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间有味是清欢

有人曾问我：“谁是你最喜欢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啊？”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汪曾祺啊。”
那人穷追不舍：“为什么啊？”
我愣了愣，也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张爱玲，为什么不是沈从文，为什么偏偏最喜欢的就是汪曾祺呢？
后来再看他的《受戒》和《大淖纪事》，忽然从书中找到了答案：“他把普普通通的生活写得太美了。”就像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生活，是很好玩的。”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些帽子都有点大。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美的“捕手”，终身都在捕捉美，创造美，让你看了他的书之后禁不住感叹：活着真好呀！
在汪老的笔下，真的是万物静观皆自得，无一事不美，读他的文章，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敢尝试的美食家，一个爱画画、爱赏花、爱拍曲的才子，一个命运坎坷但仍随遇而安的达人，一个恨不得把自己泡在酒里的老头儿。
汪曾祺用一支笔，将我们带到了人生的另一重境界，让我们知道，原来平凡的生活也可以过得如此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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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这地方盛产两样事物，一是才子，二是咸鸭蛋。北宋时出了个秦少游，后来则出了个汪曾祺。
汪曾祺是1920年出生的，与张爱玲同年，但人们总觉得后者年龄比他大得多，大概是因为张爱玲出名比他早得太多，她二十几岁就名满天下了，汪曾祺这么大时还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
不过汪曾祺有一点远远胜过张爱玲，他在童年得到过充裕的爱。
汪曾祺少孤，3岁就没了娘，可一家子都很疼他，特别是他的父亲。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汪曾祺的祖父中过“拔贡”，也是个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2000多亩地，还经营着两间药店和一间布店。
在汪曾祺的眼中，父亲汪菊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会画画，会刻章，会做风筝，会摆弄各种乐器，他从四五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学文学画学书，父亲带着他到麦田里去放风筝，用小西瓜挖净瓜瓤给他做通体透亮的西瓜灯，这些都成了他的美好回忆。
“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父的名言，他对汪曾祺十分随和，汪曾祺爱唱戏，他就拉胡琴给儿子伴奏；他喝酒，给汪曾祺也倒一杯；他抽烟，一次抽出两根父子俩分着抽，每次还先给儿子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就在旁边出主意。
汪曾祺小时了了。
上小学时，他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同时还“以画名”，画的画总被贴在墙上展览。
可惜他数学太差，几何老师曾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意思是他的几何作业常不经论证就直接跳到结论。他也有自知之明，后来写过一首诗，说明是怎样踏上文学之路的，前几句就是“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初中毕业后，汪曾祺就离开高邮到江阴求学了，后又考上了被称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直到晚年，汪曾祺才回乡探访。高邮的大淖，高邮的山水，高邮的人物，一直都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数十年后写来，仍然鲜活异常，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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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不是个“好学生”，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大学生涯就是:生活太散漫，学习太偏科。
他爱旷课，经常晚上泡图书馆，白天躺在床上酣睡不已。战乱时，因邮路中断，他一度失去了家里的接济。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的业余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主要消遣有以下几项：
泡茶馆
当时泡茶馆相当于现在的泡咖啡锭，学生们常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汪曾祺泡茶馆不仅为了消磨时光，也是为了在此体味人情，他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茶馆里完成的。
下饭馆
有钱时，吃好馆子，什么汽锅鸡、锅贴乌鱼、铁锅蛋、腐乳肉之类，全吃了一个遍。没钱就吃米线、饵块，他什么品种的米线都吃过。
唱京剧
汪曾祺嗓子甜润，青衣唱得很好。大一时，他常常约票友们拿着胡琴到宿舍来过京剧瘾，同屋一个姓郑的广东同学极其憎恨京剧，他们一张口，郑同学就骂：“丢他妈，猫叫！”
唱昆曲
汪曾祺经常和朱德熙等人参加了云南大学的曲社，常在一起拍曲。合肥张家的四小姐张充和唱起昆曲来娇慵醉媚，可惜从不和他们来往。汪曾祺引以为憾，多年后写文章还记了一笔。
吹笛子
他常在月白风清之夜，从在大槐树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到半夜。同学中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写朦胧诗
他早年写的诗没有一首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有一句是“所有东边都是西边的东边。”因为爱写诗，汪曾祺在学校还小有名气。一次，他在路上听见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业余生活如此丰富，汪曾祺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少了，对于不感兴趣的课，他素来不去听的。朱自清讲课以严肃闻名，要求学生仔细记笔记，汪曾祺不太适应，经常缺课。后来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想让朱自清收他做助教，朱自清一口回绝了：“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我的助教呢？”
对于喜欢的课程，他还是学得很好的。闻一多教唐诗，把晚唐诗和印象派的画结合在一起讲课，对他启发很大。他替一个学弟做“枪手”，写了篇李贺诗的读书报告，大意是说，别人是在白纸上作画，李贺的诗则是在黑纸上作画。闻一多看了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过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沈从文教写作，主要是让学生写。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曾经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文章虽写得好，汪曾祺却没能从西南联大顺利毕业。因为他英语和体育都没及格，只得重修一年，后又因拒绝去当美军翻译而没拿到大学文凭。
大作家汪曾祺，原来是个肄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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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早年很落魄。
因为没文凭，他离开联大后，几经周折才找了所中学教书，名头很大，叫“中国建设中学”，其实是在荒郊僻野，连工资也发不出。
在这里，汪曾祺遇到了施松卿，也就是他一生的伴侣。施松卿是南洋华侨，比他大两岁，生得眉清目秀，就是老生病，联大的同学都叫她“林黛玉”。
施松卿对汪曾祺印象挺好的，早听说他是个“风流才子”，见面之后发现果然“一看就是个聪明相”。
在中学教书连饭都吃不饱，他们依然“穷快活”。没有肉吃，汪曾祺就学工友用油爆豆壳虫，一尝，居然有盐爆虾的味道！
施松卿不知从哪捡了匹战马，多年后，汪曾祺还记得她牵着马散步的那一幕：一个文文弱弱的年轻女人，在黄昏的天色中牵着一匹高高大大的马在郊外漫不经心地散步，真是漂亮！
离开建设中学后，他送女友回乡，两人先结伴去了香港探亲。施松卿从香港回了福建老家，汪曾祺一个人等船去上海。没钱的他只能住破旧客栈，吃最便宜的鱿鱼脚充饥，他形容那时的处境，“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偏偏小报上还刊登了一条消息：青年作家汪曾祺近日抵达香港。
在上海，汪曾祺成了“沪漂”，找不到工作，只得去朱德熙家寄居，一度写信给老师沈从文说想自杀。沈从文回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我改一下，其实是相伴送施松卿回乡，施有亲戚在香港）
骂归骂，最后还是沈从文托人帮他找了一份教职。到了北京，又是沈从文替他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缺。
汪曾祺换过很多份工作，在历史博物馆当过办事员，参加过四野南下工作团，在北京文联待过，还编过《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曾经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他已经不写东西了，因为当时写作必须“反映现实”，得深入群众，他没有这个经历，写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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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的一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平稳。他被打成过“右派”。
批判会上，连他的作品也成了毒草，他写的《早春》中有这样一句诗：“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批判他的人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成了什么程度？汪曾祺听了哑口无言。
他被发配到张家口农场去，跟着农民一起起猪圈、刨冻粪，还得上“高跳”，得给果树喷波尔多液。
这个时候的汪曾祺，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浮躁了，在农场照样过得兴兴头头。他在农闲时演戏，帮演员用油彩化妆，早上起来就蹚着露水到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插在玻璃杯里对着画，画了一整套《中国马铃薯图谱》。
他写过一首诗记述这一段的生活，其中有两句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他的眼睛确实很亮，到老了都是亮堂堂的。
对于当过“右派”，他居然挺得意，后来在《随遇而安》中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三年劳动改造回来，江青看上了汪曾祺，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控制使用”。这一控制使用，就有了名闻天下的《沙家浜》。
《沙家浜》有名的唱词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就是汪曾祺琢磨出来的，江青听了差点“枪毙”了，理由是“江湖口太多了”。结果汪曾祺等人还是瞒天过海保留下来了。
因为《沙家浜》，汪曾祺曾登过一次天安门城楼，也因为《沙家浜》，他在“四人帮”倒台后被贴了大字报，被勒令交代和江青等人的关系。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毕竟在喜怒无常的江青手下做事，他受了不少气，还好审查没多久就结束了。
动乱年间，他从未批斗揭发过任何人，有诗为证：“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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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是真正的大器晚成。
他早年也写小说散文，那时锋芒外露，走的是意识流路线，到了晚年才算是繁华落尽见真淳，回归到中国的传统路子上来。
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
从那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异秉》《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在写《受戒》时，他把构思和一些同事说了，大家很不理解他为何要写这么个东西，他激动地表示：“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受戒》发表后，有人评论说：“汪曾祺写了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巧的是，《受戒》英文本的名字就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台湾出过一本佛教文学集，《受戒》也在其中。这也能算佛教文学？
汪曾祺也被退过稿，退稿的作品还是他引以为豪的《葡萄月令》，可见不是人人都识货。
汪曾祺的写作条件是很艰苦的，他长时间没有专门的书房，得在小女儿汪朝的屋子里写作。汪朝下了晚班在屋里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就像一个要下蛋的母鸡找不到窝。
儿女们都和他开玩笑说：“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开始时，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下笔如有神的汪曾祺也有写不出的时候，他生平最怵写报告。汪家长期住在施松卿单位分配的房子里，房子很窄小，有外国友人来访，见“国宝”级的作家居然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差点没掉下眼泪。
家人让汪曾祺写个申请住房的报告，他半天也写不出一句话来，末了扔出一句话：“我写不出！我不嫌挤！我愿意凑合！”
汪曾祺一辈子只写短篇小说，理由是他觉得长篇小说不真实，他只写熟悉的人和事，有人劝他写点宏大的文章，他的回答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他分析过自己：“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
 孙女小时候不喜欢他的文章，因为“没词儿”，他愣了愣，笑着说：“没词儿，好啊！”
这个汪曾祺是有点狂的，他的狂气常常掖着，只不小心暴露过几次。
有一次，女儿汪朝说起杨朔和刘白羽的散文，汪曾祺突然生了气，大声说：“中国的散文，一败于杨朔，二败于刘白羽。”
他家一直挂着幅高尔基的木刻，到了晚年，有天他突然提出：“把这个取下，换上我的照片。”
儿女们都很惊奇地发现，原来老头儿自视还挺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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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火了之后，不少人模仿他，但总是缺少那种韵味。
    这是为何？
因为汪曾祺是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他既是个具有文人趣味的士大夫，又是个接地气的生活家，这让他的文章兼具文人雅趣与人间烟火味。
他是个“美食家”。他什么都爱吃，到昆明要吃米线，到张家口专吃土豆，到了京城就爱上了老北京爱吃的麻豆腐，还要用羊尾巴油炒。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写诗说：“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这就是汪曾祺啊，为了一顿河豚，能念念不忘60年。
他不光爱吃，还爱做菜，做的都是家常美食，拿手菜是水煮干丝和罗汉斋，吃过的人都叫好，家里人却说：“老头儿写得比做得好吃。”
我常想，一个能把家常小菜都写得如此有滋有味的人，他的生活一定同样有滋有味吧。
他还是个“酒鬼”。
女儿汪明称他是“泡在酒里的老头儿”，对酒来者不拒，白酒、黄酒、啤酒、洋酒都行。施松卿这方面管他管得挺严，以至于他馋得连料酒都偷喝。
有一次，他胆囊炎发作去医院急诊，医生诊断说这病与烟酒无关。他开心得满脸笑成了菊花，对着家人朗声宣布：“我还可以喝酒！”到底他还是因喝酒过多，患了肝硬化，后引起消化道大出血而离世。
对于汪曾祺的评价，我最喜欢编剧史航的说法：“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是个针对美的侦探。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写文章，只思甜，不忆苦。”
      读汪曾祺的文章，总会让我想起苏东坡那句著名的词：“人间有味是清欢。”对于他这样的文人雅士来说，不管生活境遇如何变更，总是固守着对生活的一种情趣，而这种闲情清欢，已慢慢消失在光阴的尘埃之中。
 汪曾祺曾送过宗璞一幅牡丹，画上题有一首诗：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
     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这正是他的夫子自道。他的文章就像一枝烂漫的山花，静悄悄地开在少有人烟的角落，偶有人经过，静悄悄地观赏一回，忍不住赞叹一声：真美啊！
 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