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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话题 >太宰治：生而多余，我很抱歉
“ 我这一生，尽是可耻之事。 ”
忘了曾经读到《人间失格》时，正逢自己遭遇什么灰败的郁事，只记得感觉自己积累已久的郁结在这一刻到达顶点，和作者一样颓丧地沉沦了下来。
太宰治，总是在我阴郁时刻出现在脑海中的作者，没有郝思嘉“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那样的乐观光明，也不像鲁迅不屈地呐喊“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看起来那样自卑，那样怯懦，似乎时刻都将走向自毁，但却奇怪地安抚了我，或许还有所有曾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怀疑的读者。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无用而软弱，并且不打算为此辩解，这种“无赖”一般的自弃中，充满了细腻而伤情的自我描写和对他人的关照，敏锐地说出了我想说但从未说出的话，反而让人觉得，啊，原来这样想的人并不止我一个。
就像他说的，“ 生存真是一桩十分犯难的差事，到处都缠绕着枷锁，稍一动弹，就会勒得鲜血迸溅。 ”
太宰治出生在日本本州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在家长制严格的家庭中，身为幼子的太宰治并不受到家长的重视，甚至对于家业没有继承权。作为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太宰治自小就没有获得来自父母的过多关爱，仅有的接触也因为严苛的要求和严厉的语气变得令人生惧。
在太宰治眼中，家人的形象更多的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和阶级地位，而非一个血肉鲜活的生命体。因此，在太宰治笔下，每当遇到对主人公的家庭环境进行描写和设定之时，往往都具有同自己家庭相类似的因素——地主家庭的出身、早逝的家长、沉闷的家庭气氛等等。在这样家庭出生的主人公们，也往往就是太宰治自身的化身，甚至《斜阳》中直治、和子、母亲这三个人物就是不同时期不同侧面的太宰治。
作为家中第六子，太宰治是家族中一个颇为尴尬的存在，由于父母兄长的疏离，他没有体会到多少亲情关爱，因此表现在作品中，那些与他自身处于同样地位的“幼子”都缺少天伦之乐，孤独感贯穿小说的情感主线。在家庭中，他们无人关爱，是被熟视无睹的异类；在社会上，他们人微言轻，是不被重视的弱者：无论是在家族里还是社会上，“幼子”都带有深刻的“多余人”的烙印。
经历了二战和共产主义活动的太宰治与同时代日本人一样，在社会制度和观念更新换代之际不可避免地感到彷徨和矛盾。尤其对于出生在地主家庭的太宰治来说，上一辈的权威性经过岁月沉淀很难消除，但是新时代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秩序的震动却也难以忽视。因此，在太宰治的作品中，那些代表了旧制度的“父兄”长辈一方面仍然占据社会的高位不肯让步，另一方面却因为时代的冲击显出没落的趋势。
年轻的太宰治对于社会上普遍的虚伪僵化风气极其反感，因而同样对旧秩序持猛烈批判态度的共产主义运动，无疑给他带来了黑暗中的明光。他试图通过革命证明自身存在价值，逃避“多余人”的影子，因此积极投身到左翼运动中，并在作品中反应出一种破坏精神。他在《潘多拉盒子》中这样阐述这种思想：“其根本形态是反抗精神。或许也可称之为破坏思想。并不是在清除压制和束缚之时才萌芽的思想，而是作为压制和束缚的反作用，与其同时产生的斗争性质的思想。”这种“破坏”不仅是针对外部世界的制度建构，同样也针对人性内心的伦理道德。这也为他后来“破坏”的对象由外转内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在参加运动的过程中，太宰治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全盘接受。在他的眼中，一系列慷慨激昂的运动的外壳比起精神内核更吸引他的注意。这种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强烈的不确定性，使得他对于运动缺乏坚持到底的毅力，当运动受挫之后，他逃离了革命，并自认为背叛了同伴，罪恶意识再一次席卷而来，而他心中“多余人”的印象愈发深刻。
“破坏”外界的无力，使得他只得转向自我，通过“自我破坏”的方式求得生存意义，将破坏旧秩序的理想付诸在文学创作之上。他自称“无赖”，以反抗束缚的姿态进行文学创作，甚至把阳春白雪的正统文学视为粗鄙之作。太宰治的小说中末世的颓废色调和求死的人生观，均与正统文学的主流思想大相径庭。他将一个个毫无生存意志只会懒散度日的颓废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人间失格》里的大庭叶藏，《斜阳》里的直治，《彼身非复旧时身》里的青扇等，都是鲜明的“太宰治式”的人物。
但是太宰治的反叛并不是全然积极的。他对运动和宗教的一时狂热和理念偏差，加上自身的偏执和边缘性的性格，使得他的一家之言颇有些意气使然的味道。他的许多宣言很多是“为了反抗而反抗”，没有文学大家的磅礴大气，反倒有些“愤青”的意味。他在《斜阳》中表示，日本人普遍在二战之前和二战之时相信官方言论，可是战争失败导致信任坍塌，人们极端地开始觉得主流言论的反面才是生存之道。一种观念的覆灭，使人很容易就相信与之相反的观念，偏激的失望和愤怒使人丧失了探讨其他生存方式的智慧。太宰治的偏执使他很容易就落入了非黑即白的逻辑之中不得解脱，因为现实生活的崩坏使他对现实绝望，盲目地抵制一切现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这样的论调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使得太宰治的反抗流于形式，收效甚微。
太宰治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日本民众视为精神支柱的天皇主义，随着日本战败而失势，共产主义运动也未曾带来改朝换代，混乱的经济社会秩序导致价值失衡，人们失去了方向感和生活目的，陷入极度的虚无和恐慌之中。太宰治的作品无一不是在书写这种令人绝望的精神危机。他试图揭露和改变这种状态，但是由于缺少积极的世界观和令人信服的思想指导而无从着力。正面的、思想外围的斗争失败使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自身内心的角度。
“多余人”意识一直贯穿太宰治的整个人生和文学之路。在人生价值上的虚无感使他对人生意义和自我价值产生了严重怀疑，并产生了深刻的孤独感：“我发现唯有我自己是不分内外，亲疏不分，且接连不断四处逃窜的小笨蛋，最后完完全全被淘汰，孤立无援。”被家庭遗弃的“多余人”意识，抛弃革命同伴的“叛徒”意识，使有精神洁癖的太宰治选择了赎罪的方式来对社会进行精神层面的反抗，求得自我价值的肯定。
由于对社会的绝望和对人生的虚无感受，使太宰治不相信向外批判能够得到实效性的结果。因此他选择对自我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以对自己的批判来覆盖对社会、人类的批判，以自我破坏的方式换取作为“多余人”和“叛徒”的代价。这是一条通往自我毁灭的道路，将自身的罪恶和卑微揭露出来，不断地否定自我的最终结果是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太宰治尝试了自杀，希望以生命的终结宣告罪恶的赎清和灵魂的净化。
但他并没有一次成功。第一次自杀被人救起后，他又陆续尝试了三次。每一次自杀都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地从痛苦和罪恶感中摆脱出来，看似和谐的婚姻生活也暗藏背叛和欺骗，于是太宰治终于认识到“活下去就是罪恶的根源”，在尘世上不可能获得幸福，因此他“不相信神的爱，只相信神的惩罚”。与其等待神的救赎，不如自己主动赎罪，以求得灵魂的纯粹。
但简单的“认罪”并不能使自己获得精神上救赎。对于“绝对的善”的执念使得他在赎罪的路上剑走偏锋，愈发偏执。他自认是有罪的，但放诸芸芸众生之中，他着实算不得大奸大恶。他深刻的自省，从自己身上挖掘出人性之恶。但是对精神有绝对执着的他来说，这还不够。他还要更“恶”一些，要拥有更多的“罪”，要不断地“自我破坏”才能担负起他的文学理念——对恶的全盘否定，对善的绝对追求。这便是太宰治不同常人的寻求自我价值之路。《维庸之妻》中的妻子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负的扑克牌收集在一起反倒变成了正的，正象征着太宰治本人通过毁灭自己的恶，达到了从内部消弭人性之恶的目的。
因此，太宰治用扮演丑角的方式，掩盖自己的真实，将人格两重化：“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滑稽的言行讨好他人。 ”一个是保持高度精神纯洁的人格，另一个是背负所有罪恶的“假面”。太宰治将自身的罪恶实体化到这个“假面”上，让别人嘲笑它。而自己也对其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他说：“ 那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 ”
那也是一个多余人对这世界最后的爱意。
参考资料
杨伟．《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J]．《外国文学》，1998第1期.
刘宇婷．《论战后的无赖派与太宰治文学》[J]．《理论观察》，2007年第2期.
王勤.《论太宰治的“自我破坏”精神——以作品中“被侵犯的女性”形象为中心》[J].《时代文学(下半月)》, 2009年第2期.
马军.《太宰治与无赖派文学》[J].《日本学论坛》,2001年第2期.
陈希我.《太宰治的“生”、“罪”、“死”》 [J].《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
蔡超. 《<斜阳>与太宰治的基督情结》[J].《外国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