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自赎
诗歌的自赎
一
当下中国诗歌的最大困境在于过度迷信西方现代派诗歌。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诗歌就表现出难以为继的特征。西方诗歌总体上而言崇信“人之初，性本恶。”古希腊诗人非但不能针砭时弊，匡正得失，相反会纵情沉溺其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使得作为著名哲学家、诗人的柏拉图深感失望，因此柏拉图会在其《理想国》一书中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后世人认为柏拉图时代是一个诗歌逊位于哲学的时代，所以柏拉图才会对诗歌如是深恶痛绝。个人认为这一说法尚值得商榷。哲学的真正发展与诗歌创作应该是相得益彰的。譬如与柏拉图相同时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不仅亲力亲为编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且还留下了“不读诗，无以言”的千古佳话。要知道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空前繁荣的时期。柏拉图所以主张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更多彰显出西方诗歌与生俱来的一种致命缺陷。
在中世纪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除了宗教诗而外西方诗歌更几乎未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史称中世纪黑暗时代，这更说明了西方诗歌的巨大缺憾。
随着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传统诗歌才有了再生之可能。这一可能性随着西方浪漫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渐入高潮。
然而就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犹兴盛之时，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却看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重大缺陷：那就是过度的直抒胸臆，使得西方诗歌简直一览无余，缺少张力。借助于其名著《恶之花》，西方诗歌开始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是谓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
然而就我个人意见来说，《恶之花》这部煌煌巨著最为成功者却是其颇为传统的融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现实主义为一体的那部分诗篇。至于其试图以丑为美，化丑为美的那部分诗作事实上并不怎么成功，甚至是徒劳的。这是我们只要抛开其现代主义鼻祖的光环便不难发现的事实，诸如有种文学创作方法叫做“先抑后扬”，问题是如果诗作抑制得过度，甚至逾越其质的规定性，嗣后无论作者怎样“扬”都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譬如作者试图因为一具臭烘烘的狗的尸体中而发见爱情之伟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会让读者，尤其是深受古诗之优良传统熏陶的中国读者感到不可思议。因此，与其说这部诗歌预示着现代主义之发端，还不如说这部诗集更彰显的是传统文学的成功。作为最初的现代主义诗人，为充分地吸引读者计，恐怕不得不在其创作中融入更多的传统主义的创作色彩。
然而就西方诗歌而言，由于在诗歌主旨方面信奉的是“人之初，性本恶”；在创作方法上更多的承载直抒胸臆之滥觞，这使得西方传统诗歌再没有可供发展的空间，西方诗人不得不不同传统诗歌不断切割，同“真、善、美”日益背离。其文学创作越来越背离读者，走上一条精英化的道路，诗歌创作越来越向恶相妥协，最终甚至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所谓“存在即合理”，其潜台词在于恶的存在倒是先天性的，合理的；善之存在却是后天性的，值得怀疑的。因此，一个存在主义者会同时哀叹“他人即地狱”。这充分显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矛盾性，既然“存在即合理”，那么“他人即是上帝”，怎么可能“他人即地狱”呢？“他人即地狱”，充分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荒腔走板的悖论性。
二
中国有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这就是中国古诗的传统。就文学主旨而言，中国古诗自始至终信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诗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中国诗歌绵延几千年而不断取得发展取得突破的内在原因。就创作方法而言，中国诗歌多借助摇曳多姿的意象性来表达自己的诗思。“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用以表达意象性的事物亦多矣，艺术表现手法亦多矣，这使得中国古诗成功地避免了西方诗歌过度的直抒胸臆，不断向其纵深发展，不断挖掘着中国诗歌的魅力与美。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诗人的一大任务便似乎是要彻底清算中国古诗的“流毒与恶劣影响”。其领军人物胡适等便多有片面否定中国古诗之言论。之后的一些诗人在进一步接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后更是决绝地否定中国古诗，貌似都要做《封神榜》中的哪吒三太子，不惜剔骨剜肉也要斩断同中国古诗的血肉联系。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派诗人同西方之波德莱尔一样并无可能斩断其同中国古诗、同西方优秀传统诗歌的深刻渊源。正是基于此，他们的诗歌创作才是最深受读者欢迎的，其取得的诗歌成就才是至为辉煌的。随着后续者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不断加深，事实上这些诗人的作品日益无法为读者所接受，其成就亦远不如前者。这同样说明了一点，与其说这些诗人的创作昭示了现代主义在中国诗歌的一种可能性，毋宁说传统诗歌更能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艺术色彩。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波现代主义思潮是中断了。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现代主义思潮。最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与西方最初的现代主义者波德莱尔以及中国的第一波现代主义诗潮一样，“朦胧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揭示了现代主义的一种并不确定的可能性，还不如说彰显了传统主义诗歌之深刻伟力。随着中国诗人现代主义思潮的不断加深，现代主义诗歌便顿时黯淡了下去，不仅失去了广大读者，其诗歌创作日益陷入一种致命的缺陷中而无法自拔。
当然对此现代主义者却给出了完全不合逻辑的解释。那些自命不凡的精英主义诗人，满足于书写一种完全不为地球人所掌握的火星文化。为此他们会狂悖不堪地叫嚣为读者书写诗歌甚至是一种耻辱，真正的诗歌甚至是无法取悦读者的。有许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面对失地，岳飞元帅会大声呐喊：“还我河山！”面对诗歌之困境，我只想振臂高呼：“还我诗歌！”
或许精英们毕竟走得太远了，为反拔计，中国却又出现了口语诗人。口语诗人貌似迎合读者。不过其主旨仍然蹈袭西方“人之初，性本恶”之余绪，这使得他们的诗歌对于传统诗歌之优点会一概加以排斥。譬如好的诗歌创作必须做到“虎头猪腰豹子尾”，口语诗人很忌惮在诗歌创作中拥有精彩的开头，这样会显得其诗歌创作是在向传统靠拢；也不会有充实的躯干，更不会有画龙点睛式的结尾，担心这样会使得他们的诗歌过于传统。他们的确刻意拉开了同传统诗歌的距离，却处处刻意地留下了败笔，这使得口语诗自始至终都是平淡无奇的，毫无艺术魅力可言，毫无才情可言。个中情形，恰印证了闻一多先生的诗歌：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乱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更为致命的是，现代派诗歌还会不断滑向其深渊，中国诗坛上开始出现了性器官决定脑袋的下半身诗歌以及排泄物决定思想的垃圾派文学。尽管现代主义者会为此欢呼雀跃，但这一诗歌创作却会引发深刻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人文主义危机，也必将日益为广大读者所摒弃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现代主义者们最初的新鲜劲头过去之后，恐怕他们只会感到心力交瘁，难以自支。现代主义之于中国的诗歌实践事实上已日益走到了尽头，甚至走到了其反面。现代派之于中国诗歌不仅不可能成为中国诗歌的一次大解放，相反却是中国诗歌的一次巨大阵痛，一场浩劫。中国诗歌事实上是走到了绝境，正经历着我们民族几千年所从未有过的颓势。
三
今日之诗歌创作事实上面临着这样一个重要关口：必须坚决摒弃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恶劣影响，非如此不足以挽救诗歌的彻底沉沦，不足以恢复诗歌应有的活力，不足以赢得读者让诗歌重新回归于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中国诗歌必须拥有全新的诗歌理论、更必须要有全新的诗歌创作实践。说到底诗歌是一条回归线，应重新回归于“真、善、美”的轨道上来。
就目前诗歌现状而言事实上存在着这样的两种创作方向。
一、以中国化的视野重新整理西方以及世界优秀文化遗产，譬如进行《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等等的再度创作，为诗歌开辟出广阔的创作前景，让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世界优秀文化遗产不仅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同时也吸引了众多诗人关注的目光。譬如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便曾将格林童话中的诸多故事改编成诗歌。但普希金的诗歌创作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民间性，在艺术性方面未免稍逊风骚。作为中国诗人完全应该也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全新的艺术手法充分挖掘整理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意味着中国诗人将重新占领世界文化的制高点。
二、解读中国古诗密码，在现代诗歌创作中更多融入古诗的元素，让中国古诗成为当代性的书写。中国古诗不仅具有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更应该成为当代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一座巨大矿藏与源泉。当然，中国古诗是用世界上最精致的语言文言文写就的，文言文同白话文之间的距离甚至超越了汉语同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这使得中国古诗不能直接作用于白话诗歌创作。但我坚信通过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天才努力是能够在古诗与现代诗歌之间嫁接起一座天然的桥梁来的，并藉以真正复苏一个大陆的梦想。问题只在于今日之诗人必须拥有这样的一种历史自觉性与担当。我想终有一天我们固然会因为历史上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而沉醉，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民族还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李白、杜甫与白居易而倍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