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研读笔记
《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简称《称价钱帐》）是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残纸。这份文书挺有意思，从内容来看，应该是麴氏高昌王朝统治下，对贵重金属、生丝、药材、香料等商品的交易税收记录。参与交易的商人主要是粟特昭武九姓胡商，少数是突厥人。
粟特胡商们大老远的将货物带到高昌，基本上就没有动力进一步东进了，他们就干脆在高昌将货物卖了，然后再购入一些其他当地的廉价物品运回西方。于是高昌就成为当时粟特胡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高昌王一看，这么多胡商在自己的地头做买卖，不抽点税怎么成？于是派专人负责对商品进行称重估价，向交易双方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称为“称价钱”，每半个月统计一下收取金额。不过遗憾的是，这么一份非常具有价值的文书，居然被墓主人拿来做了纸鞋，导致这份文书变成几片不相连的碎片，某些关键的信息有所缺失。比如说这份文书上的年份干支恰好残了，而发现文书的墓葬里也没有记载年代的遗物，那么这份文书到底是哪年书写，就没办法直接判断。我根据残存下来的月份日数初步推测，可能是高昌国王麴文泰延寿十二年（635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前后的文书。
这份文书中所涉及到的税钱，是采用银钱结算。所谓银钱，根据学者研究，实际上就是波斯萨珊王朝生产的银币，称为德拉克马（Drachma），这种形制的银币历史悠久，是波斯从希腊继承过来的，标准的萨珊波斯德拉克马纯度高，品相好，重量约4克，与中国足量的孔方铜钱大小重量差不多，所以往往用“文”作为计数单位。波斯银钱随着丝绸之路逐渐传到高昌乃至中国内地。高昌国从南北朝时期到灭亡后一段时期，社会上将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使用，无论是日常消费还是官府征收税款，都使用它结算。由于一般情况下高昌国不直接铸造银钱，而是直接使用波斯银钱，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品相不好的剪边钱、穿孔钱，被称为“残钱”，不过除非交易双方有特殊要求，这些“残钱”一般不影响正常交易。后来随着唐朝灭亡高昌，将大量开元通宝铜钱输入高昌国，银钱在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与铜钱并用了一段时期，到唐玄宗时代基本退出市场，唐朝的铜钱使用范围也随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影响到东粟特地区，东粟特地区的城主们纷纷开始仿制唐朝的孔方铜钱，这就是另一段货币史故事了。
学者根据《称价钱帐》记录的交易数据，大致可以得知，每交易生丝十斤，交易双方需缴纳银钱一文；交易白银一斤，缴纳一文；交易黄金四两至四两半，缴纳一文。由此可以大致建立生丝、白银、黄金的价值比例。遗憾的是《称价钱帐》对于商品的交易价格一概不提，这就需要通别的方法对商品进行估价了。
我想到了一种方法，在这些交易的商品中，有一种商品是白银，而白银是靠银钱来买的，那么按理说购买的白银与银钱大体上是等重的，当然银钱的即使是高纯度的足量德拉克马，总重量也要比购买的白银略轻一些，还要去掉税钱，这样才有利可图。这里面还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首先，高昌国交易所采用的“斤”，大体上相当于魏晋时期的斤，近似于隋唐的小斤，约220克。假设用220克纯银打造4克足量的银钱，大概可以制作55文。而一斤银的交易税为银钱1文，相当于55文钱的1.8%。学者以往对于高昌的“称价钱”研究，认为这是承袭了东晋时期的“输估”、“散估”。《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东晋的抽税比例是4%，高昌国的税率如果以1.8%取整，大约是2%，也不过是东晋税率的一半，我想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胡商交易一斤银之时，高昌国收取了2%的“称价钱”，也就是一文银钱。那么反推一斤银的交易价格应该为银钱50文左右，去掉1文的税，购买者尚有4文的利润可图。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推定出高昌国收取“称价钱”的流程，首先由交易胡商上报单位重量的货物价格，重量以斤或十斤为计，价格以银钱为计，最小单位为“半文”。再根据实际交易的货物重量算出总价值，在此基础上收取2%的“称价钱”，精确计算后，用“半文”作为最小精度，也就是说商品总值超过25文，即可征收“称价钱”。《称价钱帐》中有个别例外和残缺暂不考虑，以此来大致推定相关商品的价格。
黄金交易的数据，主要有三条可以进行推导，1、金八两半称价钱二文；2、金九两称价钱二文；3、金十两称价钱二文半。抽税二文，大略在2-2.4的基础上取整，2%税率计，商品总价在100-120文之间。抽税二文半，大略在2.5-2.7的基础上取整，商品总价在125-135文之间。前两条数据的交集结果是一两金约合11.8-13.3文，后一条数据是一两金约合12.5-13.5文。两者进一步取交集为12.5-13.3文之间。则金银质量兑换比约为1:4-1:4.27，这个比例相当低了。
生丝的价格，按照以上规则进行逆推，十斤生丝，称价钱为一文，则一斤生丝价格为银钱五文。这个价格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根据唐麟德二年（665年）前后的《和籴青稞帐》可知，绵两屯当练一匹，值银钱十文。一匹练的成本价为银钱十文，绢价也大体如此。虽然数据是高昌国灭亡之后的记载，但学者经过研究表明，高昌国时期大体上也是按照一匹绢价值银钱十文标准进行征税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前述规则估算出的生丝价格，两斤生丝可以换一匹绢。北魏时期的《张丘建算经》里有一道数学题，其中提到“今有丝一斤八两直绢一匹”。北魏时期一斤半的丝等价于一匹绢。而北魏一斤的重量已经超过500克，如果这道数学题中的一斤是按照这个尺度，则北魏一斤半相当于高昌国的三斤半。不过与此同时，北魏的尺度也比高昌国略大，约为1.2倍。按此标准进行折算，北魏度量衡下一斤半丝可换一匹绢，到高昌国的度量衡下则相当于三斤丝换一匹绢。考虑到丝与绢的质量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存在一斤丝左右的偏差也在合理范围内。高昌国绵一屯的价格为银钱五文，一屯为六两，则一斤绵价为13.3文。绵是治丝的副产品，但治绵较难度比治丝更大，所以绵的价格比生丝要高出一倍多，也是合理的。
唐朝在开元时期的财政折变标准为：绵一两=布五尺=绢四尺。则一匹绢等价于十两绵（约1.67屯绵），不过唐朝所采用的是大制，与北魏度量衡接近，即以1.2小尺为1大尺，3小两为1大两，除特殊场合外，一概用大制。而高昌国灭亡后直到唐中宗时期，还在使用小制，那么全部折算成小制则为1匹绢=25两绵（约4.2屯绵），绢绵比多了一倍多。假设绵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唐玄宗时期的绢价较之唐高宗时期有所增长，增幅至少一倍，这一点有其他数据为证。
粟特胡商们大老远的将货物带到高昌，基本上就没有动力进一步东进了，他们就干脆在高昌将货物卖了，然后再购入一些其他当地的廉价物品运回西方。于是高昌就成为当时粟特胡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高昌王一看，这么多胡商在自己的地头做买卖，不抽点税怎么成？于是派专人负责对商品进行称重估价，向交易双方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称为“称价钱”，每半个月统计一下收取金额。不过遗憾的是，这么一份非常具有价值的文书，居然被墓主人拿来做了纸鞋，导致这份文书变成几片不相连的碎片，某些关键的信息有所缺失。比如说这份文书上的年份干支恰好残了，而发现文书的墓葬里也没有记载年代的遗物，那么这份文书到底是哪年书写，就没办法直接判断。我根据残存下来的月份日数初步推测，可能是高昌国王麴文泰延寿十二年（635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九年前后的文书。
这份文书中所涉及到的税钱，是采用银钱结算。所谓银钱，根据学者研究，实际上就是波斯萨珊王朝生产的银币，称为德拉克马（Drachma），这种形制的银币历史悠久，是波斯从希腊继承过来的，标准的萨珊波斯德拉克马纯度高，品相好，重量约4克，与中国足量的孔方铜钱大小重量差不多，所以往往用“文”作为计数单位。波斯银钱随着丝绸之路逐渐传到高昌乃至中国内地。高昌国从南北朝时期到灭亡后一段时期，社会上将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使用，无论是日常消费还是官府征收税款，都使用它结算。由于一般情况下高昌国不直接铸造银钱，而是直接使用波斯银钱，所以市面上有很多品相不好的剪边钱、穿孔钱，被称为“残钱”，不过除非交易双方有特殊要求，这些“残钱”一般不影响正常交易。后来随着唐朝灭亡高昌，将大量开元通宝铜钱输入高昌国，银钱在唐高宗到武则天时期与铜钱并用了一段时期，到唐玄宗时代基本退出市场，唐朝的铜钱使用范围也随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影响到东粟特地区，东粟特地区的城主们纷纷开始仿制唐朝的孔方铜钱，这就是另一段货币史故事了。
学者根据《称价钱帐》记录的交易数据，大致可以得知，每交易生丝十斤，交易双方需缴纳银钱一文；交易白银一斤，缴纳一文；交易黄金四两至四两半，缴纳一文。由此可以大致建立生丝、白银、黄金的价值比例。遗憾的是《称价钱帐》对于商品的交易价格一概不提，这就需要通别的方法对商品进行估价了。
我想到了一种方法，在这些交易的商品中，有一种商品是白银，而白银是靠银钱来买的，那么按理说购买的白银与银钱大体上是等重的，当然银钱的即使是高纯度的足量德拉克马，总重量也要比购买的白银略轻一些，还要去掉税钱，这样才有利可图。这里面还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首先，高昌国交易所采用的“斤”，大体上相当于魏晋时期的斤，近似于隋唐的小斤，约220克。假设用220克纯银打造4克足量的银钱，大概可以制作55文。而一斤银的交易税为银钱1文，相当于55文钱的1.8%。学者以往对于高昌的“称价钱”研究，认为这是承袭了东晋时期的“输估”、“散估”。《隋书·食货志》记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东晋的抽税比例是4%，高昌国的税率如果以1.8%取整，大约是2%，也不过是东晋税率的一半，我想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胡商交易一斤银之时，高昌国收取了2%的“称价钱”，也就是一文银钱。那么反推一斤银的交易价格应该为银钱50文左右，去掉1文的税，购买者尚有4文的利润可图。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推定出高昌国收取“称价钱”的流程，首先由交易胡商上报单位重量的货物价格，重量以斤或十斤为计，价格以银钱为计，最小单位为“半文”。再根据实际交易的货物重量算出总价值，在此基础上收取2%的“称价钱”，精确计算后，用“半文”作为最小精度，也就是说商品总值超过25文，即可征收“称价钱”。《称价钱帐》中有个别例外和残缺暂不考虑，以此来大致推定相关商品的价格。
黄金交易的数据，主要有三条可以进行推导，1、金八两半称价钱二文；2、金九两称价钱二文；3、金十两称价钱二文半。抽税二文，大略在2-2.4的基础上取整，2%税率计，商品总价在100-120文之间。抽税二文半，大略在2.5-2.7的基础上取整，商品总价在125-135文之间。前两条数据的交集结果是一两金约合11.8-13.3文，后一条数据是一两金约合12.5-13.5文。两者进一步取交集为12.5-13.3文之间。则金银质量兑换比约为1:4-1:4.27，这个比例相当低了。
生丝的价格，按照以上规则进行逆推，十斤生丝，称价钱为一文，则一斤生丝价格为银钱五文。这个价格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根据唐麟德二年（665年）前后的《和籴青稞帐》可知，绵两屯当练一匹，值银钱十文。一匹练的成本价为银钱十文，绢价也大体如此。虽然数据是高昌国灭亡之后的记载，但学者经过研究表明，高昌国时期大体上也是按照一匹绢价值银钱十文标准进行征税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前述规则估算出的生丝价格，两斤生丝可以换一匹绢。北魏时期的《张丘建算经》里有一道数学题，其中提到“今有丝一斤八两直绢一匹”。北魏时期一斤半的丝等价于一匹绢。而北魏一斤的重量已经超过500克，如果这道数学题中的一斤是按照这个尺度，则北魏一斤半相当于高昌国的三斤半。不过与此同时，北魏的尺度也比高昌国略大，约为1.2倍。按此标准进行折算，北魏度量衡下一斤半丝可换一匹绢，到高昌国的度量衡下则相当于三斤丝换一匹绢。考虑到丝与绢的质量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存在一斤丝左右的偏差也在合理范围内。高昌国绵一屯的价格为银钱五文，一屯为六两，则一斤绵价为13.3文。绵是治丝的副产品，但治绵较难度比治丝更大，所以绵的价格比生丝要高出一倍多，也是合理的。
唐朝在开元时期的财政折变标准为：绵一两=布五尺=绢四尺。则一匹绢等价于十两绵（约1.67屯绵），不过唐朝所采用的是大制，与北魏度量衡接近，即以1.2小尺为1大尺，3小两为1大两，除特殊场合外，一概用大制。而高昌国灭亡后直到唐中宗时期，还在使用小制，那么全部折算成小制则为1匹绢=25两绵（约4.2屯绵），绢绵比多了一倍多。假设绵的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唐玄宗时期的绢价较之唐高宗时期有所增长，增幅至少一倍，这一点有其他数据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