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水牛牧人的迁徙
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古遮人古老歌谣里所唱的那样，被上苍遗弃在一个残忍的世界里，颠沛流离。
文、图 | Michael Benanav，编辑整理 | 他者others
印度古遮人（Van Gujjars）是生活在喜马拉雅深山之中的水牛牧人，几千年来都在山中迁徙，然而正如世界上诸多游牧部族一样，他们不再被视作为当地的一部分，而是要被驱逐的入侵者。
印度德拉敦，凌晨两点Dhumman Kasana已经起床开始祷告了，屋里的泥墙随着煤油灯芯的跳动忽明忽暗。火上煮着茶，旁边放着水牛奶制成的黄油。还在地板上熟睡的孩子们被哥哥姐姐喊醒，后者得打包那些用粗麻布制成的床铺——一大家子得上路迁徙了。
这是2009年，我到印度北部找到依然在喜马拉雅山中过着游牧生活的古遮人Dhumman一家，他们欣然接受了我，使我得以与他们一同迁徙，记录下路上种种。
至少在过去的1500年间，古遮水牛牧人都在印度北部迁徙，人口约为5到7万，主要集中在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依靠水牛奶过活，每公升牛奶可以卖到1到22卢比之间。其实古遮人是穆斯林，但却食素，也绝不会杀死自己的牲畜或变卖它们。他们对水牛的感情如同对自己的亲人，牛死后还会埋葬它。
“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会回应你，你对它们付出感情，它们也会报答，几乎就和人一样。”Dhumman的儿子Sharafat这样说。
冬天，在北方邦和北阿肯德邦边界，锯齿形的西瓦利克山被茂密的树林覆盖，古遮人总喜欢赤脚在这里最高的山脉里四处走动，灵巧地为牧群收集树叶。4月气温上升、河流干涸、树叶枯萎，水牛们不得不前往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牧草地寻找食物。包括婴儿、孕妇在内的所有人就在此时启程，带着牲畜徒步几百公里抵达高地。等到大雪降临高原，他们再次返回低地森林中。
许许多多个世代以来，古遮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自西瓦利克山脉的低地森林到喜马拉雅山地的高原牧草地一圈圈来回着，然而如今这样的“轮回”变得不怎么牢靠了。
通常Dhumman家的迁徙路走20天左右，但那年因为国家公园的设立等原因，迫使他们改变路线与目的地，一家人走了44天。路上孩子们病了，畜群变得虚弱，有时男人们不得不为牲畜分担压力，背起家用物品行走。我们还遇上了一次风暴，在悬崖上，树木倒下把一头小水牛的腿压骨折了。Dhumman一家不肯丢下它，为它打上夹板后，抬着它在1.2万英尺高的山口缓慢前行……
这44天是对身心的折磨与考验。
摇摆的定论
Dhumman从祈祷中停下两次，指导儿子如何正确地把家中物品绑到公牛身上。在祷告的最后，他为家人和他们的44头水牛祈求旅途顺利。他们每年4月都会踏上一条亘古不变的迁徙之路，循着世世代代的祖先脚步。但是今年，Dhumman一家遇到了问题。管理他们氏族传统牧草地的当局发话，禁止原住民进入，认为他们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之一。
许多古遮人的牧草地被划入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印度，这些地区除了游客以外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入的。1992年拉哈基国家公园（Rajaji NationalPark）成立，这里原本是古遮人的冬日草场，那时园区管理者就给牧民施压，勒令他们离开，到村庄定居，学习务农。尽管抗议持续多年，仍有1390户人家迁离拉哈基过上了定居生活。那样的生活方式根本不可能养水牛，也无法延续游牧文化。
Dhumman所在的氏族还算幸运，他们和其他一千户左右古遮人的冬季牧草地在拉哈基西边，没划入保护区，然而他们的高原牧场，Dhumman度过了51个夏天的家，却最终被划入了加文帕舒维哈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保护区，森林管理局拒绝承认古遮人是当地原住民，除了以环保的理由，他们还声明“不希望外人使用林区资源”。
不承认古遮人或许是最方便的做法，但却没有立脚点。2006年印度发布法令，原住民拥有生活在传统土地上的权利，但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利于土地发展。古遮人的未来其实完全取决于科学研究者们的最终判定。
尽管古遮人提出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助于维持森林和牧草地的生态平衡。他们千百年来一直往来于同一片地区，从未产生过环境问题，足以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但环保主义者指出，牧民所谓的可持续是小范围的，水牛对森林和草地的危害毋庸置疑。
“之所以禁止水牛牧人进入国家公园是因为水牛过度吃草，以及任由它们过分踩踏会造成环境恶化，”印度野生动物学会的G.S Rawat教授如是说。
“古遮牧人对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没有定论，”专门研究北阿肯德邦高原草地的Nabi Jha说，“我们需要测算土地可以承受的量对比水牛所需要的量才能最终得出是完全禁止古遮人入内还是限制数量。适度放牧对这些草地通常是有好处的。”
2009年Dhumman和妻子Jamila，还有他们的七个孩子开始向高海拔牧区迁徙的那个4月初，一切还没有定论，当局也还没批复他们的入区许可。一家人打算边走边等，他们沿着亚穆纳河向北。与他们一起的还有Dhumman的弟弟和表亲。没人知道许可什么时候会得到批准或到底会不会被批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距离国家公园入口越来越近，被拒之门外的可能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愈发焦虑。他们进退两难，如果在一个地方逗留时间太长，给水牛带的饲料就会不够；如果未经许可进入公园，又很可能被拘留并罚款。
终于，4月底管理局发表声明了：“这些古遮人绝不可以进入加文帕舒维哈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保护区。”
这样一来，Dhumman一家毫无中间路线可走，因此他决定，这个夏天到另一片牧草地过。在那里，花上几千卢比和一些水牛奶应该就可以收买林区管理员，就等于有许可了。
讽刺的是，到了5月中旬，管理局又突然反悔了自己说的话，重新允许古遮人进入。但对Dhumman一家来说，消息来晚了整整两周，他们已经向东深入了陌生森林，没机会走回头路了。
骨折的水牛仔
席卷而来的乌云吞没山巅，冷雨猛烈地打下来，一分钟以后，电闪雷鸣。雨水持续钻进我们帐篷上的洞里，铺在草地上的床铺全湿了。营火受潮，冒出更多烟来。
那天早上还是晴空万里，我们都满怀希望，以为恶劣天气终于过去了。要是幸运的话，我们第二天就能走完这场漫长迁徙路的最后一程。就这样，我们挤好水牛奶，Jamila喊我们几个男丁先背上些物品爬到山间的小屋然后折返。她认为一些水牛和马都已经太累了，没法搬动所有的物品走上3000英尺的山口，这也是我们抵达目的地前要穿过的最后一个山口，任何我们能先搬的一些东西对牲口来说都是帮助。
Gamee、Appa、Sharafat和我尽可能多地背着家中所有沿着溪流踏上上山之路，那是一条陡峭的岩壁，途中还得翻过几个山丘。正当我们翻过一处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很快我们就看不到山峰了，灰色的云翻滚而下。尽管我们很想加速前进，但在这样的地方受困于喜马拉雅的风暴风险太大了。我们只得把许多东西藏在树林里，等到天晴再来取了继续前进，然后迅速下撤，在风暴降临前返回营地。
午餐后，大多数人都出去照看畜群了，他们挤在伞下或是躲在树下，试图让自己保持干燥，但毫无用处。这些人脚上穿的塑料鞋里都是水，羊毛披肩也吸满了雨水，但他们很是隐忍，还带有几分幽默地面对风雨，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舒适，重要的是照料畜群，免得它们遭罪。
我可不想让自己浑身湿透，就和照顾年幼孩子的Akloo一起呆在帐篷里。我一边跟她时有时无地聊天，一边写着笔记。Akloo的脸颊被营火照亮，绿色和紫色镶嵌的围巾颜色也淡淡地折射在脸上，她怀抱着最小的婴儿Hasina。与我们同处一室的还有穿着黄色针织衫的Appa，她给妹妹Salma梳着头发，而Mariam呢，她把自己裹在棕色羊毛毯里打瞌睡，偶尔也插话与我们一同说笑。这是一个让我难忘的温柔时刻。
突然，宁静被一声惨叫打破了，声音之绝望、之恐慌，让我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谁遇难了？”Appa和Mariam惊恐地面面相觑，然后同时叫道：“Bashi！”两人赤脚就冲了出去。我抓起相机，穿上雨衣雨鞋也跟了出去，只留Akloo继续照看孩子。
我们沿着峡谷中的泥路往上，爬过一块又一块岩石，终于遇到了往回跑的Bashi。她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浑身颤抖着向我们解释原委。
刚才她像往常一样照看着小牛们，暴雨来临时她躲进一块突出的峭壁底下。她知道自己的存在能安抚小牛。突然一记惊雷打中峡谷，瀑布成了大水泻下来，一棵树被冲断了，直直坠落，击中了5只小水牛。
Bashi吓坏了，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事实上她根本没考虑自己，只怕会有小牛伤亡，她撕心裂肺地哭着向营地跑来寻求帮助。
我们一行八人来到事发地，好在此时大雨稍歇。看到事故场景的一瞬间，人们都愣住了，震惊了，随后爆发出伤心的哭喊声，甚至对着苍天大叫。他们情感反应如此强烈，我难以想象如果是Bashi受伤的话，他们又能如何呢。几分钟后，年龄最大的Gamee开始布置任务，一些人负责查看伤情，另一些负责为水牛包扎，还有的则升起萤火为小牛们取暖。
五只小牛中有两只没有大碍，另两只看上去可能有内伤，但也不会有事，只有一头情况很差，它的左腿粉碎性骨折了，皮开肉绽，嘴角也渗出鲜血。不知是否是我受刺击产生了错觉，小牛的眼角似乎泛着泪光，就像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近一般。那一刻我也认为，它们是通人性的。
大雨又下起来。
我也哭了，是为我亲密的朋友们所遭受的这份不幸，也是为这只深陷痛苦的水牛。我坐到小牛身边，轻轻抚摸着它的脑袋试图给予一些安慰，这仿佛是一个摄影记者在此时唯一能做的事。
过不多久，Jamila和弟媳Roshni来了，两人镇定自信，掌控了场面。她们让孩子们回到营地或是去照看成年水牛，我留下来看她俩会怎么做。
两位妇女娴熟地把牛奶和姜黄色的粉末混合在一起放在一个干净的钢杯里，用一根绿塑料管把这些液体灌进水牛嘴里——这能防止伤口感染。
她们手上戴的银制手环叮当作响。
一切仿佛趋于平静时，天上又下起了樱桃大小的冰雹，我们无法继续在这样的环境里照料小牛，不得不到一块岩石下避雨。两个女人难过地透过雾气看着冰粒砸下来。命运啊！她们总结，彻底背弃了他们。两人跪倒在地，一边用尽全部气力在崩溃中祈祷，请求宽恕，一边，又仿佛全然地接受着上苍为他们早已谱写好的一切。
他们的绝望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场事故，整个迁徙途中所遇到的艰难困苦仿佛都在此时爆发了。或许最打击人的并非他们一路上已经承受的，而是他们对未来的恐惧。未来，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未来。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古遮人古老歌谣里所唱的那样，被上苍遗弃在一个残忍的世界里，颠沛流离。
我觉得这只开放性骨折的小牛根本不可能活得下去，脑子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会把它留在这里听天由命吗？还是会有某种人道的方式处理。
我也以为当晚的营地会弥漫着葬礼般的气氛。但是并没有，连Bashi都在家人的安慰下不再自责了，尽管事故完全不是她的错。她的家人成功修复了小姑娘的心理世界。
晚上，Dhumman也回来了，听了事发经过，他喝完茶，简单问了几个问题，也跑去看小牛。
他和弟弟商量良久，最终，弟兄两做出决定——他们要尽全力挽救小牛，治愈它的伤口，然后抬着它穿过山口。
游牧还是定居
折磨还没有结束。千千万万步跋涉，他们做到了，甚至可以说是优雅地做到了。但当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所有人都非常失望。一栋位于山坡一侧、摇摇欲坠的泥屋就是他们要度过夏季的栖居地了，房顶和墙都需要彻底维修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勉强的居所。Dhumman的弟弟则不得不在附近另造一栋房屋。相比他们原来的营地，一切都艰难多了。这里气温很低，每天晚上帐篷外都会结冰，海拔又比之前高了4000英尺，距离最近的村庄有15英里，海拔落差6000英尺，一家人又不得不去那里购买生活所需。他们一度有计划地分配食物，所有人都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最糟糕的是这座山完全没有家的感觉。
漫长旅途的终点是这样的结局让一家人长久积累的压力完全爆发了。Dhumman的妻子甚至想要放弃，认为或许接受定居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尽管这是对长久以来独立自主的古遮人所有生活方式的全盘否定。“我本来从未想过定居，”她解释说，“我们惯于四处走动了，但是现在这样的生活完全没有安全感。没错，定居生活会让我们失去很多，但至少我们能确定自己在哪生活。”
尽管焦虑、绝望，也想过放弃，但当我2012年再次来到印度拜访Dhumman一家时，他们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今年再次重返时依然如此。当局也没有再强行勒令他们不能进入牧区。不出意外的话，或许他们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Jamila 对我说，“要是能拥有一个定居的家，也还能继续游牧就好了。”
何尝不是呢，游牧者在颠沛流离时，也认为定居是一种选择。在今天，这些人最想要的是有一间定居的房子，又有游牧的可能。同时拥有两个世界，谁不想？
独立摄影记者，创立原住民文化记录非盈利机构。他记录与古遮人一同迁徙的新书《Himalaya Bound》于1月出版。他也与北美原住民、非洲马赛人等多个部族一同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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