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英国作家，数十位中国翻译家，大英图书馆在上海的手稿展值得一看

                
                 
本文作者： 徐雪晴
“读者，我去了上海……”
参照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写在《简·爱》最后一章的那句“读者，我嫁给他了”，大英图书馆的策展团队在“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的展览简介中，用相似的口吻写下了这句话。
3 月 15 日，这场展览在上海图书馆正式举行。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展区，读者们可以看到《简·爱》的原稿。大英图书馆的策展团队特意将书页翻到了最后一章，在夏洛蒂清秀的圆体字中找一找，你就可以看到前文所提的那条名句。
余下的四件手稿，分别是 T·S·艾略特《擅长装扮的老猫经》的诗歌草稿以及他讨论猫行为的信件，珀西·比希·雪莱献给拜伦勋爵的十四行诗草稿，查尔斯·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的五页原稿，以及 D·H·劳伦斯在小说《虹》出版遭禁后与代理人讨论计划秘密出版该书的信件。
连同这些手稿一同展出的，是数十位中国翻译家对这五位英国作家作品的译作，以及中国读者购买与阅读的不同版本。
 
                
                   
                
                   
                
                   
                
                  大英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的策展团队，希望读者们既能通过最原始的手稿，了解不同作家的创作方法、书籍从作家的书桌抵达读者群的历程以及不同作家的个性，也能获知英国文学作品在中文世界的流传历史。
而之所以选择这五位作家及对应的五件手稿，是为了与上海图书馆的现有藏品相配合，并确保手稿的多样性——既有小说，又有书信与诗稿。
“展品的选择是与上海图书馆已有的藏品紧密结合的。比如我们上海图书馆有劳伦斯签名限量版书籍，我们认为这个非常好，自然就会选择劳伦斯为展出的作者之一……狄更斯的手稿让我印象深刻，因为上海图书馆恰好有狄更斯的藏书，所以这个意义就非常大，可以通过这本藏书将英国作家与上海的渊源连起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在采访中表示。
为了突出这段“渊源”，展览中还增添了几件特殊的展品。
比如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写给上海戏剧家黄佐临的题词手稿原件。这封信件写于 1937 年 7 月 10 日，“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信的内容热情洋溢。“起来，中国！”用简短的感叹句开头后，萧伯纳写道：
“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圣典将是中国的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的创作。”
这封信与黄佐临亲笔撰写的译文一道展出，置于萧伯纳为黄佐临定制的精美相册中。相册的封面用摩洛哥羊皮装饰，正中印有一个“萧”字。当时萧伯纳对黄佐临说：“将来你回去，有了满意的演出，剧照就贴在这上面。”不过出于对这份礼物的珍视，黄佐临未曾贴过一张照片。
 
                
                  还有 1872 年 5 月在《申报》上刊出的、我国最早的小说译作《谈瀛小录》。这篇小说，翻译自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小人国部分。以及狄更斯的私人藏书《中国第二次战役纪行》，封二还贴有狄更斯的藏书票，上面绘有一只手握马耳他十字的雄狮。
这次的展览是大英图书馆为期三年的文化交流项目“大英图书馆在中国：共享知识与文化”的一部分。此前，大英图书馆分别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木心美术馆合作，举办过两场手稿展。而在上海图书馆的展览结束后，他们还将前往香港办展。
如果在 4 月 15 日之前，你恰好有机会来上海，不妨去上海图书馆看看展。不然，你可以通过下文及大英图书馆推出的中文网站，了解有关此次展览和五位英国作家的更多信息。
【《西风颂》之外的雪莱】
雪莱的诗歌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是《西风颂》的最后一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不过这次展出的诗稿，并不是《西风颂》的原文，而是雪莱写给拜伦的十四行诗《致拜伦的十四行诗》（在手稿上的原题是《致——》）。大英图书馆的策展人 Alexandra Ault 将这件作品称为：“一位浪漫派诗人写给更著名的浪漫派诗人的诗歌。”
诗作写在一张尺寸极小、被裁过边的纸上。纸张的表面留有折叠成方块后的痕迹，表明曾有人将其折起，夹在笔记本中或装在口袋里携带。这份手稿最初由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保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她将这首诗抄写下来后，将手稿赠给了友人夏洛特·默奇森。
有趣的是，在 1931 年 12 月 16 日的苏富比拍卖中，这份手稿最终流入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手中。1986 年，茨威格的受托人将手稿及茨威格的其他藏品赠予大英图书馆，才有了这件展品。
 
                
                  鲁迅曾于 1908 年在留日学生杂志《河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雪莱的评论《摩罗诗力说》。当时他用的笔名是令飞。全篇用文言文撰写，而题目如果用现代汉语按字面翻译，应该是“谈一谈如魔鬼般的诗歌的力量”。因为了解到《河南》的编辑喜爱长文章，并为了赚取更多的稿费，他特意将文章写得很长。这篇文章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篇论述。
雪莱的诗歌在中国的流传，最早依靠的是苏曼殊和郭沫若的翻译。两人的译作特点迥异。
苏曼殊喜欢用旧体诗翻译诗作。他曾将雪莱的短诗《冬日》翻译成五言古诗，读起来更像是中国古代诗人创作的作品。而郭沫若使用的是白话文。他曾翻译过《西风颂》，但自由体式的翻译破坏了用三韵句撰写的《西风颂》，破坏了原诗严谨的韵律感。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出版史】
半自传体小说《简·爱》在 1847 年正式出版前，曾遭到过不少出版商的拒绝。为了让小说更容易被出版商及读者接受，同时也为了防止认识自己的人将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与现实对号入座，夏洛蒂·勃朗特最初并没有使用真名，而选择了一个男性笔名柯勒·贝尔。
1847 年 8 月，当时毫无名气的史密斯与埃尔德出版公司，收到了这份手稿。出版商乔治·史密斯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在两个月后就对其进行了出版。
这部小说的原始手稿非常厚，共有三卷，此次展出的是第三卷。当时，它曾被送往斯图尔特和默里印刷厂，由排字工人将手稿拆分成不同章节，再挑选活字并印刷小说。因而，凑近仔细看，你可以在展示手稿的左侧发现沾了油墨的指印，还可以在右侧看到一行用铅笔写下的浅浅的字迹“Swindell”——应当是当时负责印刷该页的工人的名字。
“勃朗特的写作生涯是从这个手稿开始的。出版这个作品的出版社，之前并没有什么名气，出版了《简·爱》之后变得非常有名。通过这个手稿可以看到作者并不是孤身奋战，不是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写作，而是和出版商有互动，我们可以从实物上看到手稿从创作之初到广为流传的过程。”Alexandra Ault 介绍说。
 
                
                   
                
                  《简·爱》在中国的翻译史也略有波折。
它最初由周瘦鹃翻译，以《重光记》的书名被收录在 1925 年 7 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心弦》中。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擅长写言情小说。而《心弦》是言情丛书“我们的情侣”的第四册，里面选编了他缩译或摘编的西方爱情小说。
尽管周瘦鹃认为《简·爱》“尤其算得一部极伟大的言情小说”，但他对“伟大”的定义，仅限于鸳鸯蝴蝶派的理解之中，即那只是一个爱情故事，并没有其他的意义。他的翻译风格也极具鸳鸯蝴蝶派特色，比如夏洛蒂·勃朗特被翻译成了“嘉绿白朗蝶”，而简·爱则被叫做“嫣痕伊尔”。
直到 1936 年 9 月，李霁野根据原著再版翻译的全译本《简爱自传》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读者对简·爱及其身处的英国社会，才有了更丰富的认知。书中收录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再版序，其中提到了当时英国权贵阶层对《简·爱》的非难与诋毁，以及夏洛蒂对此提出的正面反击。
【写作飞速的查尔斯·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的手稿，因为布满圈涂与修改，且字迹潦草，十分不受印刷厂工人们的待见。展出的《匹克威克外传》手稿，是一项证明。
他写得飞快，且边写边改，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本小说最初是以连载的形式推出的。在 1836 年到 1837 年期间，匹克威克及其建立的虚构团体所经历的一系列历险故事，被分为 19 期按月出版。直到 1837 年该系列连载完毕，所有的故事才被收录成一部小说出版发行。
“这份手稿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人们不仅能看到狄更斯缩写的故事，还可以看到接触到手稿的人——比如印刷工人——对这份手稿的评价……从手稿印刷成连载的形式，直到连载全部出完后，才有成本的小说，人们因此可以看到这件作品一路从手稿到连载本、再编成小说的全过程。”Alexrandra Ault 在采访中说。
 
                
                  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一样，这本小说最早的中译本《旅行笑史》，也曾经过鸳鸯蝴蝶派作家之手；经三位译者李常宽、陈小蝶和其父亲陈栩（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的合译，在 1918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不过，这本译作非常薄，因为他们仅翻译了原著的前十九章，并以与故事主线无关的理由，主观地删除了许多内容。
不过，他们没有漏译其中滑稽逗趣的部分，还时常添油加醋使其比原作更为夸张。类似强调情节性及娱乐性的做法，在狄更斯的其他早期译本中并不少见，可以被视作一种典型的“通俗文学趣味”。
著名翻译家林纾翻译了狄更斯的多部重要作品。不过他本人并不懂外语，每次翻译都是与搭档魏易进行合作，由魏易先进行口译，再对译文进行润色修改。林纾对狄更斯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比自己译过的另两位作家——司各特和小仲马——更为出色，还将他摆到了与中国的左马班韩（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韩愈）平起平坐的位置。
【D·H·劳伦斯的抗争】
1915 年 11 月 29 日，D·H·劳伦斯给他的伦敦代理人詹姆斯·布兰德·平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自己正和友人商量着以订购的方式私下印刷出版《虹》。
而在大约两周前，这本讲述英国一家三代从 1840 年到 1905 年遭遇的小说，因露骨的性爱内容遭到审判，并被禁止在英国发行，书商们也被勒令销毁库存。
 
                
                  在《虹》之后，他所写的另一本更为著名的小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也因相似的理由难逃被禁的命运。直到 1960 年，这本小说（最初于 1928 年出版）才在英国得以合法出版。
《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最初由著名翻译家饶述一翻译，并以其个人名义，在 1936 年出版。印量很少，只有 2000 本，在当时被一抢而空并出现了大量盗版本。
饶述一的全译本质量很高。他十分忠实于原文，并表示，自己翻译这本小说不是为了供人消遣娱乐，而是因为非常欣赏 D·H·劳伦斯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他指出劳伦斯的理想在于破除世俗社会对性爱问题的神秘看法——“从我们人身所最需要，最深刻地需要的起点，用伟大的温情的接触，去产生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
【爱猫人士 T·S·艾略特】
写《荒原》的艾略特和创作《擅长装扮的老猫经》仿佛不是一个人。前者十分严肃，后者滑稽可爱。大概，是因为他真的很喜爱孩子和猫。
他的这种俏皮在展出的其中一封信件中表现得十分鲜明。给好友波利·坦迪写信的那天，正好是 1940 年 2 月 13 日——情人节前夕。于是，在用来给文学批评杂志 Criterion 写评论的信纸上，他用铅笔画了几颗爱心，以及一位被丘比特之箭射中的男人。
 
                
                  在这封信中，他还分享了关于过气的魅力猫格里泽贝拉的诗歌片段。他说：“这是个悲伤的故事，甚至有些丑恶。”害怕这首诗对于年轻读者而言过于“伤感”，在最后于 1939 年出版的诗集《擅长装扮的老猫经》中，他省去了《格里泽贝拉》一诗。
不过在艾略特去世多年后，他的妻子瓦莱丽向音乐剧作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展示了这首诗的片段。1981 年，韦伯创作了音乐剧《猫》，格里泽贝拉在其中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展出的这几封与海洋生物学家、节目主持人杰弗里·坦迪一家往来的书信，包含了许多艾略特所不常用的只言片语。他曾针对如何养猫提出过建议：“当一只猫认定了你……就没有办法了。”而他自己，曾养过不少猫。
《擅长装扮的老猫经》原本是为艾略特朋友的孩子和自己的教子而创作的，有十多只有名有姓、个性迥异的猫在其中现身。而在出版前，这本诗集的主要读者是出版商杰弗里·费伯（Geoffrey Faber）的孩子们。
尽管为艾略特带去巨大声望的作品是《荒原》，但是《擅长装扮的老猫经》却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艾略特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翻译家赵萝蕤杰出的翻译紧密相关。1935 年，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赵萝蕤试译了《荒原》的第一节，第二年，她应戴望舒的约请，翻译了《荒原》全篇及诗人原注，并在 1937 年出版了《荒原》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她与艾略特曾于 1946 年 7 月在哈佛大学俱乐部见过面。为感谢她的翻译，艾略特赠给了她一本带有亲笔签名的诗集，并在扉页上写下了“为赵萝蕤签署”这几个字。
题图及文内图均由大英图书馆提供，banner 为大英图书馆建筑外观及广场（© British Library Board） ，长题图为《简爱》（BBC版），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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