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上）
2018.03.02
1.我国历史的意外转折使得关于这个群岛的一点儿微不足道的情况被公布于世。但就是那些拧紧过我们手铐的手,现在却有意和解地摊开手掌说:“别这样嘛!………不要翻旧账吧!……提旧事者失一目!”然而这条谚语的下句却是:“忘旧事者失双目!
2.在速捕机车司机英诺申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装着刚死去的婴 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在那里也进行了搜索。他们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
3.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4.另外,可以按照是否要随丈夫之 后把妻子速捕,而子女则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进行流放;或者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情况来区分逮捕类型。
5.他们在进行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方木材、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了床垫,从被搜查者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
6.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 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逮捕你表示反对(他反对一下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
7.我国几十年政治速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做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
8.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和电影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请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等待了两个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恰好自己送上门来!
9.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奥利茨卡娅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待下去了。
10.‘’你可以自由地析祷,但是…只能让上帝独自听到‘’ (因为这首诗,她得到了十年刑期。) 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一九二七年,为迎接纯洁社会的到来而对各大城市进行净化时,妓女们也同“修女们”混在一起被送到了索洛维茨。对孽海之花们的惩戒,刑律较轻,刑期只有三年。押送途中、递解站以及索洛维茨本身的环境都不能妨碍她们继续以其风 流职业在长官们身上、在押解队士兵身上挣钱。三年一过,她们便拎着沉甸甸的箱子回到了出发的地点。而宗教犯们却永远失去了重返家园与子女团聚的希望。
11.一个鞑靼马车夫撑住了百般 拷打:没有金子!于是就把他的老婆也关了进来,折磨她。鞑靼人还是老一套:没有金子。这时又把他女儿关了进来—鞑靼人撑不住了,交出了一万卢布。于是把家属放了,本人则被安上了个刑期——描写强盗绑票的最粗俗的侦探小说和歌剧,却在一个大国范围内认认真真地变成了现实。
12.下手就是连窝端,必须全家一起抓,甚至特别留意不让十四岁十岁或六岁的子女逃掉一个。全家必须一个不剩地出发到一个地方飞中去,一起去被消灭。(这是第一次这样的尝试,后来希特勒将其用来对付犹太人,而约瑟夫又将其用来对付各个不忠实的或有嫌疑的民族。) 但是,“富农”这个像抽人的鞭子似的术语的含义不可遏制地膨胀着。到一九三O年的时候,已经一般地把所有坚实的农民经济上坚实的,劳动上坚实的,甚而不过是信念上坚实的农民,都 冠以这样的称号。富农的外号被利用来打碎农民的坚实性。
13.我们回想一下,就会醒悟过来:颁布了伟大的土地法令。没有这个法令,农民便不会跟布尔什维克走,十月革命便不会胜利。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民从红军中回来,纷纷奔向自己争得的土地。从那时年以就起,总共才过了九年。忽然又分成什么富农、贫农。这是怎么造成吗?俄国人在一九二八年靠吃这些农民的粮食活过来,而现在本地的败家子和外来的城里人都冲上去消灭这些农民。兽性一发作,便 性—开始把最好的庄稼汉连同其家属一起抓起来,把他们两手空空、一身精光地扔到荒无人烟的北方,扔进冻土带……
14.总的来说,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15.这一分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分条被判刑的人总结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一间谍嫌疑(或者HI一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②”) 例如,你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 员)那里做了一件衣服。
16.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是削弱!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 “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马雅可夫斯基)
17.秋天,当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快 要到来,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普遍大赦的时候,斯大林这个幽默大师却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现在,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终胜利后第十七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们也开始觉得只是一种盲目的和表面的执行力量。
18.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进行。主持会议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任的新区委书记。在会以结束时通过了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以路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愚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以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这里,在 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 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上!|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儿滑头,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儿,不那么狂热,可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 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坚强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却也在鼓着掌——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 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发疯了!区里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都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有人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时恢复了平常办事时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何时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不羁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206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 “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怎样才能停下来呢?…… 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这就是利用盘事搞疲劳战术。
19.—区委书记来到地里督促春耕,有一个老农民问书记是否知道七年来集体农庄庄员靠劳动日没得到一颗粮食,得到的只是麦秸,而且还不多。因为这个问题,老汉被控进行反苏宣传,十年。 一个有六个子女的农民则是另一种遭遇。为了养活这六张嘴,他干集体的活儿卖死力气,总希望能挣到点儿什么。他真的挣到了—枚勋章。大会授勋,首长讲话。在致答辞时,这个庄稼 人动了感情,便说:“哎,要是能给我一普特①面粉来顶这个勋章多好!能这么办吗?”全场狼嗥似的哈哈大笑起来,而这个新的获勋者也就带着他的六口人被流放了。 现在是否能归纳起来说,当时被关进监狱的完全是些无罪的人呢?但是我们忘了说明,罪这个概念本身早已为无产阶级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则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②因而我们已经不能用有罪与无罪这些落后概念来进行投机了。
20.九四一年,德军如此迅速地包抄并切断了塔干罗格与外界的联系,车站上的货车里还留着待撤退的犯人。怎么办?总不能释放吧!也不能交给德国人。拉来油罐车,把货车车厢都浇上石油,然后点燃。这些犯人全被活活地烧死了。
22.全国的罪案显示出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和单调性。—一会儿全国遍地是强奸犯,一会儿只有杀人犯,一会儿全是私自造酒者,对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应。每种犯罪都好像是自己凑上去挨法令的打击,以便尽快消失!
23.于是,又来抓所有这些刚刚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来的人。来抓的人无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无精打采地去。他们对于全营制的烟荷包里装满马合烟,便去签署笔录。(而笔录总共只有一条:“是你坐过牢吗?” “是我。” “再坐十年。”) 这时,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来的人关起来一这还太少!还有那些肯定与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子女—不是也应当关起来嘛!要知道,他们一天天长大,还会想起报仇的(也许 他晚饭吃得太饱,做了个和这类子女狭路相逢的噩梦)。经过考虑、估量,便开始抓这些人的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将领们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子女,但还不是全部!
24.臆想的间谍(十年前是德日间谍,现在是英美间谍)。 教徒(这一次多数是教派分子)。 还没有斩尽杀绝的瓦维洛夫派和孟德尔派的遗传学家与育种学家。 亲西方思想还没有完全被吓掉的普通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们(大学生从严)。 时髦的罪名是 吹捧美国技术。 吹捧美国民主。 崇拜西方 现在十年已经算是幼儿园的刑期了。
25.将用铁环来箍紧脑门,①把人放进盛有酸性液体的浴槽中去,②把被赤身裸体地绑起来的人丢给蚂蚁和臭虫去咬,用汽炉子上烧红的通条插进 肛门(“暗烙印”),用靴子慢慢踩压性器官,最轻的则是整星期不让睡觉、喝水,打得血肉横飞……那么,不论哪一出契诃夫的戏都不能演到底,所有的主人公都会进疯人院。
26.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27.例如,在罗穆阿尔达斯·普兰诺·斯基留斯集团中约有五十名立陶宛人。他们在一九四五年被控张贴反苏传单。由于当时立陶宛监狱不足,就把他们送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韦利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一些人在那里受到了刑讯,另一些人没有经受住双重的侦查工作制度,结果所有五十个人一个不剩地都招认了。过了一段时间,立陶宛方面来了通知,张贴传单的真正肇事者找到了,而所有这些人都与此毫不相干!
28.维辛斯基在他的一篇驰名于专业界的报告中,根据极端灵活的辩证法精神(无论国家的公对他们来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指出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判明绝对真理,而只能判明相对真理。由此,他迈出了两千年来法学家们所不敢走的一步。那么可见,侦查和审判所能查明的真相也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在签署死刑判决时,我们反正永远也不可能绝对地确信,我们所处决的一定是有罪的 人,而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有罪的人,在某种假设上、在一定意义上有罪的人。
29.记得那个鞑靼人吗?他什么都忍受住了—一自己的痛苦、妻子的痛苦,而对女儿的痛苦却没有忍受住……一九三○年,女侦查员里玛利斯这样进行威胁:“我们把你的女儿逮捕起来,把她同梅毒患者关在一起!”还是个女人!
30.在新契尔卡斯克市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叫叶连娜·斯特鲁季斯卡娅在走廊里的凳子上坐了六个昼夜—让她不能靠,不能睡觉,不能倒下来,也不能站起来。这是六个昼夜呀!你试试去坐上六个小时! 又一个方案,可以让犯人坐在像化验室的椅子那样的高椅上使他脚不着地。这样,脚很快就麻木起来。让他坐上八至十个小时。有时,在审讯时,在囚犯一直有人盯着的情况下,要他坐在一张普通的椅子上,但要这样:坐在最边上,坐在座位边缘的棱上(再往前些!再往前些),让他刚好不滑下来,但要使椅子的棱角在整个审讯时间内硌痛他的屁股。几个小时不许他动一下。光这些吗?不错,光这些。你去试试!
31.从第一页起,契博塔廖夫就看到,他同所有著名的日本将军有密切往来,并从他们那里得到间谍任务。于是他便开始一页一页地勾掉。他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了出去。而与他一起被抓来的另一个中东铁路工作人员布拉吉经过了相同的场面,喝了酒,迷迷糊糊地签了名,结果被枪决了(对于饿了三天的人,一杯酒就有多大力量呀!而这里是一大瓶呢）
32.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儿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儿。” 而侦查员是亲自做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猾、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须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的给我端上来。”是 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诃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33.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当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悔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在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地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述,尽可能多地牵进一些清白无辜的人(有的人精神颓丧到那种程度,甚至请求不要向他们念笔录,受不了,拿来签吧!拿来签吧!)。只在那以后,才从单人监室放他到大监室去,在那里他将后悔莫及地发现并回味自己的错误。
35.但最可怕的是用下面的办法来对付你:扒掉你下身的衣服,让你仰卧在地上,两腿叉开。帮手们(可爱的军士们)坐在腿上,抓住你的手。侦查员—女人也不嫌弃这种事—站到你叉开的两腿中间,用自己的皮鞋(自己的女便鞋)尖踩住那个某个时候曾经使 你成为男人的东西,逐渐地、有节制地,但越来越用力地往地上压,一面瞧着你的眼睛并一遍一遍重复自己的问题或出卖人的建议。如果他没有过早地踩得稍稍用力些,你还有十五秒钟可以喊叫出来,说你一切都招认,说你决意让那些被你咬出的二十个人坐牢,或者在报刊上诋毁任何你视为最神圣的东西派进监室来的“耳目”轻声说:“没有法子!全招了吧! 头脑清醒的人说:“简单地盘算一下:留得青山在。 牙齿已经没有了的人朝你点头:“人家以后不会给你安牙。” 深知底细的人作结论:“招认也罢,不招认也罢,反正要判刑。 还有什么人在角落里预言:“不签名的,他们要枪毙!为了报复,为了使他们在侦查当中干的事不留痕迹。”
36.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受惩办。而且今天头顶戴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大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土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
37.要能够强于侦查员和整个这种圈套,需要什么呢? 应该在走进监狱时把留在身后的温暖生活置之度外。在牢门口就应当对自己说:生命已经完结,稍稍早了一点儿,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永远也不会重获自由,我已注定灭亡现在或者略迟一些,但迟些将更难受,还是早一些好。财产我再也没有了。亲人们对我来说已经死了—我对于他们来说也已经死了。我的肉体从今天起对我已经无用,非我所有。只有我的精神和我的良心依然是我所珍惜和尊重的。 在这样的囚犯面前,侦查机关将会发抖! 只有割断一切尘念的人才会取得胜利! 但怎样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石头呢?
38.C.∏梅利古诺夫回忆:“那是沙皇的监狱,幸福的回忆中的 监狱,现在政治犯们几乎怀着欢乐的心情去回忆它。”
39.还有一个我的中学同学当时差点儿因我坐牢。当得知他依然自由 的时候,我感到多么轻松呀!但过了二十二年以后,他给我写信说:“从你发表的作品中可以得出结论,你对生活的评价是片面的……你客观上成了西方,例如西德和美国法西斯反动势力的一面旗帜……·列宁(我相信你是依然尊敬和热爱他的)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老人家会最严厉地斥责你,想想这点吧!”我在想:“啊,当时没有把你关起来多么可惜!你失掉了多少东西呀!……,,
40.根据记载,亚历山大二世,就是那个被革命者视为眼中钉、曾七次企图暗杀的皇帝,有一回亲临施巴列尔大街上的羁押所(“大楼”的叔叔),并在二百二十七号单人监室命人把他关起来,在那里蹲了一个小时以上—想体验一下被他关在那儿的那些人的心情。 别人不说,侦查员心里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们除了在姓名会上以外,在私下或扪心自问总不能认真地说他们是在揭露罪犯虽然吧?但他们不是仍然一页一页地书写坑害我们一生的笔录吗?这正不短是那种盜贼的原则:“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们明白,案件是无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复一年地去干这种事。这是怎么回事?…主,…·也许是强迫自己不去思考(这就已经意味的着人性的毁灭),简单地认定需要这样做!给他们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错的。但是,记得纳粹分子不也曾经搬出过这个理由吗?谁也免不了要对盖世太保和国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
41.权力是一服毒剂,这是几千年来人们就知道的事。要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过支配别人物质的权力该多好呀!对于相信在我们众生之上还有着某种最高的东西,因而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权力还不是致命的。但对于没有高级领域的人,权力就是尸 毒。他们一旦被传染上,便不可救药了。
42.在那个时代道德还没有被认为是相到对的,而善恶是单纯地由心灵来区分的。
43.请每个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条生活道路,我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刽子手呢?
44.我记得很清楚,正是从军官学校开始,我感到了一种身为军人无须思考的简单化的喜悦,尝试按一般人的习俗、按我国军界的惯例生活的喜悦,以及把从童年时代养成的细腻感情一概忘却的喜悦。
45.而训练我们要像驯服小野兽一样:尽量使我们憋肚子火,好让我们以后想朝谁就朝谁发泄出来。我们经常睡不够觉——在熄灯后还会迫使单独一个人(在军士的口令下)做队列动 作—这是作为一种惩罚。或者半夜里把整个排叫起来列队站在一只没有擦干净的靴子周围:瞧!他这个下贱坯,现在必须把靴子擦到闪闪发光—你们都得站着看。
46.“弗拉索夫畜生,落网了吧?!枪毙他,这条毒蛇!!”驭手们怀着后方的愤怒(最强烈的爱国主义总是在后方)狂热地大声叫喊,同时还夹进了许多骂娘的话。
47.我自以为具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然而却是一个完全被培养好了的刽子手。要是我在叶若夫时期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学校,那么在贝利亚时期不是正好适得其位了吗?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在某个地方有一些坏人,阴险地干着坏事,只需把他们同其余的人区别开来加以消灭就行了。但是,区分善恶的界线,却纵横交错在每个人的心上。 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被得意扬扬的恶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过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而名字则是不变的。于是,我们就把一切都记在他的账上了。
48.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 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那么,从恶到善也是如此。
49.也说到了叛国分子—为什么在农奴制时代的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中没有这种叛国分子呢?那时出这种人才是自然的! 但她说得最多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说,从前,你们一切立足于肆无忌惮的贪欲—你们的口号是“抢劫抢来的东西”,那时候教徒对你们当然有妨碍。但是现在你们想搞建设了,要享受今世的快乐了—你们为什么要迫害自己的优秀公民呢?这一类人是你 们最宝贵的材料,因为教徒不需要监督,教徒不会去偷,不会躲避劳动。而你们却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设公正的社会!所以你们一切都搞不成。为什么你们要亵渎优秀的人们的心灵呢?让教会有真正的分立权,别去碰它,你们不会因此而损失什么!你们是唯物主义者吗?
50.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当他因 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绝于人类了,而且也许是一去不复返了。
51.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谁只要吭一声:“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甚至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嗤,没有整够 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 而在我们这里仅仅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不到三十人。
52.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没有找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没有把其中任何一个传到法院去,我们怕触痛他们的伤处。然而在我们的国家面前,在我们的子女面前,我们必须把他们统统找出来,统统加以审判!审判的与其说是他们,不如说是“是,我曾是刽子手和杀人犯。”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 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够不舒服,够可怕的就是了!
53.那就是:根据（沙皇）大赦令,无一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地、不多不少 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一九四五年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54.老狗已经养不成套链条的习惯。” 法斯坚科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便只求能像个人那样苟全性命。
55.德·苏济向我解释说:“残忍必定要用伤感来做衬垫。这是—互补定律。例如,在德国人身上,这种结合甚至变成了民族性。”
56.最使我们感动的是,从前当政治犯是一种骄傲,不仅真的亲属不和 他们脱离关系,而且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装作未婚前来探监。从前那种每逢节日给囚犯们送物品的普遍传统呢?在俄国,不先给无名囚犯们送点儿东西去供他们共同享用,哪家也不会开斋。送去圣诞节的火腿、大馅饼、烤饼、甜面包。一个贫穷的老太婆也会拿去十个上色的鸡蛋,她的心里才觉得松快。这种俄罗斯的仁慈之心被丢到哪里去了呢?它被自觉性所代替了!我们的人民被吓得那么厉害,那么不可救药,已经不会关心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了。现在你要在某个机关里建议为本地监狱的犯人举办一次节日前的募捐——那将会被认为几乎是反苏的暴动!
57.第一次是她由于无能而在战场上出卖了他们—一当时受祖国宠 信的政府做尽了一切为了打输战争所能做的事:先拆毁了防御工事。它把空军摆到必遭覆灭的位置,它拆卸了坦克和大炮、搞掉了有见识的将领并禁止军队进行抵抗。战俘—一正是那些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打击并阻挡住德国国防军的人。祖国任凭他们死在战俘 营里而弃之不顾,这是第二次没有心肝地出卖了他们。 而现在这是第三次,她用慈母之爱(“祖国原谅了!祖国在召唤!”)把他们骗回来,而在国境线上就用绳索套上脖子,从而没有良心地又一次出卖了他们。
58.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
59.他很少谈论冶金,而常用那定音鼓似的低音解释说,斯大林是与伊凡雷帝一样的统治者:“拼命地枪杀吧!勒死吧!”说高尔基是个没出息的和胡说八道的人,是刽子手的辩护人。我很赞赏这个列别捷夫:在这个有着充满智慧的头脑和庄稼人手脚的粗壮结实的躯体上,我仿佛看到了整个俄罗斯人民的化身。他已经思考过那么多!——我向他学习理解世界!
60.奇怪的是,被诬陷的暗害分子清楚自己并不是什么暗害分子,却表态说,整一整军人和神父是正确的。军人们心里明白他们并没有为外国间谍机关服务,也没有破坏红军,但却乐意相信工程师们是暗害分子,而神父们应该被消灭。一个坐牢的苏维埃人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本人是无辜的,但对待他们,对待这些敌人,任何方法都是合适的。他们就是被判了刑也还保持着在外面养成的迷信:相信到处都有阴 谋、放毒、暗害、间谍活动。
61.俄国不知进行过多少次战争(还不如少些好……·)。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我们听到过有许多叛徒吗?是不是发现过叛变是俄国士兵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东西呢?现在,在世界上最正义的制度下发生了一场最正义的战争,普通人民中突然出了几百万叛徒。这怎样理解呢?怎样解释呢?
62.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们嘴里清楚地说出一句俄语,就要被枪毙。被俄国人俘虏也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63.这次引渡具有符合传统的英国外交特点的阴险性。情况是,哥萨克们决心拼个你死我活,或者跑到大洋彼岸,哪怕到巴拉圭,哪怕到印度支那,就是不愿活活地投降。而英国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军粮,发给上好的英国军服,答应他们放可以在英军中服务,已经在进行检阅。因此,当他们以统一装备为借口要哥萨克们交出武器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五月二十八日,英军把这支队伍骑兵连长以上的全体军官(超过两千人)单独召集到尤登堡市,好像是去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商议部队前途问题。军官们在途中就上了当,被严密看守起来(英国人打得他们头破血升流),然后让车队一步步地被苏联坦克包围,然后在尤登堡城内开进乌鸦车的半圆阵,手持名单的押解队已经站在乌鸦车的旁边了。被引渡的将军中大部分是俄国侨民,他们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国内战争期间,英国人没来得及酬谢他们,现在还了。随后几天英国人照样用欺骗手段把普通士兵也引渡了。就在这几天之内,英国人同样阴险和无情地把几千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敌(他们一九四一年的盟友)交给南斯拉夫共产党。
64.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本国被奉为政治智慧的标杆而备受尊崇,在俄国监狱里的谈论中,这两个人一贯的近视甚至愚蠢却是令人吃惊地明显。从一九四一年费劲地磨到一九四五年,他们怎么竟样一个滑稽可笑的玩意儿(他们将来的致命弱点)而把萨克森和图 林根的广大地区交出去?他们有什么军事的和政治的理由要把几十万坚决不愿投降的武装的苏联公民交到斯大林手里去送死?据说这是他们付给斯大林保证参加对日作战的代价。手里已经有了原子弹,却向斯大林付出代价,为了让他不拒绝占领满洲……这难道不是政治盘算上的低能吗?
65.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饥荒。因为这次饥荒没有为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 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史料记载,一连数载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账的: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厢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 少粮食!”
66.偏私的法庭比强盗还狠。 法律睡觉时,法官就是敌人。 在你们面前站立着一个公民, 伸长了脖子悉听尊命。
67.押解队长发生了兴趣,便问:“为了什么事判的?” “平白无故。” “你瞎说。平白无故—那都是判的十年!
68.这只嘴喙渐硬的小雏是托洛茨基孵出来的:“恐吓是政治的强大手段,只有伪君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在还没有预见这几个字母,正如BHK(全俄肃反委员会)这几个字母一样,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
69.公开的法庭审判原来是这样搞法!探索中的斯大林思想终于达到了理想境界。(希特勒和戈培尔这些半瓶子醋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搞的那个国会纵火案是自我丢脸……)
70.雅库博维奇回答(一个奇妙的回答,包含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整整一个世纪):“所有人民都在受难—我们 知识分子也应当受难。”
71.我还认为,如果布哈林或李可夫向我们解释自己在法庭上表现的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顺从的原因,也会和这一样:同样的真心实意,同样的对党的忠诚,同样的人性的弱点,同样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72.斯大林在他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宜布他们是反对派,这就修他们失去了任何威力。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求得留在党内、并且不做损害党的事情。 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太多了!
73.布尔什维克号召起来革命的一个口号就是:“打倒被克伦斯基恢复的死刑!” 人们激动起来:已经废除了!检察长克雷连科解释说:“你们激动什么?废除的是死刑。而对夏斯特内我们不是处死刑，是枪决。‘’
74.一个区地政局的农艺师因为对集体农庄的谷物分析上有误(也许是分析没有中领导的意?)而得到了了死刑。 手工业合作社(做线轴的!)主任梅里尼科夫因为工工场里锅驼机迸出的火花引起了火灾而被判死刑!（赦免了他,给了十年)。 一九三二年在克列斯特监狱等候处决的有:费尔德曼一因为发现他有外币;转炉工人法吉列维奇—因为出卖了一条供制作笔尖用的钢带。犹太人的传统生意、谋生方式和游戏,也都够得上判处死刑!
这样,伊万诺沃的一个农村青年格拉西卡因下面的事而得到了死刑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在春天的米科拉节到邻村去游逛,喝了很多酒以后,用橛子揍了一下屁股—不是民警的屁股,不是的!而是民警的马的屁股!(诚然,他为了故意使民警生气,还从村苏维埃的墙上扯下一块板子,后来还扯断了村苏维埃电话的听筒线,并大声叫嚷:“打鬼呀!”……)
我们是否会有陷入死牢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做了些什么或者素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