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伊朗 | 德黑兰：信仰反对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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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信仰反对沙王
米歇尔·福柯 / 文
王立秋 / 译
德黑兰——德黑兰沿着一条水平轴线分成了两半。这座城市富有的那部分人，在庞大的建筑工地中，缓慢地爬上山麓，爬向清爽的空气。他们带花园的别墅周围，是高墙和坚固的金属门。在南边，则是巴扎，原来的城中心，和贫穷的郊区。在城市外围，目力所及之处，尽是像临时工房一样极其低矮的建筑，灰头土脸地低进平地。在稍远的地方，城市就崩溃了，因为数个世纪以来，为提供建设德黑兰所需的泥土，这里被挖出了各种巨坑。在皇宫和希尔顿酒店下面五六百米的地方，城市离开了它的空模。在这里，在洞坑之上，红色和黑色的防水布拉扯开，就形成了居所。
在那里，在这城市的尽头，在这人们已经可以感觉到沙漠的地方，两股对立的浪潮交汇了——因为农业改革的失败，农民被迫离家；因为城市化的胜利，城市居民也被迫出走。这个现象，概括了整个伊朗的特征，因为在十年里，伊朗的城市人口已经从九百万，增长到了一千七百万。
今天，和在每个主麻日一样，在周日里肩并肩的城市的两半，又分开了。北边的朝更北的地方走，去里海海岸。南边的也朝更南的地方走，去雷伊和伊玛目礼萨的曾孙长眠的老圣地。拱北周围全是跺脚和拥挤的人群。欧洲人很可能没法识别，哪一部分是农村集市，那一部分是宗教敬拜。当下的君主也的确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一潮流。在离这里很近的地方，他为自己的父亲修起一座大墓。他老爹，礼萨沙王，也曾在这里修过大道，做过具体的规划，不过现在，留下来的只有几个植物园了。沙王曾在这里彻夜举办派对，接待外国代表——因为在这两个死者的竞争中，伊玛目的曾孙赢了，在每个主麻日，他在碾压国王的父亲。
“都这样了，他们还有啥？”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他们已经切断了与自己传统的联系。当然，他们的生活狭隘而不稳定。不过，通过把他们从农场和工场里救出来，通过给他们许诺一份只有搬砖或建筑才赚得的工资（这也是偶尔才有的），你也就把他们暴露在永恒的失业之下了。如此地流离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有的难民，可不就是在清真寺和宗教社群里能找到的那种？”
但那些待在家里的人，也在经历一场相似、却看不见的“迁移”。有人尝试拿个人土地来搞农企。有人想搞出口作物，于是过去在本地种植的作物现在要靠进口了。有人想弄新的行政结构。几个月前，在一条荒废的公路上，一个标志还在欢迎开车的人来到梅博德呢。可你要真去找这个地方，那将是徒劳的，你找不到梅博德的任何痕迹。那个区域的人，在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在问他什么。研究表明，这个只对官僚来说才存在的城镇，是从五个分散的小村子折腾出来的，无疑，它是做给土地投机商看的。此刻，谁也不关心这个城市了，它就像无根的地理一样被扔到地上，但不久之后，这些人又要受到不同的统治，被迫过不同的生活、以其他关系相互关联，也许，还会流离失所。
如果不是在这个伊斯兰里，他们还能去哪里寻找保护、还能如何找到自己呢？这个伊斯兰，数百年来一直如此关切地调整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家族联系和社会关系。难道构成它的好运的，不正是它的严格和不变吗？一位社会学家跟我说过它“作为庇护所的价值”。不过，在我看来，这个熟知自己国家的人，因为过度西方（也许，是在身为欧洲人的我面前，出于谨慎才这么做的），而犯了错。
别忘了，八天前，对起义受害者的纪念仪式，就是在德黑兰那个名叫“天园”的巨大墓地举行的。在那里，死者长眠在一层薄水泥下的地表里，而成千上万的死者的家人和亲人，成千上万的人民则在礼拜。他们痛哭着，举起他们的手臂。但在下午的早些时候，在穿黑色和灰色长袍的毛拉在周围，讨论已经开始了，而且是如此地暴力！推翻沙王，是马上还是再等等？把美国佬赶出去，可怎么赶？武装起来还是继续等待？该支持还是谴责反对派代表（他们通过在议会里攻击政权，给世界一种自由回来了的印象）呢？后来，在傍晚的时候，人们举成小组，散开，又重新团聚到宗教人士周围。在政治的骚动中，死者没有被遗忘，而是得到了他们应得的尊重。
而且，八天前，成千上万在武装士兵面前赤手空拳的示威者涌入德黑兰的街道，叫喊着“伊斯兰，伊斯兰！”；“士兵，我的兄弟，为什么要射击你的兄弟？来和我们一起拯救古兰”；“霍梅尼，侯赛因的继承人，霍梅尼，我们追随你的脚步”。我还知道，不止一个按我们的范畴来分属于“左翼”的学生，在他高举的请愿牌上写上了“伊斯兰政府”这几个大字。
甚至有必要回到更早的时候。在这整整一年里，整个伊朗都在造反，从庆祝到纪念，从崇拜，到布道，到礼拜。德黑兰向阿巴丹的死者致敬，大不里士向伊斯法罕的死者致敬，伊斯法罕又向库姆的死者致敬。在夜幕降临后，成百上千家人门前的大树枝上点起了白色、红色和绿色的灯。那是刚刚遇害的男孩们的婚床。白天，在清真寺里，毛拉们激烈地批评沙王、美国佬和西方及其物质主义。他们号召人民以古兰和伊斯兰的名义，来和整个政权作斗争。在清真寺在庞大人群面前显得太过狭小的时候，人们就在街上架起了扬声器。这些声音，和佛罗伦萨的萨佛纳罗拉的声音、芒斯特的再洗礼派的声音、或克伦威尔时代长老会的声音一样可怕，它们在整个村子、整个街区回荡。许多这样的布道，还被录了下来，录音带在整个伊朗流传。在德黑兰，一位不信宗教的作家让我听了一些这样的录音带。它们看起来既不让人退缩，也不让人逃避。它们也不让人迷惑或恐惧。
我甚至都不必问他，是否这个另类地号召信仰者战斗、缅怀遇难者的宗教，对于死亡，并无深刻的执念——也许，它更注重殉道而非胜利。我知道他会这样回答：“你，你们西方人关注的，是死亡。你要她（指死亡）让你超脱生命，她则教你如何放弃。至于我们，我们关心的是死者，因为他们使我们与生命相连。我们向死者伸出自己的双手，好让他们把我们和永恒的正义之义务关联起来。他们对我们讲述权利，和权利要胜利就必须要进行的斗争。”
你知道那个最遭伊朗人嘲笑，在他们看起来最愚蠢、最肤浅的表述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直到当前的王朝的时代，毛拉们在清真寺讲道的时候，旁边都还有一把枪指着他们呢。
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伊朗人都是什叶派穆斯林。他们等待着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回归，这位伊玛目将创造伊斯兰在大地上的真正的秩序之治。尽管这一信念不会每天都说，明天大事就要发生了；它也不会无限地接受世上所有的悲惨。在我和阿亚图拉沙利亚特马达里（他无疑是伊朗今天最高的精神权威了）会面的时候，他对我说的头几句话之一就是：“我们在等待马赫迪，但每一天，我们都在为一个好政府而斗争。”什叶派，在当局面前，用一种持续不断的不安，来武装信仰者。它把一种热情(ardor)吹进信仰者的躯体，在这种热情里，政治的和宗教的并排躺在一起。
首先，这是信仰问题。对什叶派来说，古兰是正义的，因为它表达了真主的意志，而真主本身是想要正义的。是正义造就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制造了正义。当然，你必须到真主降示给先知的“那个”文本中去找这个正义。不过，你也可以在阿里之后，在先知的房屋里出生，受哈里发的腐败政府、和那些忘记了原来的正义的平等至上主义的体系的傲慢的贵族迫害的伊玛目的生命、言论、智慧和范例式的牺牲中解读出这个正义。尽管在等待第十二位伊玛目（他，通过显形，将重建完美的、平等至上主义的体系），但是，通过知识、通过对阿里及其后裔的爱、甚至通过殉道来保卫信仰共同体不受邪恶权力的威胁，也是必要的。
结果，就变成了组织问题。在什叶派宗教界，宗教权威并不是由什么等级建制来决定的。人们只追随他愿意聆听的那个人。眼下的大阿亚图拉们，那些对国王、国王的警察和军队摊牌，让整个人民走上街的大阿亚图拉们，并没有被谁推上王座。只是人们愿意听他们的话而已。甚至在最小的社群里也是这样，在那里，街区和村子的毛拉，把为他们的言辞所吸引的人召集到自己身边。他们的生计来源于此（即这些自愿聚到毛拉周围的人），他们培训弟子的经费也来源于此，他们的影响力更是来源于此。但谴责不义、批评政府、反抗不可接受的举措、进行谴责和给予指示的持续请求也来源于此。这些宗教人士就像许许多多的照相的底片，在它们这里，社群、共同体的愤怒和热望被标记了出来。如果他们想逆流而动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的权力，而这些宗教人士的权利，本质上就在于说与听的互动。
我们也不能把事情美化。什叶派宗教人士不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自七世纪起，它就一直在管理官方的宗教了。清真寺和圣人的拱北得到了巨额的捐助。大量的好处在他们手中积累起来，这就导致了他们与当权者的冲突与合谋。这也导致了许多次的摇摆，即便，诚然，毛拉们，特别是最谦逊的那些毛拉，经常站在反叛者那边。比如说，阿亚图拉卡沙尼最受欢迎的时候，就是他支持摩萨台的时候。在改变立场后，他就被人民遗忘了。
毛拉们一点儿也不“革命”，哪怕在这个术语最民粹的意义上说。但这不意味着，保守的重力，是什叶派宗教在反对政府、反对遭到人民厌恶的现代化时可以提出的唯一一个东西。这不意味着，它构成了一种在人民那里如此普遍以至于革命者也要被迫暂时加入它的意识形态。它远不只是一套可以传达其他词语没法传达的热望的语汇。今天，它是它过去好几次曾是的那个东西，是它把平民动员起来后，政治斗争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它把成千上万种不满、仇恨、悲惨、和绝望转变为一股力量。它把它们转变为一股力量因为它是一种表达形式，是一种社会关系模式，是一种灵活的、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基本的组织形式，是一种共同存在的方式，是一种言说与聆听的方式，是使人可为他人所聆听、和在他人渴望什么的同时与他们一起渴望什么的那个东西。
波斯一直有一个惊人的命运。在历史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它就发明了国家和政府。它在伊斯兰的基础上提供了它的国家与政府的模型，它的行政人员也曾为阿拉伯帝国工作。但从这同一个伊斯兰那里，它也衍生出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在数个世纪里，从未放弃过给来自人民深处的一切以一种能够与政权对抗的，不可化约的力量。
（最初发表于Corrieredella sera, 1978年10月8日。转译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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