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

文 / 尼采 译 / 田立年 1 在那散布着无数闪闪发光的太阳系的茫茫宇宙的某个偏僻角落，曾经有过一个星球，它上面的聪明的动物发明了认识。这是“世界历史”的最为妄自尊大和矫揉造作的一刻，但也仅仅是一刻而已。在自然作了几次呼吸之后，星球开始冷却冻结，聪明的动物只好死掉。——即使我们能够编出这样一个寓言，我们也还是没有充分说明在自然中人类的智力看上去是多么可怜、虚幻和易逝，多么放矢无的和没有根据。在人类智力存在之前是永恒，在它彻底消失之后还是永恒，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种智力除了人类的生活以外没有其他使命。相反，它是人类性的，只有它的主人和生父才会如此煞有介事地对待它，仿佛世界的轴心在其中转动。然而，如果我们能与蚊虫沟通，我们就会看到，它也带着同样的庄严飞过空中，也觉得自己是宇宙的飞行着的中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如此不可救药地一无是处和不堪造就，以致这种认识力量的轻轻一吹不能使它像气球一样立刻胀大起来。每一位门房都希望有人夸奖，而哲学家，这人中骄子，以为整个宇宙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值得注意的是，是智力造就了这一切。不用说，这些最不幸、最脆弱和最短命的生物之被赋予智力，不过是使他们暂时滞留于存在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这种手段，他们就会像莱森之子一样不顾一切地尽快逃离这一存在。对于认识和感觉的骄傲像是一场弥天大雾，遮住了人类的视线和知觉，从而在存在价值问题上骗过了他们。在这种骄傲中，认识被捧到了天上，致幻是其最普遍的后果，而它的那些最具体的后果也带有同样的欺骗性。 作为个体保存的一种手段，智力专心致志于作假。作假是不那么强壮的弱小个体保护自己的手段，因为在生存的争斗中，他们既没有犄角，也没有猛兽的利齿。人是这种作假艺术的集大成者。谎话连篇，阿谀奉承，故做多情，两面三刀，装模作样，狐假虎威，假充正经，隐瞒真相，对自己和对别人做戏——总之像着了魔似地不停地梦游——在人类中是如此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以至于没有什么比一种诚实和纯粹的真理冲动竟然会在他们中间萌生更不可思议了。他们深深地沉浸于幻想和梦像，眼睛只滑过事物表面和仅仅看到形式。他们的感觉从不通向真理，相反，他们一心只想接受刺激和在事物的背后摸索，仿佛是在做一场游戏。他们一生夜夜听任自己在梦中受骗，他们的道德感甚至没有打算进行阻止，而据说有些人曾靠纯粹意志的力量止住了喷嚏。人关于他自己究竟知道些什么？他真的能够有朝一日完全彻底地了解自己，仿佛自己就躺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展室中？自然难道不是对他隐藏了大部分事情，甚至与他身体有关的事情，以便把他关在一种骄傲的梦幻般的意识中锁起来，远离肠的盘绕、血的奔流和纤维的复杂颤动！她扔掉了钥匙。那倒霉的好奇心有一天也许会能够从意识禁闭室的缝隙向外打量，隐约瞥见是那些贪得无厌、残酷无情和令人反感的东西支持了他的放肆无知，仿佛他是骑在老虎背上做梦。既然如此，这个世界的真理冲动又从何而来呢？ 就个人希望保卫自己反对其他个人而言，他的智力一般多用来作假。但是就在同时，由于无聊，也由于必要性，他又希望社会存在和合群，因此，他不得不和好，并从他的王国尽力消除至少是最明目张胆的“每个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一和平协定所带来的影响似乎是通向获得那令人困惑的真理冲动的第一步，从此就有了“真理”一说，也就是说，事物的一种普遍有效和适用的名字被发明出来了。语言的这一立法同时也确定了真理的最初的法则，因为真理和谎言的对立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说谎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为了使某些不真实的东西呈现为真实的而使用法定的名称和词，例如，他说“我是阔佬”，而实际上他的恰当称呼应该是“穷光蛋”。他通过随意替换甚至颠倒名称而滥用固定的约定。如果他以一种自私的甚至有害的方式这样做，社会就会不再信任他和因此把他排除在外。因此，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们所痛恨的也主要不是欺骗，而是某些欺骗的令人不快的可恨的后果。正是在一种同样限定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人现在一心只要真理：他渴望真理愉快的保存生命的后果。他对于没有后果的纯粹知识漠不关心，对于可能有害和危险的真理甚至抱有敌意。除此之外，这些语言约定本身如何呢？它们是知识的产物也就是真理感的产物吗？名称符合事物吗？语言是全部实在的准确表达吗？ 只有通过忘却，人才会一度以为自己得到了那种最高程度的真理。如果他不满足于同义反复形式的真理，如果他不满足于空洞的外形，那么他一有机会就会用真理换取幻想。什么是词？词是神经刺激的声音摹本。但是，从神经刺激进一步推论到我们之外的一个原因，这就已经是充足理由律的误用和滥用了。如果真理是语言发生的唯一决定因素，如果确实的立场对于名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又怎么敢说“石头是硬的”，仿佛“硬”是我们另外熟悉的某种东西，而非只是一个完全主观的刺激！我们把事物分成不同的性别，称树为阳性，称植物为阴性，多么毫无道理的分派！这与确定性的戒条相去多远！当我们说“长虫”时，这一名称只涉及了它的细长性因而也同样适用于一条蚕，多么任意的划分！对于首先是事物的名称其次是事物的性质的多么片面的选择！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存表明，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物自体”（与任何后果无关的纯粹真理正应如是）对于语言创造者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而且一点也不值得追求。语言创造者命名的只是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关系他动用了最大胆的隐喻。首先是神经刺激转变为视觉形象，这是第一个隐喻，而视觉形象又在声音中被摹写，这是第二个隐喻。每一次转变都是从一个世界毫无保留地一跃置身于一个全新和不同的世界中。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从未有过声音和音乐感觉的完全地聋子。这样一个人也许会惊异地看着克拉德尼的声音图；他也许会发现它们的原因是弦的振动，现在决心弄明白人们所谓的“声音”的意义是什么。在语言问题上，我们全都和这位聋人一样。当我们说树、颜色、雪和花时，我们自以为我们知道有关事物本身的某些事情，而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事物的隐喻——与原始实体相去十万百千里的隐喻。事物自身的神秘的X以与声音显现为沙图同样的方式首先显现为神经刺激，然后显现为视觉形象，最后显现为声音。语言无论如何也不是按照逻辑发生的。真理追求者、科学家和哲学家后来置身其中并用它来工作和建设的全部材料即使不是来自乌有之乡，也肯定不是来自事物的本原。 我们进一步着重考察概念的形成。一旦词不被设定用作它从中产生的独特和全然个人的原始经验的提示物，它就立即成了一个概念，或更确切地说，当词需要同时适应数不清的多少相似——实际上就是从不相等因而完全不等同——的事例时，它就成了一个概念。一切概念都来源于差别物的等同。由于一片叶子肯定永远也不会与另一片叶子完全等同，因此，“叶”这一概念只能是通过任意摒弃这些个体差别和忘掉各种独特的方面形成的。这唤起了一种观念，认为在各种叶子之外自然中还存在着“叶”：一切或织或描或染或卷或画的叶子所依据的原型，但却是借助于一双笨拙的手，因而没有一个样本能成为原型的正确、可信和忠实的摹本。我们称一个人为“诚实的”，然后问“为什么他今天表现如此诚实？”我们通常回答说“因为他的诚实”。诚实！叶成了各种叶子的原因。我们对于被称为“诚实”的根本性质一无所知。我们知道的是无数个人化的因而彼此不同的行动，通过省略它们彼此不同的方面而把它们等同起来，现在称之为“诚实的”行动，最后又从它们中构想出一种名为“诚实”的隐蔽性质。我们获得概念也和获得形式一样，靠的是忽视那些个体性的和现实的东西，而自然既不知道什么形式，也不知道什么概念，同样也不知道什么种类，而直到一个对我们来说总是无法接近和不可界定的X。因为甚至我们在单个和类别之间的对比也是某种拟人化的东西，并非来源于事物本原，虽然我们不能就说它们与事物本原不符：这当然是和其反面同样不可证明的又一个教条论断。 那么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做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 我们仍然不知道真理冲动从何而来。因为我们到现为止所听到的只是社会为了存在而规定的责任：真诚就是使用通行的隐喻。因此，坦率地说，按照一种固定的约定与集体一起以一种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方式撒谎就成了一种责任。人这时当然忘记了这是他选择事物的方式。这样，他就以上述方式无意识地和根据多少年来的习惯撒谎，而正是由于这种无意识和遗忘，他获得了他的真理感。从我们不能不把某些东西分别称为“红”、“冷”或“哑”这种感觉出发，产生了有关真理的一种道德冲动。人们在与谁也不信任和到处碰壁的撒谎者的对比中，亲眼看到了真理的尊严、信誉和功效。作为一个“理智的”生物，他现在让自己的行为受抽象概念的支配，不再容许自己像过去那样跟着骤然的印象和直觉走了。他开始把这些印象普遍化为暗淡和乏味的概念，以便能够放心地让它们指导自己的生命和行动。人与动物的一切区别都来自于这种化知觉隐喻于图式和融形象于概念的能力。因为这些图式的世界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是活跃的原初印象永远不可企及的：一个等级金字塔制度的建立，一个尊卑上下界限分明的新世界的创造，这个新世界高居于活跃的原初印象世界之上，比当下知觉世界来得更稳定、普适、广为人知和人性化，因而成就了一个发号施令和必须服从的世界。每一个知觉隐喻都是个别化的和独一无二的，因而抗拒着任何分类，而概念的宏伟大厦却像罗马骨灰安置所一样井然有序，在逻辑中散发出数学特有的力量和冷漠。任何感觉到逻辑的这种冰冷之气的人都很难相信，像一只骰子一样赏心悦目和任人摆布的概念不过是隐喻的残余，而使神经刺激转变为形象的艺术幻想即使不是每一个个别概念的母亲，也肯定是它的祖母（1即概念来源于形象，形象来源于神经刺激）。然而，在这种概念骰子投掷游戏中，“真”就意味着按照规定的方式使用每个骰子，准确计算它的位置，恰当地对它进行归类，从不违反尊卑上下秩序。罗马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用严格的数学线分割天空，在每个这样划出的空间安排一位神祗，仿佛把它们安排在一座神殿中；同样，每个民族也都头顶一个精确划分的概念天空，因此认为真理要求每个概念神都只能在他自己的王国中找到。人们在此可能高声赞美，人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建筑天才，他在一个不稳固的实际是流水的基础上筑起了一幢无限复杂的概念宫殿。当然，为了能够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立足，他的建筑必须用蛛丝那样的材料作成，既精致得足以随波逐流，又结实得不致迎风折断。作为一个建筑天才，人比蜜蜂高出不知多少，因为蜜蜂用来建筑的蜡是它从自然中收集来的，而人却用他自己必须先行制造出来的精致得多的概念材料进行建筑。他因此应该得到大大的赞扬，但却不是针对他的真理冲动或纯粹知识冲动。当一个人把某些东西藏在一片树丛后面，然后又到同一个地方去找并在那里发现了它时，这种寻找和发现是不值得太多赞扬的但是，理性领域中的所谓寻找和发现“真理”却正是如此。如果我作出一个哺乳动物的定义，然后通过检查一只骆驼宣布说：“看，这是一只哺乳动物，”那么我确实因此说出了一个真理，但只是一个有限价值的真理，也就是说，一个完全拟人化的真理，不包含一丁点“本真”或任何不以人为转移的真正的普遍有效的东西。说到底，这种真理的探求者需要的只是世界的人的变形。他力图把世界理解为与人类似的某些东西，而这种奋斗带给他的最终也是一种同化感。与认为行星为人服务与人的幸福和不幸息息相关的占星学家一样，这样一种探求者也认为整个宇宙与人不可分割：整个宇宙都是一种原始声音——人——的无尽片断的回声；都是一种原始形象——人——的无限复多的摹本。他的方法是把人当做万物的尺度，但在这样做时却又错误地以为，他打算度量的这些事物会作为单纯的客体出现在他面前。他忘记了原始知觉隐喻之为隐喻而把它们当做了事物本身。 只有通过忘却这一原始隐喻世界，人才能够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生活：只有通过像灼热的岩浆一样从人类想象的根本能力最初涌流而出的一大堆形象的凝固和石化，只有借助于这个太阳、这张桌子、这扇窗子本身为真这一百折不回的信念，总之，只有通过忘记他自己本省是一个艺术创造主体，人才能够若无其事和不慌不忙地生活。只要有一刻他逃出了这种信念的狱墙，他的“自我意识”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他甚至很难认识到，昆虫或鸟的的知觉世界与人的知觉世界完全不同，而关于这些知觉世界中哪一个更正确的问题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凭正确的知觉预先作出决定，但这样一个标准却正是我们所没有的。总之，在我看来，所谓“正确知觉”即一个客体在一个主体中的正确表达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不可能性。在两个绝对不同的领域之间，例如主体和客体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因果联系、正确与否和表达问题。这里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美学关系——我指的是启发性的转移，向一种完全陌生语言的断断续续的翻译，为此一种自由创作的中介领域和中介力量总是必不可少的。“显现”是一个包含有许多歧义的词，因此我尽量避免使用它。事物本原并不“显现”于经验世界。一个失去双手而希望用歌声表达心中景象的画家通过这种领域替换，也许仍然比经验世界揭示了更多关于事物本原的东西。即使神经刺激和它所产生的形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必然关系。然而，如果统一形象无数次重复发生，代代相传，最后全人类都在相同场合产生相同的形象，那么对于人来说，它就与唯一必然形象没有什么区别了，原发神经刺激和继发形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严格的因果关系了。同样，一个永恒重复的梦也肯定会被人们感觉判定为实在。但是，一个隐喻的硬化和凝固对于它的必然性和唯一正当性绝对没有任何保证效力。 任何一个了解这种意见的人都肯定会对所有这类唯心主义深感疑虑，因为他一直不假思索地相信自然规律的永恒无矛盾性、全在性和不错性。他总结说，从望远镜所能看到的高度到显微镜所能看到的深度，我们现在所能认识到的一切都是稳定、完全、无限、规则和没有任何断裂的，科学在这一矿井里可以永远成功地开采下去，它所发现的一切东西都是彼此合谐而不是互相矛盾的，这一点也不像是想象的产物，因为如果它是想象的产物，那么就必定有一个地方，在那里幻想和非实在将被揭穿。对此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说，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感官知觉，只要我们能够一会像鸟一样知觉事物，一会像蚕一样知觉事物，一会像植物一样知觉事物，或者在我们中间一个人把某个刺激看作红的，另一个人看作蓝的，而第三个人甚至把同一刺激听成了一种声音，那么谁也不会说有什么自然规律性了，相反，自然只会被理解成最高程度的主观性创造。此外，一个自然规律本身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呢？我们并不认识它本身，而只知道它的效果，也就是它与其他自然规律的关系，而这些自然规律也只不过是作为一大堆关系才为我们所认识的。因此，所有这些关系总是离不开其他关系。它们的本原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们关于这些自然规律所知道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我们带给它们的——时间、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相继和数的关系。自然规律的神奇非凡使我们惊奇不已、觉得不能不加以解释，并对一切唯心主义嗤之以鼻，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我们的时空表述的数学严密性和不可违反性的结果。但是我们在我们自身中和从我们自身产生这些表述的必然性也就是蜘蛛结网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在一切事物中都仅仅理解到这些形式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它们必定全都表现了数的规律，而数正是事物中最令人惊异的。一切规律性，其中以行星运动和化学过程给予我们的印象最深刻，最终都是与我们带给事物的那些性质吻合的，因而不过是我们自己打动自己的方式。同样，我们的一切感觉由之开始的隐喻形成艺术过程当然也预先假定了这些形式并在其中发生。我们后来之所以能够从这些隐喻本身建立一座新的概念大厦，唯一的解释是这些原始形式的坚韧性。也就是说，这一概念大厦是对隐喻世界的时间、空间和数值关系的一种仿制。 2 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一开始是语言建造概念，后来这项工作却交给了科学。正像密封一边筑造蜂房一边向里面灌蜜一样，科学也在概念的伟大骨灰陈列所即知觉的墓地中忙个不停，不仅总是在修葺整理旧墓室和建造更高层次的新墓室，而且还特别努力地填充这一巍峨的构架，在其中安排整个经验世界也就是拟人化世界。一般人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理性及其概念，为的是使自己不被卷走或迷路，而科学探索者也把他的茅屋建在紧挨着科学之塔的地方，以便可以上塔工作，并在那些现存工事下为自己找到藏身之地。他不能不需要藏身之地，因为惊涛骇浪不断扑面而来，用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和完全不同的“真理”反对科学“真理”。 形成隐喻的冲动是人类的根本冲动。人们在思想中一刻也不能丢掉它，因为那样就会丢掉人本身。我们从这种冲动的概念产物中建造起一个规则而严格的新世界作为它的牢笼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种冲动就此销声匿迹或俯首帖耳。它寻找另外的活动天地和渠道，并且多半在神话和艺术中找到了。通过制造新的转移、隐喻和换喻，这种冲动不断打乱概念分类和组织，它无时无刻不显示出一种重塑清醒者眼中看到的世界的强烈愿望，以使它可以像梦的世界一样丰富多彩、变化不定、无所顾忌、令人迷醉和永远新鲜。确实，只是借助于一个严密规则的概念网络，清醒者才对他自己的清醒无可怀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这一概念之网偶尔被艺术撕破时，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巴斯卡说，“如果一个匠人每晚有十二个小时梦见自己是国王，那么我相信他就像一个每晚十二个小时都梦见自己是匠人的国王一样地幸福。”事实上，由于神话毫不怀疑奇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所以一个受神话鼓舞的民族——如希腊人——的白日生活更近似于一个梦而不是科学祛魅思想家的光天化日。如果每棵树都能摇身一变成为宁法开口讲话，如果神祗能扮成公牛拉走新娘，如果人们甚至看见女神雅典娜本人在庇西特拉图的陪同下骑着一队骏马驰过雅典的闹市——诚实的雅典人就是这样相信的——那么就像在梦中一样，任何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自然簇拥在人的身边，仿佛仅仅是众神的伪装，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而用这些形相迷惑人们。 但是，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听任自己受骗的倾向，在吟游诗人真有其事一样地讲述史诗故事或者戏院里的演员比任何真正的国王都更派头十足地演出时仿佛沉醉在幸福之中。只要能够骗人而不带来伤害，欺骗的主人即智力就是自由的。它从过去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欢庆它的农神节，从来没有过的奢华、富足、骄傲、聪明和大胆。它带着创造的喜悦把隐喻投入混乱和移动抽象概念的界石，例如把河流成为“本来只能在那里步行的载人的流动的道路”。智力现在扔掉了身上的束缚标记。在其他时候，它不得不为贪图存在的可怜的个人奔走卖命，像一个为其主人寻找猎物和奖赏的仆人。现在他自己以前的行为相比，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带有扭曲的标记。自由的智力摹仿人类的生命，认为这种生命是不错的东西，似乎很满足于它。生命贫乏者全身心附着于其上以保存自己的巨大概念构架和平台只不过是解放了的智力施展其高超技艺的脚手架和道具。打碎框架，破坏秩序，用一种反常的方式重组它们，把最不相同的东西拉在一起和把最密切相关的东西分离开来：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它并不需要这些一时拼凑，现在指导它的不是概念而是直觉。从这些直觉到精神图式即抽象概念的土地并无固定的道路可循。这些直觉没有词汇可言，人一看到它们不是变成了哑巴，就是只能用非法的隐喻和概念的前所未有的组合来讲话。他的这种做法，由于破坏和蔑视旧有的概念障碍，使他至少能在创造性上与当下直觉印象一比。 在某些时代，理性人和直觉人同时存在，一个恐惧直觉，一个轻视抽象。后者之非理性，恰如前者之非艺术。二者都想控制生活，前者想要通过预见、谨慎和有规则性来满足它的主要需要，后者却忽视这些需要并作为一个“欢乐的英雄”只把那些用美和幻想装扮起来的生活当做是真实的。每当直觉人在他的对手面前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发号施令——古希腊当时也许就是这样——，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文化就能成形，艺术对生活的统治就能得到确立。在这样一种生活的全部表现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乔装打扮、非贫穷化、灿烂的隐喻直觉。它们全都只是为了致幻。无论是房屋、步法，还是服装或灰泥罐，全都没有表明它们是因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它们看上去似乎全都意在表达一种高扬的幸福，一片奥利匹亚的晴空，好像是一场庄严的游戏。受概念和抽象指导的人通过抽象手段只能成功地避开不幸，而不能从这些抽象中得到任何幸福，当他追求最大可能的远离痛苦的自由时，直觉人却站在一个文化的中心，不仅获得了一种反对不幸的机制，而且已经从他的直觉收获了源源不断而来的启示、欢乐和拯救。无疑，当他痛苦时，他更强烈地痛苦；他甚至更经常地受苦，因为他不知道怎样从经验中学习，一次又一次地落入同一陷阱。他在悲痛中和在幸福中一样是非理性的：他放声大哭却不希望得到安慰。斯多葛派从经验中学习，用概念支配自己，同样的不幸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多么不同！这个平时只求诚实、真理、不受欺骗和避免迷惑性袭击的人现在却在制造一个大骗局：他在他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他面无表情，仿佛是戴着一副凛然、刻板的面具。他没有哭泣，甚至连声音也没有任何变化。头上乌云翻滚，电闪雷鸣，他紧一紧自己的外套，迈着平静的步伐向前走去。 3 描述一个神秘时代的大动乱性。东方。作为神话和祭仪指导者的哲学的开端：它组合宗教。 4 对于宗教的一种嘲讽态度的开始。哲学的新气象。 5 结论：柏拉图的国家是超希腊的和不可能的。作为一种按形而上学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的创始者的哲学再次达到了顶点。 6 “真理” （1）被当做一种无条件责任的真理对于世界是敌对的和破坏性的。 （2）真理的日常意义的分析（不一致性）。 （3）真理感 （4）作为人的过正矫枉者的不可能的东西。 （5）人的本质是不诚实的，因为它是乐天的。 （6）身体的世界。 （7）个人。 （8）形式。 （9）艺术。对它的敌意。 （10）没有非真理，就既不会有社会，也不会有文化。悲剧性的冲突。一切善的和美的东西都建立在幻想上：真理是杀戮性的——它甚至杀死自己（当它认识到自己的基础是错误时）。 7 与禁欲主义气味相投的真理究竟如何？既然“真”是一切表达的基础和人类保存的前提，那么人类的幸福就不能不要求“真”。但是按照另一种认识，人类的最高幸福又与幻想密不可分。因此，根据幸福主义原则，真理和谎言二者都必须为人所用。这也正是它们产生的原因。 坏真理就是那种掩盖和蒙蔽好谎言的真理；坏谎言就是在需要真理的地方出现的谎言。 坏真理的标志：只要真理不要人类。 坏谎言的标志：只要谎言不要人类。 坏真理第一个断送的是说出它们的个人；坏谎言最后一个断送的是说出它们的个人。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在牺牲人类的同时也牺牲了他自己。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而牺牲人类。 决疑：可以为真理牺牲人类吗？ （1）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对于上帝来说，人类可以为真理而消亡。 （2）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一种善终和生命的解脱。 （3）不被妄想冲昏头脑，人们就不会确信自己拥有真理，怀疑主义就会自然产生。 可以为一个妄想而牺牲人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否定性的。但是，在实践中，这样一种牺牲确实发生过，因为甚至对真理的信仰也只是一种妄想。 对真理——或幻想——的信念。清除一切幸福主义成分。 （1）因为它们是我自己的信仰。 （2）因为是我发现了它们。 （3）因为它们能够带来其他人对我的好评，能够带来声望。 （4）因为它们带来了一种不屈服的凌人的快感。 在所有这些成分都被略去之后，我们还能认为表达真理是一种纯粹的责任吗？分析真理信仰：所谓拥有真理说到底都只是以为拥有真理。责任感即由这种信念而不是那种据说的真理而来。这种真理信念预先假定个人具有绝对的知识力量，并且相信没有什么认识存在具有更大的知识力量，因而认定，表达真理也是其他一切认识存在的责任。但是，不同信仰的共存和冲突表明，也许我们全都误入了歧途，这一怀疑主义的假设给信仰的热情浇了冷水。 怀疑主义何以可能。它似乎是思想的十足禁欲主义的观点。它不相信信仰，并把任何信仰而繁荣的东西付之一炬。 但是，即使怀疑主义也并不是没有信仰，它还相信逻辑。因此，拱手交出逻辑是最为骇人听闻的：因其荒谬而信仰。这是对理性极其否定的全面怀疑。这是禁欲主义的一个后果。任谁也不能在这种理性缺失中过活，正如无人能在完全地禁欲主义中生活一样。这表明对于逻辑和信仰本身的信仰乃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思想王国是幸福至上论的王国。当然，如果生命和幸福被当作根据，那么对于谎言的要求就不能不引人注目了。怀疑主义转而反对非法真理，而纯粹真理本身仍然还是没有基础的，所谓指向它的冲动只不过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幸福主义冲动。 每一个自然过程从根本上说都是我们所无法解释的。我们的每一种解释实际上都只是指出实际戏剧过程发生的场地。因此，当我们说因果联系时，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只是一系列相继的事件。那种认为这种相继必定总是在某一特定场景中发生的信念往往难逃厄运。 逻辑只是语言桎梏中的奴隶。但是语言本身带有一种非逻辑的因素，诸如隐喻等等。原始冲动把本不相同的东西等同起来，因而乃是一种想学的运作。这是概念、形式等等存在的基础。 “自然规律”：仅仅是彼此之间和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 人是事物的固定不变的尺度。一旦我们把人想象成某种流动和不定形的东西，自然规律的严密性就不复存在。感觉规律实际上是自然规律的核心，是运动力学的核心。自然科学信仰外部世界和过去。 爱、宗教和艺术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可置疑的东西。前者的目光越过重重面具和把戏，直接深入苦难个人的核心，与他一同受苦，对他满怀同情；后者是一种实践爱，通过向受苦者指出另一个世界秩序和教导它轻视这个世界而安慰他。这就是三种如此出现的非逻辑力量。 8 我们在逻辑和数学中所看到的那种无条件的一致是否与某个大脑无关。与某个粗心大意和通常并不产生理性的器官无关，与灵魂无关：使我们成为人的是某些完全主观的东西。它是一份每个人都在其中有一份的累积的祖业。 9 自然科学是意识到个人的全部祖先财产的过程，是固定不变和有关规定的感觉规律的记录。 10 没有什么知识和真理冲动，实际上只有真理信仰冲动。纯粹知识没有冲动。 11 一切冲动都与快乐和痛苦有关。对于真理的冲动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对于没有任何后果的纯粹无偏真理的冲动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没有快乐和痛苦。而没有什么冲动不是预期着快乐的满足的。思想的快乐并不意味着任何对真理的迷恋。伴随着一切感官知觉的快乐在于这一事实：™全都是由推理产生的。在这个范围内，人总是遨游在快乐的海洋中。但是推理的逻辑运算所能提供的快乐究竟有多少？ 12 美德中的不可能因素。 人并不是受那些更高的冲动驱使的，他的整个存在都证明了一种更为松弛的道德。最纯粹的道德使人失去了他自己的本性。 13 艺术。必要谎言和自主谎言。但这后一种谎言又必须回溯到某种必要性。 所有谎言都是必要谎言。撒谎快乐是一种艺术快乐。否则就只有真理才能多少自得其乐了。艺术快乐是一种更伟大的快乐，因为它几乎总是在谎言的形势下讲述真理。 人格的概念，不用说还有道德自由的概念，都是必要的幻想。因此，即使我们的真理冲动也是建立在一种谎言基础上的。 悲观主义体系中的真理：如果真理不曾存在，那将更好些。 14 为什么艺术只有作为一种谎言才可能？ 我闭上双眼，却仍然能够看到无数变化不定的形象。想象产生了这些形象，我知道它们并不符合实在，因此我相信于它们的只是形象而不是实在。 外观，形式。 艺术带有通过外观唤醒信念的快乐！但是人并不是真的受骗，否则艺术就不再是艺术了。 艺术是一个骗局——但又没有欺骗我们？ 我们在我们完成的欺骗里所获得的快乐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在那一直被当做幻想的幻想中所得到的快乐的来源是什么？ 因此，艺术把幻想当作幻想。所以它并不想欺骗，它是真的。 只有对于已经被认为是幻想的幻想，只有对于不愿意诱使我们信仰因而也不刺激我们意志的幻想而言，纯粹无利害的沉思才是可能的。 只有能够把整个世界都当做一个幻想思索的人才有资格不带愿望和冲动地看待它：艺术家和哲学家。本能冲动在此结束了。 只要人寻找关于世界的真理，他就仍然还处在这些冲动的控制之下。但是，渴望快乐而不是真理的他渴望的是对真理的信仰，也即这种信仰的令人快乐的后果。 世界是一个幻想：圣人、艺术家、哲学家。 15 一切幸福主义的冲动都引起对于事物的真理的信念，对于世界的真理的信念。因此，科学就其整体来说走向变化而不是存在。 16 柏拉图曾经作为一个战俘在奴隶市场上被出售：人们究竟为什么需要哲学家？这也许会使我们臆度他们为什么需要真理。 17 I. 真理作为各种非常不同的冲量和冲动的一种伪装。 II. 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真理感。 III. 谎言冲动是根本冲动。 IV. 真理不可认识。幻想是可以认识的一切。艺术作为真诚的幻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