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螺旋：关于加速主义和技术经济的21条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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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目的螺旋：关于‘加速’的笔记”（Teleoplexy：Notes on Acceleration），发表于2014年，作者尼克·兰德（Nick Land）, 文章收录于罗宾·麦凯 (Robin Mackay) 与阿尔曼·阿瓦尼斯安 (Armen Avanessian) 合编的《#加速#：加速主义读本》（#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sit Reader）。中译由冯优完成，校对及图文编辑由MAF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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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螺旋：
关于“加速”的笔记
尼克·兰德 / 文
冯优 / 译
MAF /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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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至今，全球共有将近2500次核试验引爆，其中500次以上在大气层中引爆，导致全球范围的坠尘。该图表试图同时展现这些核爆的数量和当量。（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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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在这里，“加速”一词用来描述资本积累（capital accumulation）的时间结构。它参考了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博姆-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的资本化模型所基于的“迂回理论”（roundaboutness）：其中，“节约”的概念和技术性被整合进单一的社会过程——资源由即期消费（immediate consumption）被转用于改进生产设备。因此，在资本增长爆发的历史条件下，作为资本基础的共同组成成分，技术和经济之间只存在有限的、形式上的区别。技术-经济（techonomic）（交叉激化的商业工业主义）是一对牢不可破的双生动力（twin-dynamics）。加速即是一种“技术-经济”时间。
§01.
起初，加速是作为一种控制论式的设想被提出来的。在任何被其自身的输出所刺激、从而由自力所推进的渐增式回路（cumulative circuit）中，加速都是一种正常行为。在由反馈（feedback）所主导的程序中，于其可示意图的区域上，只能看到各种性质的爆炸和陷阱。加速主义所识别的现代性的基本图示是爆炸性的。
§02.
从任何（历史）实例角度来看，爆炸都是危险的。只有在最极端的反常情况下，它们才可以被长久维持。因此，加速主义坚定地预测，现代文明的典型实践是一种处于控制下的爆炸，通常人们也称之为统治（governance）或规范（regulation）。
§03.
所有基本的都不用被强化，不用被说出来。只有另一方——补偿方（compensator），才需要紧急介入。因此，不应期待原始的（primordial）会首先到来，恰恰相反，要想进入这个程序，一开始就要从（控制论的）负向上进入，并通过一个由“具有原始性缺陷的补偿性元素”（aboriginally-deficient compensatory element）所构成的、日趋稳定的项目。（是囚牢，而不是囚徒在说话。）
§04.
被优先的补偿性（compensatory）倾向，是一跨领域、跨规模的社会常态。在控制工程学领域里，它体现为“调速器”（governor）或稳定调节器，二者是从统计-机械上的平衡概念中抽象出来的，普遍应用于各类受干扰的系统（甚至包括市场经济）中。在进化生物学中，它体现为“适应”（adptation），以及与“变异”（或“扰动”）相比，“选择”（selection）的理论优先地位。在生态学中体现为“顶级生态系统“（全球层面上即“盖亚”）。在认知科学中是“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在社会科学中是“政治经济体”（political economy），以及通过技术宏观经济学，例如中央银行，达成的理论与自适应政策（adaptive policy）的契合。在政治文化中，是被当做平息民怨的“社会公义”。在娱乐性媒体、文学或者音乐的表达形式中，它体现为程序化的解决不和谐以及神秘性。在地缘战略上则体现为权力的平衡。在上述的每一个情境中，补偿性过程决定了客观性的初始结构，其中不稳定因素从一开始就被消灭了。这种次级（secondary）的优先性即是社会视角下的常规（加速主义正是对此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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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式调速器（governor），英国工程师詹姆斯•瓦特于1788年为他的商业搭档马修•博尔顿的蒸汽机速度控制而设计。自从17世纪开始，离心式调速器已被用作监察风车和风车磨石之间的距离及压力，实物是一个锥摆结构连接至蒸汽机阀门，利用负反馈的原理控制蒸汽机的运行速度。这也是第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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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次级之所以被优先，是因为对于维持现状和保持稳定的普遍倾向是从历史上就建立起来的，且（这种倾向）至少被明确地表达过一部分。虽然，从严格的力学意义上来说，补偿性行为随着一种更原始的不安而来，但它却仍是保守的，或是具有（更为激进的）防腐性的（preservative），于是它更易于接受传统的遗产。恰恰是目的（telos）的惯力，使实在的存在被默许为组织所有从属方法的目的。这一“自然”的状况在人本主义未来学（humanist futurology）中几乎完美地被体现，后者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想要怎样的未来？”。
§06.
次级的优先性使其对加速主义的批判总是先发制人的（pre-emptive），这一优先性塑造着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由于加速主义不过是在生成一种没有补偿的扰动（uncompensated perturbation），直至一终极可能性，所以它容易被一种批判性的预知——既是传统的又是预言的——从本质上彻底捕捉到。关于这一批判的最终想法，不是要落脚在非左即右的政治原则的层面上，也不是被编年成一部逐步发展的哲学史。它与政治传统之本质的关联是，一次次的实现（actualization）都被确切无疑地落入比较中——是和那正在退去、而其确切的修复又尚未到来的伪原版真相（pseudo-original revelation）的比较。对于人类来说，这一批判是对现代性的“持久性批判”（perennial critique），也就是人类的终极立足之地。
§07.
次级的优先性要求“对批判的批判”先于一切。在加速主义生成之前，它就已经在预期中被谴责到尽头。这一“持久性批判”（The Perennial Critique）指控现代性凭借有系统的目的论式的颠倒（systematic teleological inversion），让世界处于倒立状态。在现代化，也就是资本化的进程中，生产方式趋向性地成为了生产目的。技术-经济（technomic）的发展，只有不断地扩张其手段的性能，才能长期确立其正当性。通过高强度地对工具性或扭曲的技术-经济定局进行转化，它展示了一种不可分割的目的论恶意（teleological malignancy）。在自动生产日渐深化的动态中，回路（circuit）的固化将工具拧到它自己里面去了，使得机器成为它自身的目的 。“资本的统治”是一场已经完成了的目的论式的灾难，机器人叛变或修格斯式的叛乱所带来的是强度不断加剧的工具主义，将所有自然的目的（natural purposes）颠倒成骇人的工具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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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博拉·考恩（Deborah Cowen），《致命物流》（The Deadly Life of Logistics）。作者通过阐述过去六十年中物流的系谱，揭露市场和军事以及领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论述从战场到董事会会议室，最后再回到战场。尽管企业和政府在物流方面的投入以商品供应为主，作者论证了其深层的政治性 ——而且，从物流漫长的历史说起来，它也与战争关系非浅。1970年之后，物流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的革命使得资本的重心从生产场所转移到流通的场所：工厂模式下的制造业已经不能再凭借节约劳动力、机械化的技术来谋取可观的利润，于是企业开始尝试提高商品在全球流通的速度和效率。由此，商业物流崛起，即同步协调商品或服务在国际空间内的存货，分销以及运输。（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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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技术-经济”是一个被谷歌到处乱扔，有着难以抗拒的必然性的词。它在无穷魅惑的金银山中反复地努力生出自己。现在只差将它的使用常规化。为了能够给处于完全是目的性地扭曲（twistedness）中的现代性或资本化起个名字，有必要在这里创一个不太一样的新词——目的螺旋（teleoplexy，译注：将“teleoplexy”中的“-plexy”译为“螺旋”是参考了Amy Ireland发表在Urbanomic网站上的文章“The Poememenon: Form as Occult Technology”，文中对“teleoplexy”一词所涉及的螺旋形图样及尼克·兰德其他文章中对这一概念的拓展有详细说明和解读）。它同时也是次级目的论（deutero-teleology），在目的上改变目的的目的；也是一个颠倒的目的论；还是一个自省地将自己变复杂了的目的论；目的螺旋同时也是一个正在生发的目的论（相比自然-科学的“目的论说”，二者不易区分）；也是对目的论的一种模拟——连超级目的论进程都在时间拓扑中（the topology of time）被溶解成了放射性坠尘（fall-out）。“像一个速度或是一个温度”，任何目的论都是一个强度上的数值大小，或者是不均质的量，并被灾难异质化。它和智能之间的分别模糊。加速主义终将要量度它（或瓦解（量度的）尝试）。
§09.
目的螺旋，也就是控制论（自我强化地）增强，形容的是机器的波长，在宇宙射线中，沿着终极紫外线逃逸。它和复杂性、关联性、机器压缩、负熵、自由能量耗尽、效率、智能以及运行能力相关联，定义着一个绝对的但难以捉摸的增长斜率。这一增长依照市场机制定位社会经济选择，如同生产效率、竞争力和资本资产值的衡量标准所表达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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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官网上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数据中心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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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John Gerrard在被拒絕拍攝谷歌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数据中心之後，根据大量航拍照片，通过实时渲染技术制造出比现实更虚拟的“服务器农场”。（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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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只有目的螺旋式的东西存在，也就是说资本化是一种自然-历史的现实，加速主义才会有一个真实的对象物。经由以目的螺旋的商业形式（commercial formality）作为经济现象（价格数据），从而在理论上理解目的螺旋，这一过程向我们展现的就是加速主义，同时，也是包含最多概念资源以及最无法躲避的问题的加速主义。至少，加速主义对严格的技术-经济之自然主义的构想涉及到的三重问题——商业相对论，历史虚拟性以及体系自反性——使其变得更复杂。
§11.
钱是个迷宫。它的作用是简化从而加快交易，如果没有它，这个过程就会向无限发展。由此看来，它显然是一种社会加速器。在货币系统中，复杂性在瓶颈或打结的梗塞处被传递出来，但这不能和解结混淆起来。结点聚集的地方就是迷宫生长的地方。钱可以通过伴随它的透视（或用角）幻觉——即钱代表了世界——辅助地方性在全球性的纷扰缠结中把“结”展开。这其实是将效用性（使用价值）和稀缺性（交换价值）混淆了，钱唯一的全球功能——配给（rationing），被“商品”分散了注意力 。钱将（选择）权力分配给一部分资源，它的绝对价值根据它本身的稀缺性以及由其分配的经济而富余不定地游荡着。价格与物品之间的明显关联是一双重划分的效果，或商业相对主义造成的结果，以协调竞争性投标（来自供应和需求两方）的孪生序列。从价格信息到自然数据（或绝对参考）的转化，在理论上提出了一项极端挑战。
§12.
资本内涵上的复杂性，不仅是由于空间中的竞争性动态，也是由于时间中投机的分离。正式资产是期权，有明确的时间条款，在现（交换）值系统中整合了预测。由此，资本化与潜能的商业化混为一谈，通过将潜能商业化和现代历史往越来越虚拟化的方向上（目的螺旋状地）倾斜，使得科幻小说情境作为生产系统中的必要成分运作起来。“尚”不存在的价值（除非以概率估算或风险结构形式存在）获得了对经济（从而也是社会）过程的指挥权，因此也必定会使“实际”贬值。在目的螺旋的指引下，本体实在论与现实脱节，使“什么是真实的”这种问题变得越发过时。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它们即将变成真实的——当下的观察者只能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一列模态量（a schedule of modal quantities）来掌握。技术-经济自然主义记录并预测历史虚拟性，这么做的同时也使其自身朝向一个物，它有着灾难性的、不可预料的特征，而它尚未主要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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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頻交易（HFT, High Frequency Trading）， 以毫秒等级的时间，搭配算法进行证券交易。高频交易借助高速电脑及网络设备，提供低延时交易（Low-latency trading），2017年，洲际交易所宣布与Go West Network合作，在芝加哥和东京之间提供连接北美和亚洲市场的最低延迟路线。该网络利用一组由北美西岸的微波塔、光纤线和太平洋海底电缆组成的系统连接芝加哥和东京，搭建“跨太平洋数据快速路”。（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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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Konstantin Grcic的《六面公共时钟》（Six Public Clocks）于伦敦金融中心之一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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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准结论是，对目的螺旋的评估是目的螺旋本身进行的一项研究项目。资本的综合价值是一种正在出现的估算，是其固有的分析智能，根据为了商业相对性而校正的价格（往“基本价值”的方向上修改），以及为了历史虚拟性而打折扣的价格（往可靠的风险模型的方向）自动生成的。这些错综复杂的计算会被自我指涉中的逻辑问题爆炸般地碎裂开——不仅是那些熟悉的问题，还有尚未被预测到的问题——随着它在人工时间中通过竞争性认知动态进行复利计算（compounds）。如果现代性拥有自发的、目的螺旋状的自我意识，它就会和从内在（immanence）处理的技术经济自然主义问题相符：这个世界价值多少？从目的螺旋反思的角度来看，这个从商业上构想的问题和与它互补的技术问题——地球能做什么？——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有的只是目的螺旋或控制论强度的自我量化，这也是计算机化的金融市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的）原因。当加速主义逼近目的螺旋这一自我评估的回路时，它的理论“位置”——或与它的对象相对的境况——变得越发纠缠在一起，直到它有了身份危机末期的基本特征。
§14.
目的螺旋如何才能现实地评估自身——或像低俗赛博恐怖剧情会说的“获得自我意识”？在一个尚不能自信地确定其配置方式的货币系统中，却几乎确定是激进地朝着去政治化和加密-数字的分配（crypto-digital distribution）倾斜，会发现价格与它本身那个被最大化加速了的技术源起（technogenesis）保持一致，把资本引入机械自动化、自我复制、自我改善，再逃进智能爆炸中。价格系统——它的知识论功能早已被理解——逐渐转变成反思地自我增强的、科技的超-认知（hyper-cognition）。不管意识形态立场为何，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目的螺旋对技术经济奇点（Techonomic Singularity）的预期，加速主义的进展只能够凭借其追踪上述发展的能力。如果缺少一个已完成的加速主义研究项目（甚至对于一个理论上的复杂版本的持久性批判来说，它也是必须的），现代性仍会被证明是绝对无法理解的。一个否定的结论，如果经过全面阐释的话，必然会生产出一应和人类纪的生态理论。
§15.
相对性、虚拟性和自反性这三重问题已经足够威慑并妨碍这一探查的进行，尽管它们不是不可战胜。另外，还有几重困难需要特别提到，因为这些困难的解决会成为全面的加速主义中重要的副零件，或者，如果分开组合的话，会聚合成一种关于伪装的扎实的历史哲学（是任何现实的经济理论都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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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普罗尔钢筋混凝土的根基底下，有一列火车顶着陈腐的空气在隧道中前进。火车悄无声息地滑过磁悬浮轨道，推动着空气在隧道中鸣唱，频率从低音一直衰减到次声波。他躺在房间里，震动传过来，干燥的拼木地板缝隙中，尘土飞扬起来。”（《神经漫游者》）
                
                
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著，Denovo 译，《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飞向太空》（Solaris）截帧，不同于当时大部分科幻或者恐怖片皆努力制造出骇人或有说服力的“异形”形象，本片以气候和氛围摹状一种“异质”——拥有意识的星球。（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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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被商业地构想出的经济体（作为一种价格系统）构成了一种社会历史生产（socio-historical production）的多层级现象学。这是众多表象的一种客观结构，展示被估价了的物品。这也是政治战场，其中对感知（perception）的策略性操控可以拥有无法估计的价值。这是持久性批判中存在已久的争论——即社会现象的货币化在本质上是冲突的。当下这一强制性去金属化（de-metallization）、（法定货币）政权以及计量经济学的官僚体制政治化、世界储备货币霸权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以及加密货币扩散的时代更是加强了上述质疑。当不构成问题（没有冲突的）的宏观总量（macro aggregates）或金融面值单位（units of financial denomination）缺席时，经济理论需要被规避。
§17.
社会-政治上的遗存形态通常会遮盖更先进的技术经济进程。尤其是传统法律定义的人身、动因和财产会误解资产的自治化及自动化，因其对所有权概念的理解非常有问题。知识产权这一概念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状态中（甚至在其与机器智能的兼容性在历史上被测试之前）。企业形象的法律认可为商业结构的技术经济修正提供了一条通路，但因为缺乏对所有权概念的基本认知（也从未有过可信的哲学基底），再加上总体的文化惰性，导致对新兴的目的螺旋机制的能动性产生系统性的错误认知。
§18.
资本集中是资本化的一种合成特征。不能假定资本集中、资本密度、资本构成及控制论强度的测量可以轻易获得或巧妙地重合。在重要的技术经济增强（techonomic intensification）和（不论是历史上熟悉的和返祖的，或是创新而认不出的）工厂模型以外的资本的社会扩散模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理论不兼容性。特别是家庭资产为秘密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场所，生产设备的储备可以被经济化地编码，从而成为耐用的消费品，包括个人电脑、移动数码设备和3D打印机。不论由网络支持的社会监控的趋势是什么，经济-统计机构对微观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感应能力尤其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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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穿越太平洋的集装箱船。（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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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不但是可行的，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朝向技术经济奇点的发展会被其过程中合成的超级能动性遮蔽，这种能动性的部分功能是历史的伪装，同时也会对最终的成果作出调整（作为一种路径依赖的后果）。能够形成目的螺旋状的引流途径的最显著的候选者是大型数码网络、商业企业、研究机构、城市和政体（或高度自治的政体零件，尤其是情报机构）。当这些实体对非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时，它们就会具有随意的机构个性的特点，减弱了的目的螺旋强度，以及残余的人类学特征。可以想象的是，在其中一些路径上，技术经济奇点可能以一个“友好的人工智能产物”或（人类政治学上的）“个体”的名义被终止。不容怀疑的是，在通向智能爆炸并以国家安全局为主线的路线上会展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其中暗含隐晦的后果。这边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理论结果是，这种在地的目的论必然会扰动更有持续性的趋势线，并将后者掰弯，仿佛是向着重力空间中的超巨大物体。也有可能一些中介个体——最明显就是政体——会被左翼加速主义有策略地投资，正是为了把地球资本主义（或技术经济奇点）的虚拟-目的螺旋谱系清除或扰乱。
§20.
如果在这个阶段，加速主义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的计划，这是因为对目的螺旋超智能（teleoplexic hyper-intelligence）的理论理解不能被除了它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达成。认知上自我掩盖的技术经济奇点，即准终极事物，其控制论强度和这一问题的范围难以区分。这一问题的难点，或说复杂性，恰恰是其本身，也就是说：真正的逃逸。因此，处理它就是部分地预见它最终自我反省的内容——通过技术经济货币，现代性的历史可以第一次被充分地结算。它除了自行资助其自身的探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一探寻以命运或劫数为单位、掩藏在日常经济符号系统之中、却可以被严格地提取，只要有正确的密钥。加速主义存在仅仅是因为这项任务已被自动分配给了它。命运有一个名字（但没有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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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怪形》（The Thing） 截帧，1982。影片讲述了挪威科考队一行在南极大陆与善于附体并伪装人形的未知生物较量的故事，影片最后一幕中，燃烧殆尽的营地外，幸存的两人陷入人与非人的对峙。队长麦克呼吸时的雾气或许反证了此刻另一名队员的非人，看似紧张后的平复，以及怪形生物的隐匿和无处不在，模糊了已知和未知的界限。（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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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罗宾·麦凯与雷·布拉希耶（Ray Brassier）合编、兰德文集《Fanged Noumena》的序言中，编者对兰德的写作风格这样评价：“兰德以赛博朋克为模型，他认为赛博朋克是一种以加强对未来的预想来对现实产生影响的文本机器，他自己的文本实验致力于将写作‘压平紧贴’在其指涉对象上。这些从未来反馈回来的文本‘投机’（speculate）了当下，并对其进行干涉。它们将所谓的 ‘骗局’（hype）跨-评价（trans-valuate）成一种积极的、并且是它们越来越向往的状况，并把科幻坍塌进催化效率中，‘利用通过对明天的希望而被改变的今天来为明天改道’”。
西蒙·奥沙利文（Simon O’ Sullivan）在文章《加速主义，超信，神话-科学》（Acceleration, Hyperstition and Myth-Science）中将《目的螺旋》一文作为兰德以写作构筑并释放“超信”的例子之一。“不同于兰德在上世纪90年代的写作，其（2013年）后的创作虽然收敛了科幻小说的风格却延续了他对可作用于当下的未来所形成的反馈环的强调。这些文章仍是超信的，因为它们依旧假设了一个人工实体，它是所有信号的源头。只不过这次所运用的神话去除了其中混杂的添加物，以一个更流线、更致命的版本出现：释放的资本主义2.0”。以《目的螺旋》一文为例，“文中的目的螺旋（一个‘自我强化的控制论增强’）是一个超信实体，对于它来说，典型及传统形式的人类主体或多或少是无伤大碍的，最差也不过是一个暂时的绊脚石。于是用兰德的话来说，加速主义‘看起来是一项不可能的计划’（至少对于人类来说），因为对‘目的螺旋超智能的理论理解不能被除了它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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