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集》中译者序二
阅读麦肯那 阅读普罗提诺
应明
1
1907年，三十五岁的斯蒂芬麦肯那彷徨在人生的中途，迷失在幽暗的森林里。这个没念过大学的爱尔兰人，二十四岁上立志当作家，辞了都柏林的银行工作，南下伦敦，漂在巴黎，度过了六、七年貌似潇洒实则穷极的波西米亚式日子，终于时来运转，做上《纽约世界报》驻欧陆总代表。然而，就在前程渐转光明之际，他迷惘了，他把目光深深转向自己的内心，他在这年三月的一则日记里感慨人生的荒谬，“只要我天天炮制一篇合时人胃口的漂亮随笔，瞎扯些什么愚蠢的百万富翁或当红的商界强人，再把稿子发到纽约，就能过得舒舒服服的，还一年到头被人记挂着”。
在幽暗的心之森林里，一个似不相干的生僻名字跳出来，“普罗提诺”。从现存的麦肯那日记、信件来看，他是两年前在俄国采访托尔斯泰的旅途中偶然读到晚期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九章集》片段。跨越了一千六百年的初次相遇给他以怎样的触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在这场最终预示他后半生的内心挣扎中，他闪过一念，要把普罗提诺“译成典雅得体的英语”，尽管知道这不讨好的翻译活计挣不到钱。[1]
乍听起来，也就是些源于现实和理想之间冲突的牢骚话吧，挺寻常的。不寻常的是，麦肯那感慨完，没出两个月就借机和一手提拔起他的老板约瑟夫普利策翻了脸，撂挑子不干了。
麦肯那自此再没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他回都柏林当过一家本地刊物的主笔，没几年又因不满这家刊物支持战争而辞职。此后，他的经济来源包括不定期撰稿的稿费、微薄的遗产收入和出于自尊还不太情愿接受的翻译赞助，时不时陷入贫病交加的窘境。
说实在的，麦肯那以常人无法理解的代价换得自由身，本来并不是打算献给普罗提诺的。他是发过愿，“无论如何，总有一天，我肯定会把他（普罗提诺）翻译过来的，再现他的高贵”[2]，不过，那是误以为这个工作几年就能搞定。他还有太多自认为更重要的梦想待实现呢，像写点纯文学作品，像参加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活动等等。很快，他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的专业学者都不愿碰《九章集》——它的内容和措辞太艰涩，它的希腊文版本状况太糟糕。[3]而他自己又反复病倒。就像但丁说的，还是回到岸上去吧，不要冒险驶入远海。麦肯那一次次回到岸上去了。然而，神差鬼使似的，他又一次次重新出发，无法抗拒远海的召唤。从1908年试笔，到1930年《九章集》最后一部分付印，麦肯那耗尽了二十二年的生命，二十二年的爱与热情，泪水与汗水。
1934年三月，六十二岁的麦肯那逝于伦敦一家医院。他的妻子早他十一年亡故。他没有孩子。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平静地和挚友道茨说，他不惧死。
2
斯蒂芬麦肯那译的《九章集》是英语世界里的不朽名著。
当年，译品还没出齐，已经在一个小众圈里引起热情的反响。首先写信来的是个大实业家，欧内斯特徳本汉姆——去过英国的，对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因为他创办的徳本汉姆连锁百货开得到处都是。我们感谢徳本汉姆爵士，如果不是他凭一篇试笔之作发现麦肯那，不是他在几个关键时刻力劝麦肯那接受他的赞助，极有可能我们是没有福气读到这本书的。等到1917年第一卷问世时，麦肯那得到了他最为看重的赞誉，来自威廉拉尔夫英格，也就是罗素《西方哲学史》中的英格教长，那个时候普罗提诺研究领域的权威。还有个好玩的插曲。1924年，麦肯那的老朋友，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没多久的叶芝以爱尔兰皇家学院的名义给他发了个金奖，麦肯那辞谢了。过几年，叶芝干脆提名他加入爱尔兰皇家学院，麦肯那又辞谢了。他说，他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不能从一个听起来和英国皇室有瓜葛的机构里接受荣誉。不知同样热心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叶芝有没有脸上挂不住。
麦肯那的魅力从何而来呢？众口一辞的回答是，美。没错，爱尔兰人写起英语来经常比英国人还漂亮。不过，作为翻译，尤其作为一部哲学经典的翻译，仅仅说它美，是不够的，甚至还会被曲解成委婉的批评。必须回到普罗提诺的原著来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
普罗提诺，以我们今天的分类来说，是宗教哲学家，或曰精神哲学家，甚至不妨说是密契主义大师，因其有人神合一、直觉体悟的强烈追求。[4][5]他像一般哲学家一样，构建了庞大精密的形而上学体系，包括等级化的神性三位一体，从高到低逐级坠降的宇宙结构。但和一般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不仅让他的本体存在具有活泼泼的属性，更关注活动于其间的灵魂，或曰人的内在的、精神意义上的生命。他教导人从物质的诱惑中醒来，一点一点刻苦地净化自己；他教导人摆脱肉身的羁绊，向着无限高远的上方飞升。最后，在不可知的终点，人同时看见本真的我和至善的神——或可说顿悟神性，或可说与神合而为一，甚至可说人就立地成神。[6][7]然而，密契体验无论如何也是言说不尽的，[8]惟藉着照见生命、通达天地的大美，它直指人心。要之，就普罗提诺的哲学而言，美并非附加特性，而是本质属性，美与真、善同在，与神同在。[9]强为之名，语言中或可勉力担当的大概也只有最美的诗了。[10]
是故，普罗提诺的著述始于《美》这篇文字；千百年来，《九章集》中为人传诵最多的也是《美》。[11]坦率地说，基于古代晚期的深厚哲学传统和科学成就所构建的庞大体系，即使哲学专业学者，也未必个个进得去出得来，普通人若无辅助更是无法开卷。但是，那活泼泼的精神和密契探索自带的超脱凡俗、生命灵动之美，托魂于诗歌，却如一次次的春风化雨渗入大地。远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暂且不论，自18世纪末以来，源于德国，最终席卷欧洲并波及美国的浪漫主义诗歌正是新柏拉图主义滋养的花儿。[12]19世纪末20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已成余响，但是，经它滋养过的土地是不会消逝的。[13]二十五岁的文艺青年麦肯那在这样的土地上成长起来，还不知有普罗提诺，便写下普罗提诺式超脱的句子，比如，“在思考着、感受着、向往着的灵魂之背后、之上方，是真正的人，纯粹的灵魂”。八年后，在异乡的客栈偶遇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麦肯那应该有过“一见如故知”的诧异和“当下喜悦”吧。[14] 殊不知，这偶然的相遇背后是千百年来的传承。
现在可以回到刚才的问题了。就像卓越的雕塑家竭力解救囚禁在大理石中的灵魂，麦肯那孜孜琢磨语言，去除妆饰，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最本真因而也是最美的生命。[15]这与真同在的美，恰是对普罗提诺哲学本质的最好诠释。
普罗提诺像很多古代哲人一样，无意以写作扬名，他只是帮助学生理解所讨论的问题，拼错词，字迹潦草都不在乎。又因视力差，写完文章从不检查。他的弟子对此有个委婉的评价，“观念识见比词语更丰沛”。[16]显然，这也限制了《九章集》的普及。麦肯那纯净、典雅的译笔实在是在英语世界里成全了普罗提诺。
3
当然，说到这里，还是不能使哲学专业读者满意的。特别是，洛布丛书于1988年出齐了当代普罗提诺研究领域的权威阿姆斯特朗的《九章集》英语全译本。这个译本也是二十多年工作的成果，而且依据的底本是目前学界公认上佳的亨利-施瓦茨希腊语版本。所以，麦肯那译本现在面临一个质疑：准确与否——应该说是，字面上准确与否。质疑的理由有两条：一、所依据的希腊语版本质量差；二、不是逐字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的。
首先，必须承认，麦肯那没有机会用上亨利和施瓦茨历时二十多年整理出来的希腊语版本，是个巨大遗憾。他不得不一边自己整理希腊语版本，一边把它译入英语。略感庆幸的是，麦肯那的合作者佩吉做了大量补救工作。佩吉应麦肯那要求翻译了第六卷前三章，在后者去世后，三次修订了全书。他在保持麦肯那风格和精神的基础上，共调整了几千处他认为不符合学界最新认识的错误。尤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次修订的第四版，也就是Faber（1969），佩吉依据的是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亨利-施瓦茨希腊语版全本。亨利给第二版写过导读，由佩吉译入英语，第四版继续收入。阿姆斯特朗在1971年《古典学评论》第21卷第3期为麦肯那译本第四版做了介绍。[17]目前谈到麦肯那译本《九章集》，一般以第四版为准。
令人不解的是，就我阅读范围来说，认真批评麦肯那译本的几个学者并没有看过第四版。如吉尔森在他1996年编辑的《剑桥普罗提诺导读》开篇介绍里评价麦肯那译本不太可靠，他讲的是第一版。[18]甚至1991年为企鹅丛书选编麦肯那译本的迪伦，也不够尽心，找来的是第二版，还惋惜地指出它只用上亨利-施瓦茨希腊语版本的前三卷。这不能不让人对他们的判断打个折扣。
至于逐字直译等于准确再现原作，以翻译学专业的观点回应一下，这个貌似有理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语言转换不是机器通信，一个意义对一个代码。“语言永远处在变化中”。[19]一个词就像一个人，它的意义，抑或性格，是在一次次经历中表现和再造的，经历越多内涵越丰富。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没有两个直接对等的词。举个简单例子，Ⅳ.8.5有个希腊语词“hamartia”，在希腊悲剧中指必然招致毁灭的性格缺陷，无关道德。但它经基督教改造后，恰指道德意义上的原罪。其他语言不太会有一个内涵完全一致的词。如果“逐字直译”指一词对一词，译者不能加入自己的理解，那么翻译活动就不存在了。具体到这个词，还有个麻烦。人的过犯是逃不掉的命中注定，还是自作自受的道德亏损，普罗提诺就没把话讲圆过。译者只得更多地启动个人理解。最后，阿姆斯特朗选择的英语词是“sin（罪）”，偏重道德责任，麦译本则是“flaw（过错，缺陷）”，偏重必然命运。考虑到普罗提诺是希腊哲学家，分别在Ⅵ.8.1和Ⅲ.2.10隐射过俄狄浦斯弑父和柏拉图-苏格拉底悖论，我倒以为，麦肯那的选择也许更准确。[20]
准确在文字上还原普罗提诺尤其不可能，还有他个人用词的原因。对麦肯那不以为然的吉尔森也不得不承认，普罗提诺经常“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使用一个寻常的词”，“每十句话里至少有一处词或词组，让人吃不准意思。”[21]
也许，强调“逐字直译”的学者本意是，要紧扣原文，不能随意发挥。那么，作为逐句比照过阿姆斯特朗译本和麦肯那译本第一版、第四版的前三卷中译者，我说一下总体印象：麦肯那是严谨的，没有妄解。可能有人会问，他的美文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美言不信吗？不，那说的是添加虚饰的美。麦肯那是反其道而行的，他追求“无可挑剔的清晰”，这是比准确更高的要求，需要充分把握词的语义和词之间的逻辑。他更下功夫之处是“富有表现力的韵律”，就是说，要找到与内容一致的音韵、节奏形式。[22]忍不住插句话，这是好文字的真秘密。退一万步说，即使还有学者坚持认为译笔好无助于研究，这种好也没有造成损失。
除此之外，我在翻译、比较中，还有几个体会。一是，阿姆斯特朗的特点是用词平实，更有现代感。熟练的哲学专业读者会感到方便、高效。但非哲学专业读者会因此忽略不少哲学概念和必要的时代转换。麦肯那则时刻考虑以前没接触过哲学的人，把概念处理得很显豁。比如在Ⅲ.3.6中，阿姆斯特朗译文中有个“part（部分）”，多简单明白啊，我们眼睛不眨就滑过了。但麦肯那用了“member（身体的部分）”，现在也就是《圣经》里还能看到那么用，我们得停下想一想、查一查了。于是，恍然明白，既然“member”指有机体的部分，普罗提诺用它讲宇宙，等于说宇宙是个有生命的活物。这个早期斯多亚学派提出的观点，在古代晚期是深入人心的。如此，我们对当时的宇宙论加深了认识。又如，在《生平》第8节，阿姆斯特朗的译文“面向自我在场，同时也面向他人在场”。“在场”这个现代哲学术语当然是言简意赅的，但非哲学专业读者或可能把握不了其内涵，或可能产生时代错乱的误会。倒是麦肯那的处理“他的生命能够内在于自我，同时也服务于他人”，任谁一看就懂。
第二个体会，也许话题有点大，涉及普罗提诺研究的取向了。我要反过来质疑，对于竭力道不可道之事的哲人，紧抓字面，是接近他的不二法门吗？波菲利在《生平》第10节回忆普罗提诺拒绝参加拜神仪式，说过一句，“应该是神灵来到我这里，而不是我去往它们那里。”阿姆斯特朗和迪伦都把这句话注解为，那些神灵低级，不值得侍奉，似乎普罗提诺挺高傲的。但阿姆斯特朗也承认，普罗提诺从未把自己置于神灵之上。于是，这里留下个费解的疙瘩。不妨换个思路，即神不是通过外在仪式，而是通过内心观想才可认识的，神会来到冥思的人内心。这一来，是不是点到普罗提诺的密契主义，也表达了神性内在于人的希腊精神呢？波菲利随后的评价“立足如此之高”，是不是顺理成章了呢？有天主教背景的阿多，对这句的解释就不同于他的世俗同行，“我们必须自己变成一座活的圣殿，于其中神圣临在将会亲自显灵。”对比译本可发现，阿姆斯特朗译本中，神在我们之上的表达稍多，而麦肯那译本中，神在内心、在我们身上的表达稍多。这实际上是倾向形而上学，还是倾向密契主义的区别，都没什么问题。不过，阿姆斯特朗的实在，有时会带来小麻烦。如Ⅰ.6.3谈到作为元素的火居于理想本原之列，其他事物充分分有它就变得美，吸纳不足就不美。意思一目了然。阿姆斯特朗却挺认真地加了个注，探讨丑东西受光照越多越显丑，把自己绕得有点晕。他好像不太明白什么叫不落筌蹄，不泥迹象。[23]
应该说，把形而上学和密契主义融合在一起，是普罗提诺的特点，也是难点。不像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家，要讲精神哲学也会分开另讲。总体来看，当代英语世界的普罗提诺研究者世俗出身的较多，更关注形而上学。[24]像吉尔森主编的《剑桥普罗提诺导读》甚至不收一篇专论密契主义和美学的论文。这的确驱散不少肤浅化、庸俗化普罗提诺的迷雾，发掘了他在形而上学方面的价值，追认了他堪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比肩的地位，但是不是也有点矫枉过正？毕竟从思想史来看，普罗提诺对几大宗教以及世俗世界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密契主义方面。仅仅说，以前那一千多年都是一场误会吗？
最后，还有个体会，麦肯那对很多细节的处理显示出他的杂学旁收，不拘一格。有时无关宏旨的趣味，对于哲学研究也不是毫无裨益。在Ⅲ.2.16中有一段讨论对立统一，阿姆斯特朗将一个音乐名词译作“melody（旋律）”，然后将旋律中一个个音符解释为冲突的声音，有点勉强。麦肯那的译文是“harmony（和声）”。一查音乐史，原来古希腊和声恰指一高一低两个互为对立的音调组合，这一来，上下文就顺溜了。
总之，麦肯那译本，从学术角度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他有作家式的洁癖，不愿意加注。不加注把话讲清楚，是检验好作者的试金石。但是，《九章集》的阅读门槛如此之高，有几个读者能花几年，甚至十几、二十几年去咂摸你的好处呢？我不得不拂逆其本意，写了一些注，涉及阿姆斯特朗译本和麦肯那译本的第一版、第四版之间的比较，希望揭示麦肯那译本被掩盖的学术价值。当然，限于主、客观条件，这些比较极其有限，只是个抛砖引玉的意思。麦肯那的译本要早几十年，他可利用的资源要差得多，也确有舛误，我在翻译中参考了其他译本。但有点令人意外的是，佩吉的修订和阿姆斯特朗的处理并不见得处处妥当。麦肯那有时提供了另一种有意义的理解。最好的办法是，亲自去阅读吧——阅读麦肯那，阅读普罗提诺。
4
然而，《九章集》实在是难读。万物归一，达此目标之路却是艰苦曲折的。徐梵澄答友人不解《奥义书》，说，“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开这书，处在高境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诚然，读《九章集》，也要这份耐心，不过仅此也许不够。我第一年读《九章集》，耐心有余而所获甚微。我是说，我没有工作，也停了正常人看着比较靠谱的计划，去掉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和做饭的时间，每天大概搭上十小时找资料，看资料，坐半天译一段，然后悉数删掉出去走一走，这么着过了一年，还是混沌的。当然，也有我天性驽钝，没有受过哲学训练的原因。不过，一个低起点过来人的尚且新鲜的经验，对于初次接触普罗提诺的读者来说，也许有便于利用和操作的好处。
《九章集》入门难，跟它的写作形式有关。按惯常方式从头读起，很快就像误闯迷宫，失了方向。因为，《九章集》不是为后人写的教科书，而是围绕普罗提诺师生和当时哲学、宗教人士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展开探讨的，默认读者处在时代语境中，已大体了解他的体系。所以，我们首先得有一份简易地图在手，定个向，才不至于迷惑。我给中译本写了两个序，就是想帮助读者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图景中找到普罗提诺的位置，从整体上把握《九章集》的要义和精神气质。在此基础上，读者也好判断，这是不是自己想继续深入的书。如果是的话，那么换一张地图——麦肯那写的《关于术语体系的说明》。我们可以先浏览，形成普罗提诺体系的轮廓，再带上它边走边看。此外，我整理了较详细的《术语对照表》，也可备查。能力所限，未附希腊语。不过，重要术语第一次出现在文中，均有注解。鉴于《九章集》非体系化的写作形式，也许有必要推荐一个相对容易入门的阅读顺序：从Ⅰ.6和Ⅵ.9起步，接着读Ⅵ.7、Ⅵ.8，再读Ⅲ.8、Ⅴ.8、Ⅴ.5、Ⅱ.9。[25]这个中译本给各章编写了《内容提要》，也有个导航作用。到了可以阅读国外文献阶段，我建议留心作者是否有宗教背景，都看一看，比一比。
《九章集》难点之二，是古代经典共有的，即时代隔阂导致的理解不到位，也有人笼统称之为“时代错乱（anachronism）”。古代哲人关注宇宙、人生，和我们是一样的，但他们所基于的假设，所形成的概念、问题以及所论证的方式大不一样。例如，“天性（nature）”，今天也是常用词，但我们是在情感、价值层面讲的，不是在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知识上相信行星有使其成为行星的天性，人有使其成为人的天性，狗有使其成为狗的天性，甚至看不见摸不着的善也有维持其本质存在的善天性。而古人恰恰把这一点当作无需证明的前提。[26]也因其如此紧要，他们会热心探讨它的地位仅次于灵魂，还是贵为神。在此前提下，重读Ⅱ.3.1，才能意识到“所以到头来，它们没有确定的天性”的严重性，因为逻辑推理到了这一步等于否认了这些东西的存在。重读Ⅰ.4.1，说福乐是“尽其天性”，“率性”而为，亦有更深含义。
阿姆斯特朗译本和迪伦选编的麦肯那译本比较详细地注出《九章集》中指涉的哲学家著作和各流派观点，点明当时人所关心的问题渊源，有助于理解。我在这个中译本中转引了不少他们的注解。不过，这是远不足以消除时代隔阂的。像有人不解地球既是宇宙中心又围绕宇宙中心转，找到柏拉图在《提迈欧》里讲的话也没有用。症结还是缺乏古人天球运行论的知识以及基于此的心理定势。又如《生平》第9节介绍普罗提诺担任保护人和仲裁人，如果不知道《圣经》中为人担保、仲裁的是耶和华，怎么也看不出这里是在讲人有神性的希腊精神。我也写了一些涉及古代百科知识和生活风俗的注，虽然极有限，但希望借此提醒读者，当我们付出努力依然感到理解他人有系统性困难时，原因往往不在于思维和逻辑，而是彼此习焉不察的知识和情境预设差异太大。
如果说前两个难点总可以靠仔细读书和思考来解决，那么涉及《九章集》哲学本质的难点在书外，即它的直指超验极点的精神取向。普罗提诺同时代的很多人就批评他，“把他的宇宙建立在最虚弱的存在物上”。[27] 这个批评其实不难反驳，天地尚不能久，还有什么庞然坚固之物呢？本来无一物的唯心主义者恰是内心最强大的，历史上太多例子了。但这到底是秉性上的事，读者如果心里不通，那么放下，以后再读，未尝不可。
在我看来，普罗提诺的意义，首先在于他触及了人类所能企及的极限精神高度。那是绝大多数人无法抵达之境。但是，山在那里，我们因此可以保持着仰望的姿势。普罗提诺更大的意义在于，他可能指出一条跨文化深层会通之路。今日世界尚存之各大文明，彼此间纷扰不断。而观其基底无一例外是伦理向度的、基于个体体验的精神性求索。[28][29]或是人神合一，或是梵我一如，或是天人感应，殊途同归。我在翻译过程中发现，很多普罗提诺研究者认为难以解释的表达和汉语中源于释、道的词，仿佛天造地设。不过，这些词在日常使用中，大多数本意已经淡化，读者可能察觉不到其内涵。所以，罗列如下。读者在文中看到它们，专门查查本意，会有更深的感悟。
安身立命、安（时）顺（处）、奥义、报应、本来俱足、本来面目、本体、变化、变易、不断、不可思议、不偏不易、不生不灭、不为、不增不减、藏/用、差别、超拔、超脱、次第、寸丝不挂、大美、大圆满、澹然、当下、道/器、得道、第一义、独立不改、堕落、烦恼、反覆、反者、放下、分别、感应、功成、观想、观照、岿然、归土、皈依、恒持、坏空、恍惚、活泼泼、活物、昏沉、极乐、寂静、寂寥、解脱、接引、静定、觉悟、空寂、空无、狂妄心、六欲、流转、（梦）幻（泡）影、绵绵、命劫、内保之、念念、平等、普遍光明、千举万变、栖神入定、前身、清净、茕独而不群、人间世、入善境界、入神、柔弱、柔顺、入定、如实、森罗万象、思想、善报、上方、上天、舍身、生灵、生生不息、实际、实在、守中、率性、宿命、随行、他力、贪嗔痴、天书、天性、同类、同声、同气、托生、退堕、退转、微妙、惟一、无碍、无常、无明暗室、无分别、无割、无量、无量光明、无漏、无染、无始以来、无情、无为、无滞无碍、无状、五内、乌有之乡、现实、下方、现身、相对、想入非非、相似不违、相续、相应、信爱、性具善恶、行者、虚静、虚空、虚妄、虚无、血海、一分为二、一贯、意识、因果、应得、勇猛精进、有情、有物混成、与取、圆成、缘起、芸芸、造物者、照见、真理、真实、真人、真知、至高无上、智慧、至乐、支离、至人、止止、自力、众生、转世、自由自在、自在自为、转生、庄严、罪孽、坐忘、坐照
《九章集》是一本需要年纪和阅历来领会的书。机缘到时，豁然开朗。如一位东方诗哲所言：
“到达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路途最为遥远；达到音调单纯朴素的极境，经过的训练最为复杂艰巨。旅人扣过了每一个陌生人的门，才来到他自己的家门口；人要踏遍大千世界，临了才到达藏得最深的圣殿。”
——泰戈尔《吉檀迦利》第12首
5
无论怎样，翻译绝不能代替原作，它只是走向原作的一块铺路石而已。这个中译本的可取之处，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哲学何为的粗浅思考。我认同法国哲学家阿多，“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而不是静态的知识；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不是智慧本身；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院里被教授的学问。”[30]所以，在翻译和评注、介绍时，我一直在努力还原那些真正生活过的人。这么说不只是情感意义上的，也是指技术方面。哲学专业读者大概不难发现，这个中译本的评注、介绍尝试着使用了一些新材料，除了规范的古希腊哲学著作及其研究文献，也有涉及基督教、文学、我国传统文化等领域。这些新材料的运用，当然远远没做到系统、深入，准确再现哲人及其思想的努力很大程度还是个希望，但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启发。
也要说明这个中译本的主要不足。一是，我虽然以麦肯那译本第四版为底本，参考、比较了第一版，以及阿姆斯特朗译本，重要概念均查阅了词源，毕竟没有学习过希腊语。讹误难免，请读者不吝赐教。二是，无法再现麦肯那版本的美，因为个人语言能力所限，也因为汉语和西方语言差异太大。冠词、单复数、时态和虚拟语气等汉语里没有的语法，在其他作品里大可化掉，然而在哲学论述里，通常有重要区别意义，必须保留。含义丰富的哲学概念，汉语有时因思想传统不同而更难找到对应词，还不能像其他作品那样随便一词多译。大量逻辑关系复杂的长句，对以感性见长的汉语来说，也是挑战。三是，我虽然负责确定了全书术语，在合作译者修改期间予以全程指点、答疑，但限于各种条件，只承担了部分审阅、校读任务，所以，全书风格一致性不够。
译、注前三卷并承担后期各种工作，我投入约一万小时的劳动。估计拿到稿酬后去掉个人在国内外搜集版本、资料的几千元开支，我的每小时价值是一元多点。所以，我要谢谢我先生多年来独力养家；我要谢谢我父亲对我永不改变的盲目的相信。
[1] 以上引文来自Stephen Mackenna, Journal and Letters of Stephen Mackenna, ed. by E.R.Dodds, Constable, 1936, p.104-105。麦肯那逝后，古道热肠的爱尔兰老乡道茨——就是把陈康论文推荐给《古典学季刊》，助其成名的牛津大学教授道茨——替故友编辑出版了日记、书信，还撰写了长达89页的回忆录。本文所涉麦肯那生平史实都来自这本书。
[2] Ibid p.114。
[3] Ibid p.43，道茨称，到1930年，全世界看懂《九章集》的也不过二、三十人。
[4] “密契主义（mysticism）”对应的希腊语词是“myein”。原意是闭上眼、口，引申为绕过现象和语言，睁开灵魂之眼，进而指人神合一、直觉证悟的体验。汉译作“神秘主义”是很好的，有这种主张者都会强调天机不可泄露，普罗提诺也不例外，参见Ⅵ.9.11。但有人受这个词在日常使用中的干扰，觉得它带贬义，所以，本书还是取了港台人较多用的“密契主义”，强调其人神合一的终极追求也可。
[5] 参见Paul Henry, “The Place of Plotinu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Enneads, ed. by John Dillon, Penguin group, 1991, pp.xlii，“普罗提诺在思想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方面重要，在神学和密契主义发展史上更重要。”亨利是比利时学者，天主教出身，他和施瓦茨耗时二十多年，合作整理出目前学界认可的《九章集》希腊语版本。有宗教背景的学者都特重普罗提诺的密契主义，如皈依天主教的英国学者里斯特提到，普罗提诺是西方密契主义之父，参见John M. Rist, Plotinus: The Road to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13。麦肯那同时代的英格教长是从密契主义开始研究普罗提诺的。法国人阿多亦如此。
[6] 若以有形物质世界做比，形而上学讲的是地理，而密契主义或灵性修行讲的是探险。普罗提诺经常在“地理”描述和“探险”体验两套话语之间切换，参见Evelyn Underhill, The Essentials of Mysticism, J.M.Dent, 1920, p.118。
[7] 当代英语世界的普罗提诺研究者虽有缩小密契（神秘）主义地盘的祛魅倾向，但并不否认这方面。比如，阿姆斯特朗直接了当地说，“普罗提诺的哲学也是宗教”，参见A.H.Armstrong,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ed. by A.H.Armstro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59。他在其译本前言中称普罗提诺既是“实践的宗教、伦理教师”，也是“职业哲学家”，认为“普罗提诺的哲学阐述了一个由活泼泼实在构成的秩序化结构。这个结构永恒不易地从超验的第一本原太一，也就是善出发，一级级连续不断地坠降，经由包纳诸形式的神圣智觉，穿越内含多层次体验、活动的灵魂，直至抵达那些最末最低的实在，也就是我们所感知到的诸形体。这套哲学同时展示了一条人的自我只要愿意就有能力攀升并达到与善联合的途径，因为人的自我在存在的各个层次上都能体验、活动，逐步净化、单纯化，也因为只有与善联合才能令人喜悦满足。”还有人称普罗提诺是“形而上学主义者和神秘（密契）主义大师”或“理性的神秘（密契）主义者”等，都是这个意思。
[8] 那又为什么言说呢？纪伯伦可以代答，“我说的话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它说出来，为的是也许会让你听到其他的一半。”
[9] 参见Ⅰ.6.6，（大全）美，“同时是善”，是“第一义”。普罗提诺的形而上学体系各个等级，对应或曰就是各个等级的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1795-1821）的《希腊古瓮颂》结尾再直白不过地体现了新柏拉图主义精神，“‘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查良铮译）。
[10] 参见《生平》15节，普罗提诺称赞波菲利，“你已表明你同时是个诗人、哲学家和奥义阐释者”。
[11] 普罗提诺的写作顺序，参见附录四。法国哲学家阿多推荐《九章集》必读文第一篇是《美》，参见Pierre Hadot, Plotinus or The Simplicity of Vision, English trans. by Michael Cha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p.121。麦肯那试笔挑的也是《美》。阿译本在该篇提要里讲到，无论古今，《美》都可能是《九章集》中最出名，也是被人阅读最多的文字。
[12] 18世纪末，新柏拉图主义引起歌德、席勒、黑格尔等人注意，启发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又和后者一起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克洛泽（F.Creuzer）试译了他认为贴近当时时代精神的《美》和《天性、观想和太一》，然后与人合作出版了德译《九章集》，由此开启现代意义上的普罗提诺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一方面得风气于德国，一方面受本国17世纪剑桥柏拉图主义影响，涌现出华兹华斯、布莱克、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参见Dominic J. O’Meara, Plotinu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nea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6。欧洲的浪漫主义越过大西洋，又催化了以先验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浪漫主义。所以，梭罗、爱默生、惠特曼等人的散文和诗歌也时有新柏拉图主义精神的流露。海涅（1797-1856）写过《论浪漫派》（“On the Romantic School”），追溯到浪漫主义诗歌的“密契主义根源”，认为它是中世纪诗情的复活，“是基督的血滋养成的一朵西蕃莲花”。他没指出新柏拉图主义，实在是它和基督教密契主义结合得太好。倒是钱钟书《谈艺录》88节点明，“抑德国浪漫派先进之说，源出于普罗提诺”。
[13] 值得一提的20世纪代表人物有：和麦肯那私交甚好的叶芝（1865-1939），他的现代主义诗歌饱含浪漫主义和密契主义因子；被称作“20世纪布莱克”的纪伯伦（1883-1931），其名作《先知》很多句子可为《九章集》作注，给予他灵感的伊斯兰教苏菲主义，基督教密契主义和美国超验主义都可溯源到普罗提诺的思想；现代哲学的先行者柏格森（1859-1941），他提出的生命哲学有普罗提诺的影响。
[14] 引自Ⅰ.6.2。这种似曾相识（déjà vu），《九章集》用同类相知来解释。
[15] 参见Ⅰ.6.9雕像喻及其注解。普罗提诺哲学的美，也是麦肯那语言的美是做减法，去除多余，以求意义自现。从这个角度也可说明，麦肯那或普罗提诺的美是与真同在的。
[16] 引自《生平》14节。
[17]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lassical-review/article/mackennastephen-plotinus-the-enneads-translated-revised-by-pageb-s-with-foreword-by-e-r-dodds-and-introduction-by-paul-henry-fourth-edition-revised-pp-lxx638-london-faber-1969-cloth-550/CB749EAEC9E5D878E559480B8164467A
[18] 参见L.P.Gerson，“Introduciton”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 ed. by Lloyd P. G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他评价的是“六十五年前完成的麦肯那译本”，可见是第一版。
[19] 引自乔治斯坦纳，《通天塔之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p.18。这本有里程碑之称的翻译学著作有个重要观点，意义是受制于时空、语境的。即使同一种语言里同一个词，每次出现，它的意义都是有变化的，理解永远是个解释的过程。
[20] 参见《西方思想史上的隐身大师》第3节有关灵魂之“罪（hamartia）”的注解。
[21] 引自L.P.Gerson，“Introduciton”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 ed. by Lloyd P. G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
[22] 引自Stephen Mackenna, Journal and Letters of Stephen Mackenna, ed. by E.R.Dodds, Constable, 1936, p .147。
[23] 具体说来，他没明白喻取一边，点到即止。他把普罗提诺借鉴来的一些譬喻叫作“装饰性的”象征主义，参见A.H.Armstrong, Plotinus, Collier Books, 1962, p.23。未必正确，而只是他不善于领会微妙之处罢了。
[24] 国内普罗提诺研究也有避谈密契（神秘）主义的倾向，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词是“指责”普罗提诺。目前把密契（神秘）主义提到较高位置的专著，我注意到有刘玉鹏，《自净其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5] 出自Pierre Hadot, Plotinus or The Simplicity of Vision, English trans. by Michael Cha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p.121。
[26] “Nature”，不独道家的“自然”、“天性”与之可比，佛家的“法（梵语词dharma）”，意思也如出一辙，“能持自相故名为法”，也认为各事物各有维持其自身存在的性质、相状。想想令人称奇，在信息沟通极困难的古代，不同文化传统探讨终极问题时，时有内涵极其吻合的概念。可见人类，究其根底，是可以沟通的。
[27] 参见《生平》第17节。
[28] 这个有点冗长的描述，已有人从不同侧重点为之命名、讨论过。徐梵澄称之为“精神哲学”，认为它立于各文明系统之极顶，与国族命运息息相关，参见其《<玄理叁同>序》。“精神性”意思是“对于人来说，在意识和行为中成为神，……过神的生活”，参见其《<孔学古微>序》。1973年，他尚在印度时即以精神哲学的进路比勘会通中、印、西三派学说。他指出精神哲学目的在乎“变化气质”，与法国哲学家阿多的“脱胎换骨”提法不谋而合，参见脚注210。
[29] 恐怕有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本质也是道德性的、精神性的提法。西方文明不是天人对立主客二分，重器物轻伦理的吗？参见脚注516。我认为，如果将视野设定于近现代，是会看出这种特点，但特点不等于本质，讲得多也不等于最推崇，参见脚注19。就实用来说，我们在洋为中用时，仅仅引入器物和主客二分的斗争哲学而忽略其所依托的精神本质，受其弊端之害反而有甚于西方。更重要的，只讲特点异而不讲本质同，会取消文明之间深层会通的可能，不利于世界大同。
[30] 引自阿多著，张宪译，《古代哲学的智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