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有钱人家是怎样试图培养“不纨绔”子弟的

纽约的有钱人家是怎样试图培养“不纨绔”子弟的 蕾切尔·谢尔曼/文 王立秋/译

（克里斯滕·威斯巴尔的《无畏的女孩》，图：安东尼·昆塔诺） 在教育子女上，有钱的爹妈看起来事事成功。他们可以给子女提供最健康的食品、最用心的保姆、最好的老师、和最丰富的经验（从到国外旅游度假，到竞争激烈的实习机会）。 然而这些父母还是有问题：怎样在给子女这些好处的同时，不为之设限。在我为写作《愁云路：富有的焦虑》(Uneasy Street: The Anxieties of Affluence, 2017)而采访的，居住在纽约市内及市郊的五十对富有的家长中，几乎所有人都表达了对于子女可能变得“纨绔(entitled)”——这是一个脏字，意思有很多，如懒惰、物质主义、贪婪、粗鲁、自私和自满——的恐惧。反过来，他们力图让子女保持“接地气(grounded)”和“普通(normal)”。当然，没有父母会希望养出二世祖；但对这些所受物质限制相对较小的父母来说，养出被宠坏的孩子的可能性就尤其高了。 这番挣扎凸显了在这个历史时刻，精英家长们面临的两大挑战：财富的污名，和竞争的环境。在二十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有一个类似于贵族的上层阶级，他们主要是来自旧富(old money)的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清教徒(WASP)家庭，经常名列《社交名人录》。这些人对继承来的优势感到舒服，经济地位安全，于是，他们公开地认为，自己属于更高级的那部分人。通过把子女送进精英学校和让他们与同社群人家的子女结婚，他们力图再生产他们的特权。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同质化的“有闲阶级”没落了，“工作的有钱人”（特别是在金融行业）横空出世了。高收入人群的队伍，也部分地多样化了，开始对WASP人以外的人开放。这个变化导致了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在大学录取领域。 同时，一种更为平等至上主义的话语，也占领了公共领域。就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沙姆斯·汗(Shamus Khan)在他的著作《特权》(Privilege, 2012)中论证的那样，对有钱人来说，那种认为他们仅凭自己的身份就理应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看法，不再具有合法性了。相反，他们必须把自己塑造为是凭才能，特别是通过努力工作，才获得、并理应获得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同时，大众文化意象，又把贪婪、懒惰、肤浅、物质主义或有其他道德缺陷的有钱人形象给扩散了出去。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竞争和道德挑战都进一步激化了。对年轻人，甚至是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变得越来越少。危机也使极度的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并使顶层的那些人暴露在更严苛的公共批判面前。 在这个氛围中，普遍的感觉是，有钱、和在道德上富裕这两件事情是不大可能兼容的，而有钱人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和我交谈的那些家长，都在为培养配得上他们的特权的子女、鼓励他们成为勤奋的工作者和律己的消费者而斗争。他们经常使用让人想起宽泛的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语言，谈论如何使子女保持“普通”。同时，他们又想保障他们的子女能够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教育和劳动市场中胜出。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引出了限制特权和主张特权之间的深刻张力。 在父母关于的教育决定中，这个冲突表现的特别明显。许多父母在原则上支持公立学校的理念，却对公立学校的大班级、缺乏运动和艺术项目、和高等教育前景心存疑虑。但他们又担心，让子女去上私立的精英学校呢，会扭曲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使他们只接触得到极有钱的，“纨绔”的同龄人。贾斯丁，一位金融企业家，就在选择私立学校上因心理冲突而不知所措，他说：“我想让子女普普通通。我不想让他们娇生惯养，去混什么乡村俱乐部。”另一位有钱的父亲，凯文，更倾向于公立学校，他不想让他的小儿子生活在“精英主义的”“狭隘世界”里，因为在那样的世界里，“你只认识一种人。他们都在抱怨他们的设计师和他们的奶奶。” 打工问题也会引出这种困惑。所有与我交谈的家长，都想让他们的子女拥有强烈的工作伦理，有的家长担心，如果没有工作伦理的话，他们的子女会没法自立。甚至那些可以养子女一辈子的家长，也不想这么做。比如说，斯科特（他的家产超过了五千万美元）就“很害怕”他的子女长大后变成“懒惰的混蛋”。家长也想确保子女不会成为物质主义的消费狂。一位父亲这样说他的儿子：“我想让他知道个度。”一些父母通过要求孩子做家务，把消费和工作伦理绑在一起。一位有上千万资产的母亲最近就开始要求她六岁大的儿子洗自己的衣服，来换取他的活动和其他特权。 这位母亲，和许多其他孩子更小的父母都说，他们会坚持让子女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去打工赚钱，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一美元的价值”。不过，如果父母看到打工与培养子女能力的其他方式冲突的话，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决心就会动摇了。中产阶级出身的凯特，在谈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做过的“破工作”的时候说：“承认这是你得做的事情，然后你拿到工钱，那才是你的钱，然后再去花它，是有一定价值的。”但她的伴侣，继承父母财富的纳丁，则说女儿在餐厅里打工的时候，本可以“到阿拉斯加研究港海豹”。她说：“是，你想让他们知道工作的价值，拿到工作的回报，等等。我也不想让我们的子女变得纨绔。我不想让他们，比如说，叼着银汤勺长大。但我也觉得，生活里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工作以外那许许多多的，真正令人激动的机会的。” 当然，帮助子女理解限度、约束的最好办法，是强迫他们。但是，尽管内心冲突，这些父母也都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来限制子女的消费。甚至抗拒私立学校的父母，也倾向于止步于那里。他们对（子女）消费的限制涉及微乎其微的，这就构成了社会学家阿里森·普赫(Alisson Pugh)在《渴望与归属》(Longing and Belonging, 2009)中所谓的“象征性剥夺”。面对竞争激烈的大学录取，在作为我的研究样本的家长中，没有一个让自己的高中生子女去打工；这些家长更倾向于把他们的家庭作业描述为“工作”。 与限制子女的特权相反，家长们试图管理孩子对特权的感觉。他们想让子女懂得欣赏他们的私人教育、舒适的家、定制的衣服、以及（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乘坐的商务舱或他们的私人旅行。他们强调，这些特权是“特别的”或是“犒劳或款待”。就像阿里森在谈到她家的两次年假的时候说的那样：“你不想让你的孩子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应该知道］大多数人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正常的，你应该觉得这是特别的，这是一种犒劳或款待。” 同样，他们也想方设法地帮助子女理解“现实的世界”——用一位身为百万富翁的母亲的话来说，确保他们“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另一位母亲则鼓励她儿子和一个生活在小公寓里的中产阶级家庭交朋友，因为，她说：“我想让我们立足于比他的私立学校社群更普通一些的地方”。 因此，理想地说，子女将是“普通的”：勤奋的工作者，审慎的消费者，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优越。但同时，他们又会认识到，他们不普通，他们会欣赏自己的特权，不装逼，不炫耀。如此，平等至上主义的性情，也就使（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合法化了，使这些子女——和家长——能够在不有损道德的情况下，享受、和再生产他们的优势。看起来，这些天，有钱人可以真纨绔，只要他们不表现得“纨绔”或给人“纨绔”的感觉。他们可以不凡，只要他们不自命不凡。 译自Rachel Sherman, “How New York’s Wealthy parents try to raise ‘unentitled’ kids”, 原载Aeon, https://aeon.co/ideas/how-new-yorks-wealthy-parents-try-to-raise-unentitled-k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