。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旅馆的出租车司机，尽管有些呆，却不愿意走这漫长的荒漠旅途。只有一个人愿意——他就是某天傍晚让我听他车载广播上古兰诵读的那个人——并要价7美元。巴扎说这要得太多了；他知道有人愿意接受更低的价格。
为巴扎的司机我们等了很久，然后我们发现在我们在电话上的讨价还价和他到旅馆这段时间里他的收费又上涨了。他是一个小个，棘手的男人，他说他不是穆斯林。那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知识他不是什叶派或波斯人。他是“部落人”，是来自西部卢里斯坦(Luristan)的卢尔人(Lur)。
库姆有一个著名的圣地，什叶派第八伊玛目的妹妹的拱北；一千年来，它都一直是一个朝圣的场所。它也有许多神学院。霍梅尼曾在库姆教过书并做过讲座；在他在伊朗国王倒台后回到伊朗的时候，他把库姆变成了他的总部。在那里，他受到了阿亚图拉们(ayatollahs，什叶派领袖的称谓)的簇拥，这是一群权利显著的人；而我希望（在这里）见到的，正是这些拱卫霍梅尼的人物之一，阿亚图拉萨迪克•哈勒哈利(Khalkhalli)。
霍梅尼接见（信徒）、讲道并祝福；哈勒哈利则把人吊死。他是霍梅尼的绞刑法官。哈勒哈利主持了许多那些以行刑而告终的，迅捷的伊斯兰审判，这些审判有这官方的前后对比相片：之前被拍下照片的人被杀死，然后他们的死亡得到展示，在光滑的，置放死尸的石板上。
哈勒哈利最近接受了一些访谈，强调他作为法官的活动，以及他手中一个已不为人们所喜爱的德黑兰的故事并试图通过这些访谈来保持公众对他的注意（使自己的声明长存）。他告诉《德黑兰时报》(Tehran Times)他“很可能”在德黑兰审判了四百人的死亡。“在某几个晚上，他说，有三十个或更多个人的尸体被卡车运出监狱。他声称，他也签署了库吉斯坦省的许多死刑执行令。”库吉斯坦是西南部的阿拉伯省份，那里盛产石油。
他告诉另一家报纸说曾经有一个从德黑兰的监狱拯救胡韦达(Hoveida)，伊朗国王的首相，以及其他重要人士的阴谋——这个阴谋是在南韩大使馆进行的。他，哈勒哈利一听到这个阴谋就决定——对CIA和犹太复国主义作出回击——进行这些审判。“我在一个晚上回顾了所有的案宗并把他们送到了行刑队跟前。”他告诉《德黑兰时报》胡韦达是如何死亡的。第一颗子弹击中了胡韦达的脖子；却没有杀死他。接着，行刑者——一名神职人员——命令胡韦达抬起头；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脑袋并杀死了他。
“这个人愿意见我么？”在谈论哈勒哈利的时候，我问一名工作人员。
“他很乐意见你。”
巴扎认为可以安排这次会面。巴扎说他在我们前往库姆的时候给哈勒哈利的秘书打电话。
电话，秘书：现代的装置/设备看起来很奇怪。但哈勒哈利把自己看做一个与时代同行的人。“他说”——这段话来自《德黑兰时报》——“宗教领袖正视图在伊朗强化圣人穆罕默德的统治。在先知的时代宝剑被用来战斗，现在利剑已为幻影飞机所取代。”幻影：不是美国的，不是某种外国科学的产物，作为利剑，它是国际性的，是大世界市场股票/存货的一部分，通过购买而为伊朗所用。
在巴扎的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混淆，虽然巴扎不是宗教人士，而是共产主义者，并因他共产主义的父亲而远离宗教。巴扎的父亲在伊朗国王统治时期一直被囚禁在监狱里，而巴扎则继承了他父亲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的梦想。这样的一场革命，在伊朗并没有发生；但巴扎，应用他学过的所有的辩证法，正强迫自己在霍梅尼革命的宗教狂热中，看出可以说是真实的某种东西的轮廓。在我们驾车往南穿越德黑兰——开始像一个集市，接着越来越像一个受污染的沙漠里的定居点——的时候，他急着给我展示的，是那个普罗阶级（发起）反抗的城市。
低矮的砖砌建筑布满了尘土的颜色；墙壁看起来还没有完工；明亮的内里看起来与墙上的油漆一样不能持久。从城郊迁入的人们不断地给这座平地上的城市向南方添砖加瓦；而传统方形粘土砖砌的平底房群，看起来就像村落一样。
我们经过一片巨大的工棚。窗下的没到墙上都挂着某种看起来像米黄色毛皮的东西。巴扎告诉我这是一个服装厂，而过去，这里曾是革命的中心。军队进入这个地方并杀死了许多工人。
在经过从烟囱里喷出火焰的炼油厂后，我们走进了真正的沙漠。现在四周没有树，视野则广阔无边：山脉，丘陵，略微起伏的土包。道路攀升，而后又深入辽阔的溪谷。丘陵和山体平滑，有时，从远处，从特定的角度看，有种棕色上抹绿的淡色，这些色彩来自于丛生的草木，这些草木在当时看起来确实是广布的碎片。
从山上向左，我们看到地图上标注的那个盐湖。它看起来又小又白，就像它就要结成盐巴一样；上面的白色有一道泛绿色的边缘。巴扎说有时整个湖都是蓝色的。许多尸体被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用直升机抛到这里。湖比它看起来要大。在我们开始经过的时候，它却成了一个废墟；白色边缘的绿水很远。之后的土地越来越破碎。丘陵不那么圆滑，它们的轮廓尖锐地指向天空。
这是沙漠，但路上却不寂寞；有时路旁还能看到出售饮料和甜瓜的小屋。巴扎认为我们也应当在抵达库姆前吃点或喝点什么；在严格执行斋戒的库姆，在日落前找不到吃的或喝的东西。
我们停在一个班车和卡车的停车线上，路旁有一家巨大的，以地中海色彩粉刷的粗糙的咖啡店和一家西瓜店。卖西瓜的人，坐在棉布遮阳棚下几乎没有留下影子的货摊里，枕着自己的胳膊睡觉。
我们叫醒他并买了个西瓜，然后他借给我们刀和勺子。巴扎先把西瓜切成两半，再把新鲜的肉囊切开，我们仨——司机不请自来地加入了我们——蹲在西瓜旁，像吃一道菜一样吃起了西瓜。我看得出来，巴扎喜欢服务和分享的时刻。可以说，这是一个穆斯林的时刻；这是穆斯林践行的那种分享——司机事实上也加入了我们。但司机诗歌工人；巴扎可以和任何人分享食物，他正在沙漠中的这个时刻里推行他自己的习惯。
两棵树苗被载到了站台上。期中一棵茎皮剥落已经死亡；另一棵则半死不活。在这两棵树苗间，躺着一个穿黑衣服的上了年纪的、晒黑了的，看起来不太妙的女人，像是在距德黑兰一小时远的路途上的人类的碎片。来自于货摊的报纸的残片在沙尘中四处飘动并停留在树干上。穿过一个开开车的懒人和他排出的烟雾；交通一刻也不停息。
我们蹲在沙子里吃起来。司机把西瓜子吐到路上。我也这么做了；巴扎——不过更加虔敬地——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突然，这个放脑袋的小卢尔人把勺子插入西瓜，什么也不说，跳起来离开了站台。他吃饱了；他吃够了西瓜。他走过肮脏的沙场，到咖啡店寻找卫生间，不久巴扎也吃完了。
我过去一直在想象，库姆，一个神圣的城市，将建立在众山之上：它应该有着峭壁般的城墙和阴影以及切入岩石的狭窄的小道，布满供虔诚的人们沉思的斗室和洞穴。但它事实上建立在沙漠里的平地上，走近它就像走近任何一座沙漠里的城市那样：棚屋，加油站。路面越来越整洁；棚屋让道给房屋。一座花园在交通汇聚的地方绽出——波斯花园具有这种突然、与世隔绝、绝类于绿洲的品质。一个圆屋顶在相隔很远的尖塔之间闪光。那是著名的圣地的圆顶。
巴扎说，“那个屋顶是黄金制成的。”
在上个世纪这个屋顶就渡上了黄金。但我们开始进入的城市已因石油而变得富裕；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重建起来的市场城市，除黄金的屋顶及其尖塔外没有其他特征。
巴扎说，“我该如何介绍你？通讯员？哈勒哈利喜欢通讯员。”
“但我不打算跟他这么说。我事实上只想和他聊聊天。我想了解他为什么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我会跟他说你是个作家。我该说你来自何处？”
这是个问题。英国（这个答案）是最真实的，却又是最具误导性的。特立尼达拉岛有些神秘，但同样具有误导性。南美是一种可能的回答，但它引起的联想却是错误的。
“我能说我来自美国么？这在波斯有没有（其他）意思？”
巴扎说，“我会说你来自美国，但你不是美国人。”
我们走向圆顶并停在圣地外的停车区域。时间已是下午三十左右，在城镇里感觉比在沙漠里还要炎热；镀金的圆顶看起来滚烫。那个卢尔司机，尽管已经享用过我们圣礼式的西瓜盛宴，此刻又嘟囔着要吃东西。无论斋戒与否，他都想驾车离开库姆去找东西吃；他想知道我们有什么计划。
在路的对面，在圣地门口的瓜棚附近，有一个德式设计，围着玻璃墙的电话亭。巴扎到那里给哈勒哈利的秘书打了个电话。
圣域的高墙粉刷过并涂上了波斯语的标语。其中也有两句是英语——我们要共和，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它们想必是为外国电视台的摄像机而写的。另一句英语标语则是Khomeini eImam的直接翻译，但作为翻译它并不完整，仅仅暗示着（在标语的帮助下）从伊朗国王到霍梅尼的忠诚的转移，而没有提及领袖的神圣权威或他给予人们的通往天堂的道路。在伊朗，一千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等待着十二伊玛目的到来，伊玛目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尤其在这里，在库姆，埋葬第八伊玛目的妹妹的地方。通往天堂之道，以及对非神圣之统治的拒斥，在这里，是共和国得到宣称的“目的”。
巴扎打开电话亭的门，手里拿着电话，向我招手。
在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他说，“秘书说哈勒哈利正在礼拜。他将在今晚九点的时候，在他开斋后见你。”
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我们告诉司机我们只在库姆待三四个小时。
巴扎说，“你想让我怎么跟秘书说？”
“告诉他我们会来。”
因此我们去给急躁的卢尔人通报了这个坏消息——或许是好消息：他按小时收费。他说了一些巴扎没有翻译的东西。接着，他驾车出去觅食，留下巴扎和我思考如何在这个沉闷、炎热的城市里消磨接下来的五个半小时的时间，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们不能吃也不能喝。
圣地对面的商店有卖纪念品——带有霍梅尼头像的盘子，便宜的陶罐——和甜点：扁的，圆的蛋糕，棕色，柔软，边缘呈粉末状，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巴扎说，在斋月期间，食物可以卖给游客；但不值得找这个麻烦。附近没有多少人。一个瘸腿的老太太，无疑是一个朝圣者，正用摇着轮椅缓慢地经过商店。我们惊奇地发现一个胖胖的小男孩在货摊里细咬着一块棕色的面包，那是他店里存货的一部分；但他觉得我们无害并对我们露出了微笑（尽管几天前一些人因为吃东西而受到了鞭笞）。
纪念品商店也卖一些印有阿拉伯文字的小块泥板。里面的泥土来自于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阿拉伯城市（对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这倒不是为一门好生意）；这样虔诚的人，在礼拜中跪拜的时候就能把它们的前额放到这些泥板上，以接触神圣的土壤。在圣地的高墙上方，在上釉的，蓝白相间的瓦片之间，有一段，我想，是来自古兰的引语。巴扎不能翻译这段话；它是用阿拉伯语写的，而巴扎不懂阿拉伯语。
阿拉伯！它在伊朗的存在本不应让我感到惊奇，但事实上却不这样。因为在我内心的某个角落，我一直是通过古典的历史来接近伊朗并敬畏于其古老的先祖——埃及的征服者，希腊强劲的对手，他们不曾为罗马所征服；而在我内心的另一个角落，我则通过印度来接近伊朗，那里，至少在西北部，波斯（这个概念）仍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概念——就像过去世界眼中的法国那样——在语言，诗歌，地毯，食物上都是这样。在克什米尔，Farsi khanna，波斯食物，是最高级的食品；至于chenar，这种移植的悬铃树，或波斯的无花果树（在波斯和印度的蒙兀儿时期绘画中它们的地位是如此地显著），甚至有人说它们的影子就有医疗作用。在库姆，则必须摒弃这些观念。这里，它们像指望源泉一样仰赖与斯巴达式的阿拉伯(Here they looked to Spartan Arabia as to the fount)。
巴扎提议我们应当游览圣地。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是一个穆斯林。我说我不能成功地做到这点。我不知道如何去行为。人们是用右脚踏入清真寺呢，还是用左脚踏进盥洗室？抑或以另一种方式？在洗净的时候，让水从他们的手臂流下手指的是逊尼派么？反过来，什叶派，是不是会让水从他们的双手留下肘部？敬拜和尊礼的姿势是什么？这里面有太多的陷阱。即便我跟着巴扎做他做的动作，那看起来也不能令人信服。
巴扎说，“你不能学我。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去清真寺。”
但我们还是能进到庭院里，而为了走进庭院，我们并不需要脱下我们的鞋子。庭院广大而明亮。庭院的一边是一座钟塔，上面有一个简单的，没有写明数字的现代钟表。另一边是圣地的入口。它高大而隐蔽，如镀银般闪亮，像一块银子岩，从中部切下的银顶一样。但看起来像白银的东西不过是玻璃而已，成千上万片从不同角度采光的玻璃。最后，这里还有来自远方的朝圣者，被太阳晒黑的农民，和全体出动的家庭。他们沿庭院的围墙而在开放的斗室中露营（每个斗室斗室一个名人或圣裔的葬身之地），他们分属各种根本（上不同）的类型：更为古老的波斯人，一种部落和跨大陆运动的混合。
（其中的）一种蒙古族群，就是土库曼人，巴扎说。我几乎不知道这个词。在1824年的英语小说《哈吉巴巴》(Hajji Baba)（我在旅馆里买了牛津世界经典丛书版的这本书，那是一本翻印的平板书）中，就有土库曼的强盗出现。我有一次，在伦敦的一间出售的房子里，就看到一幅描绘一个被缚的土库曼囚徒——他的手被卡在他颈后的木枷锁里——的十七世纪的印度素描画。因此土库曼人是他们曾经敬畏的中亚人。他们如何适应于波斯的历史，我不知道；但他们的战争与匪徒的过去看起来与这些圣地里萧条的露营者风马牛不相及。矮个的、太阳晒黑的、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就像文明边缘的残骸，而这个文明本身，长期以来就一直处在世界的边缘上。
在清真寺附近有一个两层的黄砖建筑，曾经霍梅尼就在这里教授和演讲。它是中性而莫可名状；现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巴扎和我走进即使。对大多数货摊主来说当时正是午休的时间。在一个填满甜面包的货架堆叠得老高的面包店里，那个男人正在一个架子上伸展四肢靠在墙上休息，看起来把他的一部分货物当作了枕头。巴扎买了一张纸。天很热；什么也看不清；库姆的生命依然隐藏。我们开始寻找阴凉处，以便坐下来休息。
我们看到一个小旅馆。它里面很狭窄，却也新添了家具。坐在柜台后面的那两个人假装没有看到我们，我们则坐到了前台狭小的躺椅上；此外别无一人。在几分钟后，一个人从柜台走出来叫我们离开。旅馆为斋月而关闭；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为消除敌意而补充道，他和他的朋友在我们近来的时候没有站起来迎接。
我们再次走入光与尘，再次经过有棕色蛋糕和阿拉伯泥板的纪念品商店；并被准许坐在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标语对面的空咖啡馆里。那是个很大的地方，设计和装潢得比较粗糙，但柱子上却覆盖着大理石岩。
没有东西可喝——（此时此刻）一个瓶装的“可乐”饮料（也）不过是装满了化学危险物品的瓶子——这个地方带有渗透者烤肉芳香的温暖。但阴影使人感到清爽；在巴扎阅读他的波斯语报纸的时候，放松了的劳累此刻又向我袭来，让时间流逝得更快。
在远处角落，柜台附近的桌子上，有一家人，我想是这样的：父亲，两个男孩和一个穿着黑色长裙，带着面纱的小女孩。这么小，我想，就已经带上了面纱。但她很活泼；她一直在说话并得到了其他人的鼓励，后者看起来觉得她说的一切都非常有趣。时不时地那个男人会对我微笑，就好像要邀我去赞美他一样。小女孩在一个台子上尖叫，并跑上台阶到更高的走廊上，在那里又叫了起来，引起了楼下新的笑声。接着她又跑了下来，给其他人看她从上面带下来的东西。她转身——这是第一次我能看到她的脸——走向巴扎和我。
她不是女孩。她身材很小，大约只有四英尺高，很老，可能有点疯疯癫癫。她给我们看她从楼上带下来的东西，一盘白米饭，带着一些褐色的羊肉小块。她是在为她得到的东西而感到喜悦呢，还是在抱怨？巴扎没有说。在她说话的时候他听得很仔细，但他什么也没对她说。然后，她走了。
我对巴扎说，“我想这是一家人。我想他们拥有这片地方。”
巴扎说，“哦，不。他们不是一家人。他们是工人。”
我们自己走了出去，又给哈勒哈利的秘书打了个电话，看约定的时间能不能提前。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半，天气也凉了一些。街上的人更多了。我们的司机也回来了；他没能找到任何能吃的东西。
巴扎去打电话。然后，在走出电话亭的时候，他与两个蓄有胡须，穿着毛拉服饰的年轻人谈话。我没看到他们的接近；我一直在看着巴扎。
在此之前，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穿着黑白服饰，通常戴头包和头巾的毛拉。真实生活中的服饰礼节让我大吃一惊。它把这两个男子从街上凸显出来：黑头巾，洁白透明（无色）的束腰外衣，浅绿色或浅蓝色的长无领两扣长袍，以及很像牛津和剑桥以及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里的学者和研究员穿着的礼服的厚的黑色的棉布斗篷。这里，无疑，是那些中世纪宗教学习中心的大学里的教士装扮的起源之处，而库姆，至今还是这样的地方。
服饰，也许总是戏剧性的，是品质的记号，它也给人以身体的尊严和（精神的）高度，就像我在巴扎把他们带过来的时候看到的那样。事实上，他们身材都很矮小，年纪也比胡须暗示的岁数要小得多。
巴扎说，“你也许想见些学生。”
我确定我们能在任何时候离开，只是出于对哈勒哈利的尊严的考虑，我们才继续等待。
那两个年轻人来自巴基斯坦。他们想知道我是谁，在巴扎告诉他们我来自美国但不是美国人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很满意；而在巴扎进一步告诉他们我急切地想要学习伊斯兰的时候，他们立刻变得十分友好。他们说在他们有一些对我来说很有用的英文书放在旅馆里。我们应该先去旅馆，然后再去学院里见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
巴扎在车里为我们安排了座次。他把我安排在卢尔司机旁边，他有点畏惧于那两个年轻人的头巾长袍和胡须；巴扎自己和那两个巴基斯坦人坐在一起。他们把司机印象一个出人意料地舒适异常的住宅区街道。但他们没能找到他们想要给我的那些书，因此我们继续往前走，不是去学校，而是前往学校对面的一个行政建筑。
在那里，在入口处，我们受到了当局的检查：一个中年人，穿得像学生，然而他头上戴的却不是头巾，而是一顶黑色的羊毛帽子。他不像学生那样轻易地满足于巴扎的解释。事实上，他充满了怀疑。
“他来自美国？”
巴扎和学生们，现在都接受了这个故事，他们说，“但他不是美国人。”
头戴羊毛帽子的人说，“他不必和学生说话。他可以对我说。我会说英语。”
他，也来自巴基斯坦。他很瘦，长着一张和真纳先生(Mr. Jinnah，Muhammad Ali Jinnah，巴基斯坦已故领袖)——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一样紧凑的小脸。他的脸颊凹陷，嘴唇干裂，因斋戒而略略发白。
他说，“这就是我们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它们会给你你需要的所有信息”。
他对一名学生说了句波斯语或乌尔都语，那个学生走开片刻并带回一本杂志。那是一本《和平的信息》(TheMessage of Peace)，第一卷，第一期。
这就是他们大量炮制这类东西的地方——关于对西方民主之恶魔的愤怒，以及什叶派伊玛目的圣徒言行录。这也是他们会在其中读到舒马赫和汤因比并用他们的言语——关于科技与生态学的话语——来讽刺西方的地方。
我对那个戴羊毛帽子的人说，“我知道你们的杂志。”
他打破了矜持，看起来难以置信的样子。
“我已经在读第一卷第二期了。有关于伊斯兰城市规划的文章的那期。”
他看起来并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在德黑兰买的。”
冷酷地，他示意我们走进去。脱了鞋后，我们径直走到他的办公室。水磨石的台阶很宽，走廊也很宽；房间很宽敞，铺盖着地毯。
那个戴羊毛帽子的人——主管，现在我以为他是这个身份——坐在他那崭新的钢桌子后面。一个学生坐在他的左手边。巴扎和我和其他学生在椅子上背对墙，面对桌子坐成一条线。然后，如我们坐姿般正式地，我们开始了谈话。
坐在主管左手边的学生说，伊斯兰是唯一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他温和而坚定地说；要理解他的意思，就必须试图理解对他来说，一个没有先知和启示的世界何以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主管耸了耸鼻子，看起来在表示赞同。在他的桌子上有些橡皮图章，一个崭新的地球仪，一个新式设计的电话。在架子上有一些装在盒子里的文件，《牛津英语词典》和一本波斯语-英语词典。
他们告诉我，库姆有一万四千名神学学生。（然而，在一天里最不好的那个时间抵达的我们，却发现大街上空无一人。）最短的学习时间是六年。
“六年！”
主管对我们的惊叫报以微笑。“六年算不了什么。有的人能学上十五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在学些什么？这不是研究和新知的地方。他们是有信仰的人。在被要求如此之多的学习的主题中都隐藏着什么？好吧，那里面有阿拉伯语（它本身就是阿拉伯语）；有阿拉伯语的各种分支的语法；有逻辑和修辞；有教法学(jurisprudence)，伊斯兰教法就是一门研究的课程，而教法原理则是另外一门单独的课程；有伊斯兰哲学；有伊斯兰科学——生物学，系谱学，“相关学(correlations)”，关于先知及其亲密的伙伴的传统。
我原本期待某种更加随便，更加个人化的东西：教师是圣人，学生则是信徒。我并没有预料到这种学习的组织或这种古人那里的古典方法的线索。我开始理解，这些学习的岁月是必需的。这里，信仰依然绝对地束缚着世界。而且，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那样，神学的学识没有终结。
库姆最伟大的教师之一，那个还在讲课并每天领拜五次的男子，撰写了（或者说编纂了）对一部关于什叶派的伊玛目观念的名著的长达二十五卷的评注（的材料）。其中的七卷已经出版。整个学者群——无疑，都在校勘着他们的讲课笔记：中世纪的抄本方法——都在着手处理还没有出版的第八卷。霍梅尼本人，因其关于教法学和伊斯兰哲学的演讲而著称的他，也在不同的主题上撰写了八卷著作。
祈祷和演说，评注和阐释的有次序的生活，在伊朗国王的时代末期的时候差不多被毁于一旦。霍梅尼被禁了；保安部队占领了库姆；甚至巴基斯坦的学生也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困扰。
坐在主管左手边的学生说——他的音量有所下降——“如果这里没有发生革命的话，伊斯兰就要被彻底摧毁了。”
学生们都来自旁遮普乡镇虔敬的家庭，他们也都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毛拉。他们只在库姆学习八年。他们要上两年的阿拉伯语课，兼修逻辑和修辞（修辞绝不超过经典的提出一种论证的方式）；但他们都不学文学。历史也不是他们学习的一部分，但他们私下里可以自由地阅读历史。他们来库姆为的是学习伊斯兰哲学。在其他任何一个大学里，这个主题都不会得到如此全面的探究；而他们在库姆的出席，在霍梅尼，马拉什和沙里亚特马达里（这些人都是伟大的阿亚图拉）的地方的在场，在他们回到巴基斯坦后将会使他们获得什叶派信徒的尊重。
坐在巴扎左边的学生说——通过巴扎的翻译——“我把这个地方比作伯克利或耶鲁。”
我对巴扎说，“他这么说可真奇怪。”
巴扎说，“他没有说伯克利和耶鲁。那是我说的，为的是让你更容易理解。”
那三个巴基斯坦人，主人和学生们互相交谈了一阵子，而后坐在主管桌子上的学生拿起电话开始拨号。
巴扎说，“他们想让你见他们的老师。阿亚图拉设拉子。现在他正在给他打电话预约。”
我心灵属于孩童的那个部分使我再一次感到惊奇，惊奇于在我业已走入的这个属于中世纪学人的世界里，惊奇于在阿亚图拉为预约而拨打的电话。我为即将会见设拉子而感到紧张——因为我突然预感（假设这种东西可能的话）到和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或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或至少是中世纪的博学人士争吵的场景。我对设拉子的学科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
打电话的学生把现代的电话听筒放了下来。他的羞怯和敬畏为兴高采烈所取代。他说，“阿亚图拉设拉子将在七点的时候见你。我已告诉他关于你的事情他就同意见你了。”
主管的脸色第一次亮了起来，就好像设拉子接受我的准备最终使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与无心机的学生们谈话这件事情也变的正当起来。他一直在拉自己的鼻子，让我觉得使他的嘴唇干燥泛白的斋月的斋戒也影响到他的鼻孔并使他不断地刺激自己。现在他放松了；他想向我展示整个建筑。我们都站了起来；正式的采访结束了。
在我们离开房间的时候，我试图弄清楚学生们的费用和支出。但我未能得到直接的答复；直接回答我的是巴扎，这个了我这样的暗示，即我不必再进一步追问，包揽学生开销的是库姆的宗教基金组织，无论他们待多久。
在跨过广阔走廊的一个屋子里，有一个书法家在工作，他在抄写一本古兰。他约摸四十岁，穿长裤和衬衫，坐在一个倾泻的桌子上。他的手稳固，不那么自由，不跋扈也不高雅；但他很乐意让我们看他辛勤地工作，在黑墨中蘸他写的分叉的笔。他的脸承载着（岁月的）古老压力的标记；但他现在却很平静，在他安全的现代化隔间里做着他新开始的抄写工作。
主管给我们展示了几年前在库姆举行的一次世界穆斯林领袖会议的图片。再一次地，尽管它不应令人惊奇，但事实上我还是大吃一惊，它是：这个由在伊斯兰伪装下的中世纪学者组成的，在二十世纪晚期依然完好无损的次-世界(sub-world)或者说平行世界存在的明证。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的校长，主管说，对他在枯木看到的一切是如此地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即刻就做出了宣告，库姆的学生无需降级即可为爱资哈尔接受。
我们走下台阶。在一堵墙角对着一些中心的出版物——不但有《和平的信息》，还有两本新的波斯语的纸板书。其中一本是对先知的女儿，后来嫁个先知侄儿阿里，什叶派英雄的法蒂玛的记述；这本书的书名是《伊斯兰的女人》(The Women of Islam)。另一本书或者说小册子，封面是深褐色，主管说，这本书是一个在英格兰度过了震撼的两年的伊朗人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病的西方》(The West Is Sick)。
设拉子的房子在位于城镇另一部分的一条白墙环绕的泥巷里。巷子的两头都逐渐地向中间一个浅槽下降，但这个水槽里却满是尘土。
我们敲了敲安置在墙上的一道紧闭的门；巷子里孩童们拿巴基斯坦人开玩笑，恐吓他们在进去的时候会遇上愤怒的设拉子。这看起来是一种传统的游戏形式，一种被许可的嘲弄绝不会取笑信仰本身：“教士”，身穿制服的宗教学生，是明显的笑柄，就像他在中世纪时的欧洲可能遭遇的情况那样。对巴基斯坦人来说这是一个难熬的时刻，尽管，他们在试图发出嘘声驱赶孩童的同时，还保持着他们的尊严，保持对巴扎和我本人的殷勤，并准备着前方可能是严峻的接待。
门开了。我们走进门廊，拖了鞋，爬上铺有地毯的台阶，走进一个从右边绕过一个内陷镶嵌的庭院穿到左边，院子里有一些无花果树，上面覆盖这一层亮白的遮蓬，使色彩和颜色清凉了下来，这样，在小巷的尘土和温暖之后，仲夏的沙漠气候看起来也变得温和怡人。
我很想停下来，细想无花果树阴影遮蔽的庭院。但念想（这个念头）几乎立刻就变成了震惊：就在几步开外的前方，在铺有地毯的走廊上站着一个光脚的男子，他拿着一杆以色列制造的冲锋枪：那是设拉子的保镖。他一直待在走廊里。我们转身走进右边那个同样铺设着地毯的空房间，并沉默地做到一架电风扇旁边，静静地等着。巴基斯坦学生微笑着，脸上充满了鼓舞和期待。
“他来了”，巴扎说，“起立。”
我们都站了起来。客套地让出一条通道，而设拉子的入场令人印象深刻，有帝王般的庄严。他是一个大个子，面容饱满；他脸上的胡须，和他的上唇的小胡子一样修剪得十分整齐，这使人很难猜出他的年纪。他只有两个扣子的长袍是浅黄色的；他黑色的斗篷是用最精细的棉花制成的。
学生们看起来都拜伏在他跟前——仿佛掀起了一阵黑衣和黑头巾的旋风。他允许学生们亲吻他的双手，看起来就像给他们赐福。接着，我们都坐了下来。他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只是在微笑。学生们也是什么也没说。
我说，“您能来见我真好。您的学生都说您是一位博学的人。”
巴扎翻译了我说的话，设拉子则开始带着旋律地缓慢地用一种对我来说全新的声调说话。他说了很长时间，但巴扎的翻译非常简短。
“他们这么说很好。你这么说也很好。”
设拉子又说了几句话。
巴扎翻译道：“教育开始得再早也不为过。我希望孩子们在婴儿时就来学校。这里有人类大脑的留声机。希特勒也有这个想法。”巴扎开始加上他自己的话，“他想知道你的宗教是什么。”
“我能说什么？”
“你得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我说，“我还只是一个寻求信仰的人。”
慈眉善目，脸色平静的设拉子给出了他的评论，说了很长时间。他吐字清晰，从容而充满韵律。他丰满的双唇张得很大，露出了干净的牙齿。
巴扎说，“他想知道你在成为一个信仰的寻求者之前是什么。你一定出生在某种信仰的环境之中。”
我紧张的是那些巴基斯坦的学生。我曾告诉他们——某种程度上说是真的，但更多地是出于简单的考虑——我来自美国但不是美国人。现在，要是他们听到我的祖先是印度教的信徒，那么，我想，这大概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印度教-穆斯林的冲突在印巴次大陆上根深蒂固。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而之前他们是如此地好客，如此地开放。他们安排了这次与他们伟大导师的会面，甚至现在，也不曾使自己的视线——那幸福而非服从甚或敬畏的目光——离开设拉子。
我对巴扎说，“你能告诉他我不曾有过任何信仰么？告诉他我出生在美洲一个很远的地方，不曾在某种信仰的环境中成长。”
“你不能对他这么说。说你是个基督徒吧。”
“不，就对他这么说吧。”
巴扎才一开始说话，我就开始后悔我叫他这么说了。设拉子对我的含糊并不买账；他知道有东西不对劲。我决定在我的伊斯兰之旅中，不会再因为紧张或对简化的希望，而像这次一样使问题对我来说变得复杂，而导致使人们对我的回应变得错误的结果。不过在不考虑这个的情况下，现在情况倒是越发有趣了——而这也更符合于我的目的——我会得到设拉子对像我这样无信仰的人，像我这样有盲目崇拜的-神秘的-万物有灵论背景的人的回应。
设拉子用他独特的韵律，毛拉的方式说话，正如巴扎后来告诉我的那样，他的口音和声调更接近于阿拉伯语而不是波斯语。他把“伊斯兰”读作“埃斯-兰姆(Ess-lam)”；而“安拉”也变成了一个三音节的词，带上了一个圆润的开口音：“安-拉-乎(Oll-lor-huh)”。
他问，“你是哪种基督徒？”
我想了想。“新教徒。”
“那么你们更加接近于真理。”
“为什么？”
“天主教不会变通。”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以什叶派的方式对基督教的分类进行了扭曲。什叶派尊重被其他穆斯林忽视的先知后继的谱系，他们把自己看作被敌人围困的少数。
在此之后的谈话就像我之前害怕的那样艰难。我问他们是否研究历史——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认为我问的是一个关于穆斯林神学的问题，他当然也就对我说他熟知伊斯兰的历史：在先知第一次对他村子里的人民传信而那些人不想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就走到了邻近的另一个村子。谈话过程中一直发生的是——无论我是否尝试让他谈论穆斯林国家对科学的需求，或关于他对革命后的伊朗的看法——我们总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他对混淆其确信（的人宣讲的）神学。伴随真正的伊斯兰，科学将会兴起：先知说人们应当外出求知。伴随真正的伊斯兰，自由也会出现（它指的是作为伊斯兰人或什叶派信徒的自由，接受神圣统治的自由）；而一切也将随自由而来（这个自由的观念与前一个自由相当不一样）。
期间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说，“你看起来很平静。”
他说，“多谢你这么说。”他没有回到相互恭维的客套话。
我想离开。
我对巴扎说，“告诉他我觉得我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
设拉子微笑着说，“直到开斋前我都没什么事。”
当时才七点半。我说，仅仅是为了能使谈话继续进行下去，“问他什么时候开斋。”
巴扎说，“我不能问他这个。你忘了。我是一个穆斯林。我应该知道这些事情。”
这时，别的什么人走了进来，那是一个带白色头巾的神圣的人，一个土库曼人，脸色因斋戒而发白，但没有在圣地庭院露营的那家土库曼朝圣者那么黑。跟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设拉子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我们站起来趁机离开。学生在此敬拜在设拉子跟前并亲吻他的手。设拉子笑了笑，在小女孩冲过来亲吻她的手的时候——这时我们的谈话终于结束了——继续保持着微笑。
覆在庭院和无花果树上方的遮蓬被收了下来。现在天光是金色的；阴影不再浓重。我们的鞋子在台阶的底部静候着我们留在门厅外的小房间里，跨冲锋枪的，光脚的保镖正弯腰与另一个孩子玩耍。
外面，在泥巷里，尘土就好像是这个金黄色的傍晚的一个部分，巴基斯坦的学生把明亮的面庞转向我，其中一名学生说道，“你喜欢他么？”
对他们来说这次会面进行得很顺利。他们要巴扎和我跟她们一起吃完饭，一起开斋并享用简单的学生餐。但这个邀请（就学生们向我们展示的简单的食物的质量而言）只是一种殷勤，他们道别的方式，目送我们进入汽车并再次回到被我们打断的斋月傍晚的常规生活的方式。
巷子和街道的尽头处充满了忙碌的，穿着黑色长袍的轮廓：那情况就像老照片上的老牛津的路上的场景。但在这里教士的服装并不是借来的；这里这些服饰有归属也有意义；这里，伊斯兰的中世纪，以及其高度组织化的学习生活依然生动地存在，这一切是来自黑暗时代的欧洲人头晕目眩。
而这些街道上还不止有老牛津。这个沙漠城镇——白色的围墙隐藏了凹陷的庭院，笔直的人行道上之满了树，镇里还有植株密集的花园广场——是我远在拉美，从墨西哥东南的尤卡坦州到阿根廷的潘帕草原上看到的小镇的模型。西班牙是交流的媒介：它在公元710年和720年间，在波斯人统治了八年之后，为阿拉伯人所征服，并成为伟大的中世纪穆斯林世界，那个时代的伟大文明的一个部分。西班牙人，在迁徙到每周之前，曾拒斥那个穆斯林的世界，并从这种拒斥中得到了它的活力和它自己狂热的信仰。但这里，在伊朗，五百年之后，这个世界依然存在，但却对它曾经对世界作出的贡献，以及那个命运受其间接影响的遥远的大陆一无所知（正如《和平的信息》中关于伊斯兰城市规划的那篇文章展示的那样）。
巴基斯坦学生给我们的卢尔司机指明了道路。在我们驶向阿亚图拉哈勒哈利，霍梅尼的绞刑法官的住宅的时候，巴扎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告诉设拉子你不曾置身于任何宗教的背景么？他试图查明你是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如果我告诉他你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他会认为你是一名共产主义者。那对你不好。”
哈勒哈利的房屋是一条死胡同中的最后一栋，这是一个在人行道旁植有小数的新设的道路。时间已近于日落时分；沙漠的天空充满了色彩。周围有许多持枪的男子，我们一座或两座房屋之前。那房子是新建的，混凝土建筑，不大，但远离人行道，前面有一个供人们行走的区域。
在外廊或走廊中我们遭到了一个矮小、结实，穿蓝色紧身球衣的年轻人的搜身，用粗糙的双手搜查或拍打我们的腿；而后我们走进一个铺有地毯的小房间。那里有大约六到八个人，其中有一对非洲夫妇，他们笔直地坐在地板上。那个男子身穿黑灰色的外套，很难判断他来自何处；但从那个女人的服饰来看，我猜测他们是索马里人，来自非洲东北角的人民。
我没料到人这么多——事实上，这有点像一个小的宫廷。我一直希望与那个我认为失掉权力而可能觉得自己被忽视的人进行一场更为亲密的对话。
（哈勒哈利是）一名绞刑法官，一个（贯彻）革命恐怖的角色，对男女老少执行伊斯兰的正义的人：但这个留胡须的小个子，大概只有五英尺高，他，这个在一名虔诚的请见者后，现已走出了内里的房间——这就是他本人——的人丰满而愉快，眼睛微醉于他的眼睛之后。
他以拘谨，缺乏弹性的小步伐行进。他肤色白皙，带着一顶白色的无沿边帽，没带头巾也没穿教士的长袍或外套；他看起来有些邋遢，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长尾束腰外衣或衬衫，上面纹有棕色的条纹，松垮的薄裤子上披盖着并露出一些棉质的衣物。
这种着装的混乱——在一个，考虑到设拉子的物理存在，可能具备设拉子那样的高教阶风格的人身上——也许正是哈勒哈利刻意培养或因之而出名的东西：这个伊朗人一出现就开始微笑。那个非洲男人把他闪烁的，敬畏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哈勒哈利则报以温和的态度，给了他单独的问候。在与非洲人的和善之后，哈勒哈利对巴扎和我相当粗暴。这种态度的转变突然，而任性，完全是一时决定的举动；（是他身体里的那个）乡下人希望展示他的另一面。这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它告诉我我在这个房间里的在场，从远方而来的另一个陌生人，对他来说是一种奉承。
他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为什么你们不打电话。”
巴扎说，“我们打了两次。”
哈勒哈利没有回答。他把另一名请见者带进里间。
巴扎说，“他正在拿主意。”
但我知道他已经打好了算盘，（接受）采访的念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抵挡了。在他出来的时候——在他把其他人带进他的房间之前——他用同样的粗暴说，“写出你们的问题。”
这是另一种随手捡起的风格，但这对我来说很难。我一直希望能让他谈谈自己的生活；我想进入他的小年龄，看看他眼中的世界。但我也一直在希望对话；我不能说出我想对他提出什么问题，知道他回来开始谈话，这段思考才告一段落。但是，我还是得做他要求我做的事情：伊朗人和阿拉伯人都在等着看我贯彻他的指示。我怎样才能让这名绞刑法官表现出他官方的一面之外的，更多的一些方面呢？我如何才能使这带有中世纪的博学的半个乡下人阐释他的激情呢？
我不能想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决定直接一些。在一张我随身带来的，由旅馆提供的纸上，我写到：你生在哪里？什么使你决定进行宗教的学习？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在哪里学习？你的第一次讲道是在哪里？你是如何成为一名阿亚图拉的？你最快乐的一天是哪天？
在最后出来的时候，看到巴扎拿着问题清单的时候，他很高兴，接着，他在我们面前盘腿坐下。我们的膝盖几乎碰到了一起。起先，他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简短的回答。他出生在阿塞拜疆。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宗教激情的人。他的父亲是个农民。
我问，“你会帮助你的父亲干活么？”
“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我是个牧童。”接着，他开始装傻。在提高音量，比着手势的同时，他说，“现在我知道如何砍掉一头羊的脑袋。”他屋子里的伊朗人——包括他的保镖——都笑成了一片。“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做过买卖。我什么都知道。”
但牧童是如何成为一名毛拉的？
“我学了三十五年。”
这就是全部。他可能并没有叙事，斗争或崛起的故事可言。他只是这么活下来的；他反思的并不是经验。而且，尽管虚荣（“我很聪明，非常有才干”），他却对关于他的过去的问题不敢兴趣。他想要更多地谈论他当下的权力，或者说他当下与权力的接近；而这，在忽略书面问题的提示的情况下，正是他开始做的事情。
他说，“你们知道，我是阿亚图拉霍梅尼教出来的。而我也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儿子的老师。”他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膀，并狡猾地为消遣那帮伊朗人而补充道，“因此我不能说我和阿亚图拉霍梅尼非常亲近（即作为反语的：算不上很亲近）。”
他的嘴张得很大，并久久没有合拢，不久之后，他看起来好像笑得喘不过起来，向我们出示了他的口香糖，他的舌头，他的咽喉。在他短暂地，快速地摆动他的右手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他所说的内容。“现在，毛老就要进行统治了。我们将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上屹立千年。马克思主义者将和他们的列宁一起滚蛋。我们将贯彻霍梅尼之道。”
他变得沉默。他把腿整齐地放在身子底下，用眼睛盯住我，变得严肃，看起来用眼镜在我身上寻找着什么，不久之后，在他创造的沉默中，他说，“我杀了胡韦达，你们知道的。”
他面孔的笔直（扁平？）是伊朗人笑话的一部分。他们——蹲在地毯上——大笑起来。
与他本人最亲近的，是他作为革命法官的工作。关于他对伊朗国王首相的审判，他已经接受了许多采访；但他还是愿意再讲一次那个故事。
我说，“你亲自动手杀的他？”
巴扎说，“不，他只是下命令。胡韦达是被一个著名的阿亚图拉的孩子给杀死的。
又一次地，伊朗人又在地毯上聚起了笑声。而甚至是非洲人，从不把闪烁的目光从哈勒哈利身上移开的非洲人，也开始微笑。
巴扎说，“一个革命卫队成员给了他枪。”
我说，“你身上带着那把枪么？”
哈勒哈利说，“我把它放到了另外一个房间了。”
这样，一开始是他逼迫我，在那充满笑声的屋子里，扮演他的滑稽配角(straight)。
现在已经是开斋世界，没有时间去闲逛了，除非洲人外，所有的旅客都要离开。在几分钟内，几个年轻人就在走廊的地板上铺上了食物。哈勒哈利，在遣散我们的同时，看起来已经忘了我们。甚至在我们穿上鞋走形大门的时候，他和非洲的那对夫妇也一直坐着在吃晚饭。那是一顿盛大的晚宴；那个乡下人吃得很严肃。
我们的卢尔司机终于能吃饭了，而巴萨则得以重复与他分享食物的那个奉献的时刻。我们开车回到城中心，把车停在在圣地旁边，他们在我们下午曾在其中等待的那家咖啡厅里，在烹烤羊肉的香味中吃了起来。
他们吃米饭，羊肉以及扁平的波斯面包。这些就是咖啡店提供的所有食物。我把他们留在一起，从一家商店买了些坚果和干的水果，而后沿河散步，走在在河岸边的黑暗中露营和用餐的家庭之中。从路堤穿过街道，电灯的光芒照亮了货摊上的甜瓜和其他水果：在白天刺眼和乏味的颜色之后，好一幅清爽宜人的夜景。
在我走回咖啡馆，站在河对岸的时候，我经过了一家灯火通明的鞋店。店里有一幅巨大的彩色的霍梅尼的照片。我又一次停下来思量其他那张不可靠的脸来：布满皱纹的前额，眼睑，冷酷无情的双眼，和感性的双唇。在商店的灯光中我注视着我即将放到最终的那把花生和克什米尔葡萄干。里面有一颗图钉。如果我径直走过霍梅尼的图片而不在它面前停留的话，我就有可能以我宁愿不去多想的方式对我的嘴巴造成巨大的伤害；而我自己在霍梅尼的库姆圣城中度过的非信徒的一天也将以险恶的惊奇而告终。
通往德黑兰的高速公路非常繁忙。天上有月亮，但汽车和公交车的灯光毁了这幅光景。沙漠和月亮以及群山的轮廓都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被看到。巴扎累了；他打起了瞌睡。在他醒来的时候他叫司机打开车载收音机以收听新闻。
对巴扎来说，那是一个坏消息。《阳德根报》(Ayandegan)，左派的一份报纸，也就是巴扎经常阅读并跟我谈论的那份报纸，被德黑兰的伊斯兰检察官查封了。这份报纸被控“在伊朗革命穆斯林中”刊发“转移注意力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以及试图“在不同的伊朗穆斯林群体制造分歧”——这涉及对激进的和非什叶派的少数；在发行量上作伪；向国家的一些地区看法不完整的报纸副本，“为出版旨在分裂国家的材料”而在报纸上偷工减料。这份报纸的资产被移交给扶贫基金；革命卫队则占领了他们的办公室。
巴扎——尽管见了设拉子和哈勒哈利——依然声称革命是属于他本人的，并在一次民众的运动中看到了另一场革命的可能性甚至端倪。尽管，这场革命，如今已经反过来对付他了。但革命者必须沉得住气；而巴扎恰好从他革命的父亲那里学会了耐心。报刊的损失是严重的——它对我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失败的原因是我的话——但巴扎也承受住了这份失望。
他并没有继续睡觉。不时地，在我们驱车穿过月光照临的沙漠的时候，他陷入了沉思。我们沿途经过右边的白色盐湖，那个他说过的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抛尸的地方；左边，则是革命的殉道者们埋骨的墓地，如果我们是在白天回来的话，我们就回去游览那个地方；接着，是右边的德黑兰炼油厂，从它高大的烟囱喷泄着火焰——在它沉睡的时候，伊朗正在赚钱。
大约在午夜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旅馆。在旅馆大门处，卢尔人突然提出了他一定是思忖了很久的额外的收费。他既按距离也按时间收费；他为晚了的那几个小时收费；最后，他比我们拒绝的那辆旅馆出租车的要价还要高。但这一天比他的讨价还价还要难熬，他未能享用他非常想要的午餐；带着不断增长的亲切，我曾长时间地研究过他那方形的小脑袋；他对他的米饭和羊肉的激情，在吃饭的时间对他来说终于来临的时候，是如此地充满胜利的味道；他转向我要更多的钱的那张瘦弱而布满疙瘩的脸，在汽车昏暗的灯光下是如此地恳切；他是如此彻底地符合于巴扎心目中善良而温和的工人的理念；以至于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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