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病理诊断书

作者张汝伦｜节选自《时代的思者》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09

NoneButJesus来自慧田哲学04:0805:29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成名作，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她作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地位。然而，在冷战后出版的有关阿伦特研究的论文集中，有关这部著作的文章可说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阿伦特研究的热门话题集中在政治行动和判断，或者伦理学与恶的问题，以及性别和犹太性问题等等，而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现代性政治特征的宏观观察与分析，却似乎成了过时的东西。然而，冷战以后的政治现实，却一再向人们表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许多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在被事实一再证明。

阿伦特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正是纳粹夺取政权及犹太人随后的悲惨遭遇，以及二十世纪其他特有的政治现象，使得她决心要从政治上找到世纪悲剧的答案。政治成为她的思考对象，主要不是出于理论的动机，而是出于经验的动机。正如英国著名的阿伦特研究者卡诺芬指出的：“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整个议事日程都是由她对世纪中叶的政治灾难的反思定的。”这个“政治灾难”，当然就是指纳粹统治和斯大林主义，阿伦特把它们称为“极权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阿伦特一切思想活动都是以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为出发点的。”

《极权主义的起源》发表在冷战方殷的1951年，这个书名使许多人误以为阿伦特的这本书是为冷战中的一方提供了重磅炮弹。可是，促使阿伦特写这部巨著的，根本不是当时的冷战，而是前冷战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对于阿伦特来说，极权主义不是指一种特别野蛮的政权，而是指某个更新更危险的东西。纳粹和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它的标准体现而已。极权主义是政治现代性的一个极端形式，是西方文明崩溃的征象。《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想探讨这个崩溃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就是那些在现代世界通行的现象，它们本身不是极权主义的，但在任何国家都可被用作极权主义的基础，不管其自己的特殊传统是什么。”所以这部书一开始并不打算用现在这个容易引起误导的书名。

阿伦特在1944到1945年之际开始酝酿写这部书，她与她的丈夫布吕歇尔把这部书看作是对欧洲十九世纪——布尔乔亚世纪的正面攻击。最初她起的书名是《耻辱的诸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但在给出版商的写作大纲中她也提到另一个可能的书名:《地狱的三根支柱》。它包括三部分（“论反犹主义”、“论帝国主义”、“论种族主义”）十一章，并没有“论极权主义”。到了第二个写作大纲时，此书分为四部分（“犹太人通向政治风暴中心的道路”、“民族国家的瓦解”、“扩张和种族主义”、“成熟的帝国主义”）十三章，仍然没有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问题只是在第十三章“种族帝国主义：纳粹主义”才有所涉及。到了1948、1949年她才决定在原来提纲结束的地方写现在书的第三部分“极权主义”。直到这本书即将准备出版时，才定了现在的书名。她有时也想干脆简单地叫它《极权主义史》。

但这个书名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容易引起误导。它并不是像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那样，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在回答著名政治哲学家福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给这部著作写的书评时，阿伦特说：“我不是写一部极权主义史，而是根据历史来分析；我不是写一部反犹主义或帝国主义史，而是分析仇恨犹太人的因素和扩张的因素，这些因素依然清晰可见并在极权主义现象本身中起重要作用。……这本书……对形成极权主义的因素给予一个历史的说明，接着这个说明的是分析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本身的基本结构。”《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后，引起了很多批判，这些批判大多是从实证史学的立场批评这部著作对极权主义的描述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但从阿伦特对福格林的答辩中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在这部书中并不是想要给极权主义提供一个经验的描述，而是要将它作为现代特有的一个现象加以分析，表明我们时代的危险。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德文版的序言中，阿伦特告诉我们：“这本书，目的是要阐述从德意志第三帝国和布尔什维克体制中，我们初次看到的、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新的‘国家形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揭示它的起因和条件。这些起因是，民族国家的没落和崩溃，以及现代大众社会的虚无主义的泛滥。这种崩溃过程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因素，正是本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所要探究的历史根源。第三部则是分析极权主义的本质形态。”从阿伦特的这些自我告白来看，《极权主义的起源》决不是一部肤浅的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也不是对极权主义的经验描述；而是要从根本上探讨这个现代特有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及其结构因素。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是一个新的现象，它之新，不在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人类从来就不乏痛苦；也不在于它害死了多少人；而在于它使人性本身处于危险之中。它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和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本无法用传统的范畴去把握它。任何历史流传下来的类似之事都无法使它那种恐怖的原创性逊色。它的特点就是依靠意识形态和恐怖来统治。

极权主义与传统的暴政或专制不一样，首先在于它的行为不是像专制暴君的行为那样是完全任意的。它固然也蔑视成文法，但它不是毫无“章法”，它有它的法，这就是它信奉的自然或历史的法则。它不但自己严格服从这法则，而且还强制实施这法则。由于坚信这法则就是天道或历史的必然规律，它不惜一切代价使之实现，包括牺牲具体的人。极权主义相信只有人类，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才是这些法则的实际承担者，其余东西都是被动地被它们决定的。

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法则解释为运动的法则，自然和历史本身就是运动，它们的法则就更不用说了，与稳定和不变没有关系。统治者的职责不是应用法律，而是根据其内在的法则无条件执行这运动。统治者谈不上什么“正义”和“明智”，他们只是“科学地”认识。因为他们认识了自然和历史的法则，他们就有责任排除一切干扰让其得到贯彻。主要的手段就是用恐怖来为其扫清一切障碍，确切地说，是具体的、复数的个人给运动造成的干扰和障碍。

因此，恐怖给运动或自己扫清障碍不完全靠肉体消灭，因为人总是杀不完的，而是靠通过恐怖使人划一，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特殊性，失去自己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成为人这个类的一个样本。“恐怖通过取消法律的种种边界使所有的人划一化，而正是这些边界给每个人的自由提供了存活的空间。极权主义的恐怖并不剥夺所有自由或取消某些根本的自由，至少根据我们有限的知识，它也没有成功地从人们心里根除对自由的热爱；它只是无情地逼迫人们互相反对，这样，自由行动的空间——这就是自由的现实——就消失了。”

在阿伦特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个别性和他们能自发行动和思想的能力。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能开始新的事情。人的本性是“不自然的”（unnatural），即他能自发行动；他能给自然过程设置人为的界限；制订法律，互相赋予权利，这些权利是“人的”，而不是“自然的”。但这些恰恰是极权主义的恐怖所要着力消除的。极权主义要在一切层面上消灭人的复数性和人的自发性，消除一切人为和偶然的东西，把人变成人类动物的标本，变成仅仅是一样东西，一个低于动物的东西，“一个不停反应和反映的集合”。

要达到这种对人的完全的控制一般通过以下步骤：首先是通过剥夺各种权利和公民权毁灭法人，然后是通过创造人的良心不再能起作用的种种条件毁灭道德人，最后通过集中营和死亡营毁灭个人，使得一个个个人成为“绝对的多余”。所以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的目标不是对人的专制统治，而是要建立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各种各样的人是多余的。

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光靠恐怖是不够的，还需要意识形态的帮助。阿伦特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像恐怖本身一样，并不是极权主义的，“只有在新型的极权主义政府手里，意识形态才成了政治行动的发动机，这是在双重意义上讲的：意识形态决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和使被统治者容忍这些行动”。意识形态是解释生活和世界的系统，它们声称能解释一切，过去和未来，但就是与现实经验不一致。但这也正是它起作用的条件：既然意识形态认为自己不取决于现存的经验，它就把一切事实视为制造出来的，这样也就不再知道任何区分真假的标准，“谣言的重复就是真理”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总之，恐怖和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必然是极权主义的，但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它们就是极权统治的两大功能，目的都是把人变成毫无主动性的原材料，变成实现自然和历史运动的铺路石。不同的是前者取消个人的思想，而后者给划一的人们一套划一的关于自然和历史运动的逻辑，这套理解证明了前者的合理。由此看来，极权主义就是从根本上毁灭人性。

那么，这样一个从根本上毁灭人性的东西，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正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阿伦特毕生的工作所要回答的。她在书中揭示的产生极权主义的那些基本因素，恰恰也是现代性的基本因素，这使得任何一个不被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模式束缚的人，都不能不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