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敢倒下，我身后空无一人
1991年，美国得克萨斯州维多市，34岁的离异女子Kathy Page被人发现死在自己车里。据推断，她在死前遭受了殴打、勒颈和强奸。
经历了绝望的两年后，鉴于警方的低效之举，死者的父亲James Fulton开始在各类街边广告牌上投放自己的愤怒。
除了在广告牌上对当地警方展开抗议外，每逢女儿生日时，James Fulton还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祝自己女儿生日快乐，以提醒公众不要忘记此案。然而遗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
距今近二十年前，一位名为马丁•麦克唐纳的英国作家，在坐巴士经过得州时，看到了这些广告牌。
如今，马丁•麦克唐纳导演的《三块广告牌》斩获了包括奥斯卡影后在内的多项大奖。
司法不彰，则私法必昌
多年前的一个记者发布会上，某发言人曾留下传世名句“法律不是挡箭牌”，以警告那些在中国自讨苦吃的外国媒体。
这话的确切中要害，即便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条款，法律的最终价值还是要依赖有效性得以彰显。如果法律无法保护那些列在纸面上的权利，则其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于是，当司法不彰时，则私法必昌，当公力救济失效时，人们就会投奔私力救济——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实现权利，解决纠纷。
这自然是绝佳的戏剧冲突题材，古今中外有太多文艺作品构架于私力救济模式之上：比如“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元”的《女驸马》、比如“此案如不究明实情，浙江将无一人读书上进”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比如“我要求你主持正义”的经典黑帮电影《教父》、比如“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的美国战争大片《勇闯夺命岛》……以及最近迎来热烈讨论的《三块广告牌》。
其实，抛去《三块广告牌》中那些角色之间的私人恩怨，整个故事主线及核心，就是一位丧失女儿的单亲妈妈，因为不满警方迟迟无法破案，而通过在广告牌上发出质疑来进行私力救济的经历。也正因此，很多国人将其类比为美国版的《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莲》。这三位女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永不后退，因为她们身后无人支持。
从审美角度而言，这种身负冤仇，手逆乾坤的故事，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然而在现实中，私力救济的行为却不一定都能得到欣赏。
舍法求法的代价
原《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曾出过本书，叫《声音》，其主要内容架构，由数以万计“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的观众来信组成。在书中，敬一丹写到——
“有不少农民与律师一起找到了电视台，倾诉不平，寻求公道。我问过了农民又问律师：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找电视台呢？律师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舆论比法律有力量。”
然而，不通过常规路径寻求正义，即“舍法求法”，看似捷径，其成本天然却要增加许多。且不说花费时间精力金钱去求人托人雇人，光是苦主在这一经年累月过程中所展示出的痛苦、绝望、偏执、疯狂，就让很多常人惟恐避之不及。
比如《三块广告牌》的女主，自从打广告质疑警察后，先是自己被警察教训，随后当地神父过来劝勉“所有人都不站在你这边”，再之后被人身体威胁、遭受电视台批评、同事被警察拘留、送孩子上学被扔垃圾……而在真实事件中，Kathy Page的两个女儿也由于外公的广告牌，在学校受到了欺凌。
再比如村妇秋菊从市里告状回家后，家里人说“你别告了，你都不知道村里的人怎么说我们家，说我们是刺头儿，以后人家都怕我们了。”
正应了那句话：
“我们国家是这样的，如果你一辈子不摊上什么大事儿，那幸福指数是真的很高。但一切的前提是，你别摊上什么大事儿。大家平时都是BAT工程师，江浙沪小老板，外企资深HR，光鲜亮丽，文明礼貌，看美剧听巴赫，谈投资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横幅拉起来，微博发起来，膝盖跪下来，和进城讨薪，在包工头面前磕头的农民工其实没啥区别。”
事实上，私力救济，尤其是为雪深仇大冤的私力救济，对于普通人来说，无异于一次艰苦的创业历程。不同于创业者可以接受失败、止损或其它退出机制，私力救济往往是无法接受失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调动人力、资源所需要的能力，须具备的勇气、毅力与决断力，都和一个项目创始人没什么不同，这些素质也是绝大多数人并不齐备的。
更何况，在司法机器都无法给出答案的前提下，凭借个人能量又有多大几率能够伸张正义？无论《三块广告牌》还是秋菊、李雪莲，这三位女主最终都没能达成自己起初的愿望，反而陷入更深的漩涡中。
但，广告牌就是最后的挡箭牌
人类社会至今都有相当高比例的苦主，并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司法机构那里。英国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侵权事项时，只有20%的可能性会诉诸法律程序。在美国，如1000美元以上的民事案件中，只有1/10的美国人会与律师联系，律师只就其中约1/2的案件起诉，起诉后能够走到法院审理这一步的，连10%都不到。
可以说，现代社会绝大部分纠纷是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的，其中私力救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即使私力救济既不体面效率亦不高，法学界对其评价更是足够负面——“私力救济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密切联系”。但私力救济的存在无论是对受害者，还是对社会其他成员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正面意义。
作为一个伸张正义的新渠道，其对于受害者的价值自不必说。而《三块广告牌》的女主和“秋菊”们，对于社会公众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她们自掏腰包，自负精力，自担支出，以向社会重申权利的价值，和侵犯权利的代价。
法学泰斗贝卡利亚曾经说过：法律的震慑力，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即便司法机构无法惩罚犯罪者，可还有私力救济者接手，他们没有结案时限，没有调查终点。无论多么高明的犯罪者，都知道世界上此时此刻还有人在寻找自己。这就已经构成对犯罪行为的有效威慑了。
于是，当法律不再是挡箭牌的时候，广告牌还可能成为最后一道挡箭牌。
基于某些原因，我们不太可能在国内看到类似的广告牌，普通人在当前治理体系下也少有私力救济的空间，唯一曙光恐怕就是社交媒体上的转发。
但这一途径眼下看来尤其恶心。
鉴于受害者或审冤者往往“不合群、不得体”的表现，再加之人们心中“一个巴掌拍不响、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等“辩证法思维”，受害者有罪论在公众舆论场中逐渐成为了一种共识。
豆瓣网友“小波福娃”曾总结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做一个完美受害者至少要遵守以下几条——
1.公布的事件必须有足够的、多方面来源的证据支撑，措辞严谨，逻辑清晰，除了事件本身之外，不讲太多废话，十分节制，既能戳中痛点，又不过于煽情（有写公号十万加的能力）；2.面对各种非难和指责，保持冷静和克制，没有一句废话，只点出该反对观点的要害，一切见血（有一定公关能力和技巧）；3.绝不多说话，也没有重大措辞和策略失误，对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有充分的理由解释和事实支撑；4.没有可以被人肉出来的前科和不能见人的黑历史；5.有足够的社会和家庭支持，不至于心理崩溃而失态骂人；6.事件解决完/满足诉求后，立刻停用账号。
而任何受害者敢违背以上任何一条，人们就会迅速收回同情，开始拿“实锤”进行理智地质疑，将受害者重新设定为欺骗了自己的信任和感情的骗子，进而破口大骂，并期待“反转”。具体可参考江歌母亲、杭州林先生、夏俊峰之妻、马泮艳等人的遭遇。这些受害者，基本都难逃更多的“二次伤害”。
不用猜也知道，就《三块广告牌》电影中的女主，或这个故事的原型，那位老父亲的那些表现，如果发生在国内早被微博上的口水淹没了。
当有人付出如此大成本，实践对社会有正外部性的事情，也难逃人们的娱乐化消费与诛心指责时，不止法律不是挡箭牌，权利、正义和道德这些更虚无缥缈的玩意，就更无法成为谁的挡箭牌了。或许，大家都自信此生，永远不会摊上什么事儿吧。
即便摊上事了，也请不要声张，恐怕你的身后，早已空无一人。
作者：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