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

一 去年十月，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北京2008年国际藏学讨论会开幕式上，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Ernst Steinkellner教授作了题为《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有关方法学的几点意见》（What can we learn from phil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remarks）的主题发言。Steinkellner先生是世界佛学耆宿、语文学大家，他用语文学方法处理梵、藏文佛教文献之精致，已成世界同行难以企及的标准。请他来谈语文学的方法，可谓适得其人。出人意料的是，Steinkellner先生没有多谈语文学和他所从事的专业研究的关系，却大谈了一通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他指出：语文学是一门研究文本的学问，其宗旨是正确理解文本之本来意义。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赖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就是需要人们正确理解个人、社会、国家互相发出的各种文本和信息。因此，语文学不仅是一种处理文本的学术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世界观，是指导我们如何理解他人、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一种人生哲学。 大家知道，语文学通常被归属于小学、朴学之流，与理学、哲学相对。在中国学界，它常被认为是一门从事实证研究的技术活。我本人从进入学界开始就偏爱语文学，但受这种观念影响，有时亦会觉得自己所做的学问远离义理之学，无法直接参与学术和时代的“宏大叙事”，心中有所不甘。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Steinkellner先生的报告，如醍醐灌顶，令我恍然明白过来，原来语文学不仅是正确处理古典文本的学术方法，而且也可以是关乎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人生哲学。真幸运当今学界还有像Steinkellner先生这样祭酒级的人物，不但能将作为朴学的语文学的精美发挥到极致，而且还能跳出象牙塔，将作为理学的语文学的意义说得如此精当，将职业和人生、世界结合得如此完美。小子不才，今生唯Steinkellner先生马首是瞻！ 二 Philology，此译之为语文学，以前有语言学、言语学、语学、古典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文献学、小学、朴学等种种不同的译法。最早将这门西方学问在中国学界大力推介的是傅斯年先生。他在中央研究院发起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的“语言研究”指的并不是主要研究语言表达之形式（the form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的linguistics，即“语言学”，而是同时研究语言表达之意义（meaning），将“语言学”和“文字[文学、文献]研究”（literary studies）结合起来的“语文学”（philology）。今天“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作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中央研究院”又另设“语言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区别开来，这或说明“史语所”至今依然遵循傅先生当年建所时的宗旨，重视“语文学”研究。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那篇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宣言中，傅先生对“语文学”和将这门学科引进中国的必要性做了说明，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随着梵文的发现和研究，欧洲古典语言学在18、19世纪之交发展迅速，其中印度——日耳曼系的语言学研究最有成就，带动了其他语支的研究，导致研究语言流变、审音的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二，西洋人利用“语文学”方法，解决了中国人不能解决的史籍上的“四裔”问题，格外注意中国人忽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所以，如果中国学是汉学，那么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是虏学，而汉学之发达得借重虏学。三，中国人没有“语文学”这个工具，所以历代音韵学者审不了音，甚至弄不明白《切韵》，一切古音研究仅以统计的方法分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人必须借助“语文学”这个工具，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研究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和语言学。傅先生上述意见无疑对“史语所”的规划和引进“语文学”方法、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起过重大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傅先生当时提出这番意见的良苦用心，我们或当对西方“语文学”发展的源流和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状况有所了解。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给Philology找到一个大家认可的译名，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很难给Philology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有检讨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到底什么是Philology？Philology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philologia，它由philos和logos两个词组成，前者意为“亲爱”、“喜爱”、“朋友”等，而后者意为“言语”、“语言表达”和“推论”等，合起来意为“学问之爱”、“文学[献]之爱”等。Philology最初表示的是一种对学问、文学[献]，以及推理、讨论和争论的热爱，与热爱终极智慧的哲学（philosophos）相对应。不过，古希腊传统中这种宽泛的对“学问和文学[献]之爱”（love of learning and literature）后来渐渐被专业化为专指对语言的历史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到了19世纪，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在欧洲学界兴起，成为Philology的主流。“历史语言学”也称“越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s），总括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词源学（etymology）、方言学（dialectology）、音韵学（phonology）、形态学（Morphology）和句法（syntax）等，重视理解发音、音变规则（sound laws）和语言变化（language change）的研究。在欧洲的学术传统中，Philology常常是“历史语言学”的同义词。傅先生文中提到的研究语言流变、审音的比较语言学即指“历史语言学”，中国老一辈学者亦多半称Philology为“历史语言学”。确切地说，“历史语言学”只是Philology的一个比较突出的分支而已，除了上述这些语言学研究内容以外，Philology还应包括对语言的历史和文字[学]传统（literary tradition），以及对古典文献（Ancient texts and documents）的研究。 傅先生在文章中着重提到的“欧洲古典语言学”实际上指的是“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它与“历史语言学”几乎就是同义语。“古典语文学”一开始是对古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的语文学研究，以后扩展到对所有欧洲、非欧洲和东方古代语言的研究。16世纪初，欧洲语言学家发现了梵文和欧洲语言的相似性，于是推想所有语言都来自一种共同的祖先语言，即所谓“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 language），触发了古典语文学研究的热潮。“古典语文学”主要是一种“比较语言学研究”，重视各种语言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语言研究，而是要通过研究各种古典语言间的关系和各种异种语言来弄清古典文献的来源，并理解和解读这些古代文献。“古典语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欧美学术界有持久的影响力，多数名牌大学中曾经有过“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系和专业。 除了对语言变迁历史的研究之外，“语文学”格外重视对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这是“语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内容。所以，它特别注重文本的发现、编辑、整理和解释，遂成所谓“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今天很多人将“语文学”迳称为“文献学”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文本语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它起源于西方语文学家对《圣经》的研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语文学家们试图通过对存世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作比较研究，以重构《圣经》最本初的文本（读法）。这种以重构原始文本为目的的文献研究方法很快被应用于对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文本的研究之中，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流。这种“文本语文学”留下了一个在西方学术界至今不衰的学术传统——制作文本的“精（合）校本”（critical edition）。一个“精（合）校本”的制作旨在提供一种可靠的、重构的原始文本，要求作者将同一文本的所有存世的稿本收集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并在其重构的文本的脚注中将各种稿本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差异之处一一标注出来，使读者能对整个稿本的面貌和流传情况有通盘的了解，从而对各种稿本歧异之处的正误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理解。与这种“文本语文学”相伴随的还有一种被称为“高等批评主义”（higher criticism） 的研究方法，注重考证文本的来源、成书的时间和作者的身份等，旨在能将一个文本置于还原了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由于语文学关注的因素大多数与对一个文本的解释有关，所以在“语文学”和“解释学”（hermeneutics）之间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界线。 19世纪，“语文学”是欧洲学术研究的主流，也是科学化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到汉学研究，19世纪后期正是汉学在欧洲学术机构中登堂入室，正式成为一门综合语言、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和历史的现代专门学科的关键时刻。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跨学科的学问，汉学并没有自己特有的学术方法，汉学家不管是研究语言、文学、哲学，还是研究宗教、艺术和历史，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就是“语文学”。按照傅斯年先生的观察，西方汉学家处理汉文古籍对“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永远一筹莫展。但在中国的“四裔”问题上，即所谓“虏学”上，西方学者却游刃有余，而中国学者反而一筹莫展。对此韩儒林先生曾作过精辟的总结，他说：“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国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界。” 由于近代中国受东、西方殖民势力侵略的威胁，中国学者对西北舆地之学和边疆史地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但由于缺乏对汉语以外诸民族语言的起码了解和缺少必要的“语文学”训练，遭遇瓶颈，成就远赶不上西方学者。故傅先生说：“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君之译外国传，玉连（儒莲， Stanislas Julien，1797-1873）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Max Müller，1823-1900）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己经办到的。”他提到的这些著作都是西方东方学家用“语文学”方法整理、研究汉文古籍和当时新发现的非汉语民族文字典籍的经典之作，他们开创的汉学研究新传统随即又被沙畹的弟子伯希和发展到了极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风雨飘摇的时代，高瞻远瞩如傅先生者，他不但关注中国学术的进步，而且同样关心学术的经世致用。所以，他不但重视汉学，而且也重视“虏学”，急切地要引进和推广西方的“语文学”研究方法，以改变中国学者在“虏学”方面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局面。傅先生本人深得“古典语文学”研究之精髓，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到的“审音之学”实际上指的就是“古典语文学”所重视的“比较语言学”研究，而引进“古典语文学”的目的，正是要借助这个工具来解释中国古代语音规则，学习西南和中亚各种民族语言、文字，以解读古代汉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仅仅依靠传统的汉学方法无法勘同的名物制度和其译名问题，从而真正读懂汉文古籍。 “语文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当时中国学术之进步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大师们在研究中国西北舆地、中西交通和汉文宗教、历史文献方面的成就之所以不但能够超越钱大昕这样杰出的乾嘉学者，而且还能与伯希和等世界汉学大家比肩，其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不但精熟汉文古籍，而且深得西方“语文学”之精髓，懂得如何会通中西学术、将汉学和“虏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处理古代汉文文献。在他们的引领之下，“语文学”在当时一代中国学者中间深入人心。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个狭义的“语文学”方法来说，伯希和先生的亲传弟子韩儒林先生在研究西北民族历史中的审音勘同方面的成就无疑最为卓著，但就在历史的和语言学的上下联系中重构、理解文本这个广义的“语文学”方法而言，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优秀学者对此均奉行不违，因此他们能在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创造出非凡的学术成就。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只有当我们以后摈弃“语文学”这个学术传统之后，中国学术复与世界学术渐行渐远。 　　 三 在西方两千五百余年的学术传统中，语文学家收集、编辑残缺的文本，还原其历史语境，添加上自己的评论，并将它们传授给与他们同时代的读者。没有语文学家的辛勤劳动，一切过去了的文学[献]传统的辉煌一定早已灰飞烟灭。可以说，语文学家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传人。正如哈佛教授Ihor Sevcenko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语文学是一个很窄的东西，然没有它其他一切均无可能（It is a narrow thing, but without it nothing else is possible）”。 可是，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语文学的传统在欧美学界受到了严重挑战，作为一门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学科，语文学渐渐在欧美大学设置中淡出，或被重新定义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过去语文学家精心复原和重构古代文本之形式和意义的做法已成明日黄花，而“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文化学家们天马行空式的文本解读法（free-floating textual interpretation）却常常招来掌声一片。这种局面引起了人们的警觉，早在1988年哈佛大学文学[献]、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就曾召集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开会，就“何谓语文学？”展开讨论, 探讨语文学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意义。由于当以印刷物出现的文学[献]不得不让位于电视、电影和音乐时，学者们必须解释清楚为何他们还放不下他们手边的书籍。语文学标准的降低，意味着知识的失落；如果学者的表述无法令当代读者明白，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就会消亡，所以重兴“语文学”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最近Hans Ulrich Gumbrecht先生更深刻反省“文化研究”的缺陷，强调语文学的问题、标准和方法于当今学界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呼吁学术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核心实践”（philological core exercises），以免失落思想的聚点。 与西方主流学术将语文学重新定义为文化研究的趋向一致，大部分传统以语文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东方学学科受到了结合人文和社科研究的所谓“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挑战。例如，沙畹和伯希和等学者当年热衷的汉学、或者“虏学”传统，现今受到了更关心中国现实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挑战。如果说传统的汉学是出于“学问之爱”，以弄清古典文本之本来意义为首要目的，那么晚近的中国研究则转变为从当今立场来解释过去，借古讽今，使历史为现实服务。相当部分从业者更多关心的是自己如何在解释历史文本时发明新招术，以赢得学术名望和地位。而这种著述多为稻粱谋的作派还每每被美其名曰“职业主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自然更关心“宏大叙事”，而轻视入室的门槛既高、做起来又难的“语文学”了。 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坚守“语文学”这个阵地，坚信只有用“语文学”的方法，来重构和解释传到他们手中的文本，发现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才是做学问的真谛。Steinkellner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坚持用“语文学”方法解读梵、藏文佛教文献，对佛学和藏学研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还有Steinkellner这样的先生存在，当今国际佛学和藏学研究才依然坚持以“语文学”为主流学术传统。更可幸的是，Steinkellner先生对“语文学”的坚守，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爬不出象牙塔的冬烘先生，相反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学术组织能力与他的学问一样出类拔萃。他坚持称自己是一名职业的语文学家（a philologist by profession），而甚至不称自己是佛学家，或者藏学家，原因就在于他不但将语文学作为他作学问的方法，而且也将它作为处世立命的基本人生态度，他的成功或就在于他将职业和人生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Steinkellner先生非常明确地界定“语文学”即是“文本研究”（the study of texts）。尽管“文本”的概念范围在过去几十年间扩展到了所有信息载体，但他仍从传统角度来理解“文本”，即“文本”是用固定书写工具写成的信息，它以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人，或使它能传之后世为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写作这个“文本”的目的是为了能让别人理解它，所以作为“文本”的信息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沟通。与其他非语言的交流形式相比，作为一个语言群体主要信息载体的“文本”，其内容可长期保存，甚至不受自然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即使它属于的那个语言群体消失了，这个文本所承载的信息还可继续存在下去，它或可出现在当代或未来的其他语言群体中。总而言之，“文本”是在人与人、社会群体与整个社会之间建立关系，甚或是人类互相联结的最重要的手段。一个“文本”是一种组织形式的核心，它是建立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它能够帮助我们创建和平、和谐和幸福。 既然文本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研究“文本”的“语文学”即是锻炼理解这类用于沟通的信息的能力的一种努力。所有社会、国家都依赖理解信息而生存。所有社会从来都需要一批特殊的人才来完成这一任务，如记者、翻译、语文学家、甚至间谍等。一个“文本”就其时间、地点、语言和文化而言与我们的距离越远，我们为理解它而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中，语文学家的工作不但十分有用，而且不可或缺。如果我们不坚持不懈地努力去互相理解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的信息，那么暴力和灾难性的敌对显然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外一种选择了。 有人对人类理解他人思想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因为根据 “诠释循环”（hermaneitic circle）理论，拘于自己的经验和概念背景，在开始解释他人的一种陈述时，我们身上带着的全部精神遗产使得我们只有能力在他人的陈述中理解我们自己以前早已经知道的那些东西。对这种“诠释循环”对跨文化的理解/误解造成的巨大影响，Umberto Eco先生曾以他的“背景书”理论作过形象的说明，他说：“我们人类是带著一些‘背景书’（background books）来云游和探索这个世界的。这倒不是说我们必须随身携带这些书，而是说我们是带著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得来的、先入为主的对世界的观念来游历世界的。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出游时往往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背景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假定要发现的。这些‘背景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不管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任何东西都将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大概正是因为这种可怕的“诠释循环”，使得马可波罗在中国竟然没有看见长城、没有看到中国人喝茶、用筷子、中国女人裹小脚等，却找到了“约翰长老的王国”和“独角兽”这两种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东西。Steinkellner先生承认这种“诠释的循环”起初是不可避免的，但若认为这个循环无法被打破则不但人类将无所作为，而且还是危险和不道德的。打破这个循环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语文学”的方法。 Steinkellner先生以他的专业知识解释说：试图理解他人的陈述时，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坚实的起点，但这个常规的事实并不强迫我们非得接受“知我所知”这样的格言不可，因为它有违直觉。我们可以将对一个句子或一个陈述的最初步的领会（preliminary comprehension）作为起点，然后将所有现存的文献一个接着一个、互有关联地放置于一个前后连贯的序列中。这个过程即将丰富和改进我们最初的领会，而每一个新出现的资料亦都将继续改善我们的初步领会。这个过程一直进行到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多的资料为止，然后我们可以一个假设性的解释来总结我们的领会。如果以后有新的资料出现，后来者可以继续这个理解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此时的理解距离我们最初的领会已经很远。而我们还应该记住的是, 语文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这个理解的过程可以在任何时候、由任何其他的研究者去紧跟和检验。 Steinkellner先生强调，否认人类具有理解他者的能力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社会伦理的，其结果会将人类的活动降低到只能跟随本性和欲望的程度。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人发出的语言符号中含有可能对我们有用或有利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停止了使用我们理解这些符号的能力，而它是我们作为社会生物自然进化至今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事实上，只有以这种理解能力为基础，人类才能理性地和对他人负责任地去行动，才能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生存做出贡献。否则，连语言这一最重要的和社会活动中最必不可少的人类天赋也将变得毫无用处。 当然，即使以最佳方式理解他人，也不过是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取得和平、和谐和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本身还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要取得这种更高的社会能力，理解还须由一种开明的态度做伴。这种开明当然不是“虚假的开明”（false tolerance），而是“真正的开明”（true tolerance）。“虚假开明”指的是耐心地容忍，例如当我们相信他人的主张太不恰当、或太愚蠢，故不必郑重理会时，我们常常表现出这种态度。或者当我们相信我们无法阻止或者改变这种愚昧时，我们姑且听之任之。而“真正的开明”指的是我们相信他人的观点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愿意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培养“真正的开明”的态度同样需要语文学方法的训练。这种开明以他人同样追求和平与和谐的理想为前提，而Steinkellner先生相信追求这种理想是人类常见和自然的状态，很少有人有意寻求一种充满动乱和争议的生活。世界上个人与个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平与和谐的实现必须依靠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开明态度，换言之，开明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和平与和谐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如果我们想与他人联合，实现和平与和谐的共同目标，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他们的想法与动机，了解他们的思想史背景，承认他们特定的价值观、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哪怕我们并不同样认为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保护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通常是真正的开明和尊重的表征。 最后，Steinkellner先生呼吁大家要将语文学当作一门新的“主导学科”（leading discipline）来重视。晚近学术界将太多的注意力投放到了像生物学和基因学等所谓主导科学上。不论这些生命科学对于人类的生存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应该低估这类学科之进展带来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结果的绝对的危险性。我们需要做的是，努力去揭示与那些“主导科学”一样重要的语文学的种种优点。“理解他”是许多人文学科赖以奠基的一门艺术，如果运用得当的话，这种艺术也将为和平与和谐作出重大的贡献。许多世纪以来，语文学不断地发展和改进各种理解他者的工具，已成为一门文化的技术。借助其各种传统、精致的理解“文本”的方法，语文学已经为完成在“跨文化能力”中教育我们这个世界的任务做好了异常充分的准备。对于那些正对世界和平、和谐和幸福肩负着最大责任的大国、强国而言，保护、鼓励和倡导理解“文本”的努力都是绝对必需的，不管这里所说的“文本”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作为“语文学”的核心，努力去理解“文本”可以成为在别无选择的社会生活中定位的一个方式。在不同的世界观、宗教和幸福观之间进行的解释性的对话将成功地为未来全球社会和平的形成做出贡献。 　　 四 显而易见，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我们都可以从“语文学”中学到很多的东西。为了正确理解一个文本，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像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下最大的功夫去收集、编排、比较和它相关的所有其它文本，替它重构出一个可靠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从而给它一个逻辑的、合理的解释。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抑或过度诠释，都与做学问的宗旨背道而驰。同样，为了理解“他者”，并与他人共建和平与幸福，我们也必须将“他者”所发出的信息，放在属于它自己的语言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分析，以正确地“他者”的本义，并以真正开明的心态，尊重他人的价值观和文化遗产，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如果跳不出“诠释循环”，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永远将他人的文本，放在自己语境中来解释，那么这个世界必将充满冲突、战争和灾难。在今日这个世界，获取文本、信息并不难，但要自觉自愿地跳出“诠释循环”却很难。人们习惯于根据自己的“背景书”来阅读他人的文本，收集有关他人的信息常常是为了证实他们头脑中早已先入为主的有关他人的观念的正确性。对与他们既定的观念不相符合的信息，他们可以像马可波罗当年对中国的筷子一样熟视无睹。要打破这种“诠释循环”，既需要道德勇气，但更需要“语文学”方法。一位现代的开明（tolerant）、博雅（liberal）君子一定是像Steinkellner先生一样，为学、为人皆深得“语文学”精髓，且身体力行的人。 中国的学术背离傅斯年先生积极倡导，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先生身体力行的“语文学”传统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上述诸位先生今日复为学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但他们当年奉行的“语文学”传统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今天对他们顶礼膜拜的后生学者们的理解、欣赏和和继承。这些偶像人物的学术和人生之所以成为传奇，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正好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合拍，变成了后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学术和国际学术之“接轨”之所以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恐怕并不见得是我们不够“后现代”，缺少理论或“范式”，而是我们许多的学术著作离最基本的“语文学”标准都相差甚远。时常听人抱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不重视我们中国人的著作，殊不知，不但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即使今天西方人依然挺重视日本学者的著作。我看问题的关键或在于我们的著作是不是水分太多？我们在解读古典文本时不是有点太着眼于当下了？我敢说“语文学”基本素养的缺乏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最要命的缺陷。 近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异常关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他人对自己的研究确有必要。可是，我们似乎迄今没有找到正确评价海外汉学著作的立场和标准。不少来自海外的庸常之作，到了我们这里却成了不世出的“扛鼎力作”，凸现出我们的无知和愚蠢。而当我们掌握了诸如“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批判的武器之后，原本色彩纷呈的海外汉学著作，一夜之间黯然失色。显然肉麻的吹捧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都是非学术的做派。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西方政治和文学表述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对作为学术的“东方学研究”涉及不深。日后萨义德本人对西方学术界几百年来用“语文学”方法整理、研究东方的文献所取得的成果表达了极大的敬意，并视之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显然我们不可以因为沙畹、伯希和等杰出的汉学家曾经生活在殖民主义时代，甚至曾经为殖民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服务过，就把他们那些用“语文学”方法研究、写成的、曾受到过傅斯年先生热情赞美，也给中国学者带来很多启发的优秀作品的学术价值全盘否定掉。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不少不遗余力地批判对包括汉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研究”的学者，往往对阅读、理解东方的“文本”缺乏兴趣和能力，却非常热衷于阐述“主义”、建构“话语”，积极参与学术与政治的“宏大叙事”，以打倒过去几百年间树立起来的学术权威，想今日“小子可取而代之也”。 不知今天是不是又到了“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时候了？或许中、西汉学家应该一起来响应Gumbrecht先生的号召，找回“学问之爱”，重归“语文学核心实践”，将“语文学”研究进行到底。见贤思齐，我们都来做一回Steinkellner先生的粉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