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埃莱娜·西苏：开始写作
文章选自Hélène Cixous – Coming to Writing and Other Essays 我在一个花园里说法语，在这里，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随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可能。我属于失去乐园的种族。用法语书写？凭什么？出示你的证件！密码是什么？伸出你的手，双手交叉！让我们看看那些爪子！那是什么鼻子？ 我说“用法语书写”。一个人写进法语去，侵入。门。进去之前先敲门。严格禁止。 “你不是从这里来的。这儿不是你的家。篡位者！” “是的。无权。只有爱。” 写？享受快乐，像创造书本的神一样，他们无休止地享受快乐和给予快乐；他们纸张和血液的肉体；他们血肉和眼泪的字母；他们结束了结束。人类的神，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的愿景，他们的话语，对我们做了什么。我怎么会不想写呢？当书籍带走我，运输我，刺穿我的内脏，允许我感受它们无私的能量；当我感受到一篇文章不是为我，或你，而是为他人而写；当我感到自身被生命刺穿的时候，——当它不评判，不选择，未经指派而感触；当我被爱情激起，撕裂了自己？当我的生命增产，我的肉体被穿越并被受精。我怎么能沉默地封闭自己？来找我，我就来找你。当爱与你做爱时，你怎能不喃喃自语，说出它的名字，感谢它的爱抚？ 你能渴望。你能阅读，崇拜，被入侵。但写作不是授予你的。写作是留给被选中的人的。它确实发生在那样一个地方——一个矮小、卑微的人和女人无法到达的地方。它与神圣的事物亲密。写作从燃烧的灌丛中与自己的先知交谈。但是这是决定了的灌丛不会与女人对话。 经验不是证明了吗？然而，我认为它不向普通的男人致意，而是只对那些正直的人，对那些因孤独而与世隔绝的人。它向他们索取一切，夺走他们的一切，它无情而温柔，它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交际，它使他们无足轻重，使他们一穷二白；然后它给他们放行向着最遥远的、无名的、无止境的地方。这给了他们许可——这是一项权利，也是一种必需。他们永远不会到达。他们永远不会在极限处被发现。将来，它会跟他们在一起，而没有别人会这样。 因此，对于这位精英来说，这壮阔的旅程没有地平线，超出了一切事物，那令人震惊又使人陶醉的远行，是朝向那从未被言说的事物的。 但对你来说，这些故事宣告了一个被限制和赦免的命运；生命之短暂，生命之轻盈，当你走出母亲的家门，只是绕了三个小圈，又被茫然地引向了祖母的家，在她那里，你不过是一张嗷嗷待哺的嘴罢了。对你而言，小女孩，小罐牛奶，小壶蜂蜜，小篮子，经验揭示它，历史向你承诺这个微小的消化的旅程，它使你很快回到嫉妒的狼的床上，你永远贪得无厌的祖母的床上，就像法律已经规定母亲必须牺牲她的女儿，以此为曾经大胆地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而赎罪，赎罪的方式就是献出她漂亮的红色的后代。被吞咽者的天职，硬粪块的旅行。 所以，留给书籍的儿子们的是调研，荒漠，用不完的空间，激励，气馁，笔直的前行军。而留给家庭主妇的女儿们的是在森林中迷失，受骗，失望，但却满溢着好奇心。不同于与斯芬克斯的神秘对决，她们的危险提问是针对狼的身体而发的身体是为了什么？神话以剥夺我们的兽皮为结束。逻各斯张开它的嗉囊，把我们整个吞下去。 说话(哭诉，喊叫，撕裂着空气，愤怒没完没了地把我引向这里)不会留下痕迹:你可以说话——它蒸发了，耳朵是为不听而造的，声音消失了。但是写作！与时间签订合同。注意！让你自己被注意到！！！ “现在它是被禁止的。” 我有理由相信自己没有写作的权利，好的理由，不那么好的理由，以及真正错误的理由:我的写作没有任何根基。没有合法的地方，没有土地，没有祖国，没有我自己的历史。 没有什么是我正当的理由——或者说，一切都是我正当的理由，但这正当性对我而言并不比对任何人而言更多。 “我没有根:我可以从哪些源头获取文本的营养？离散效应。 “我没有合法的舌头。我用德语唱歌；我用英语伪装自己；我用法语飞行，我偷盗。我要以什么为基础写一篇文章？ “我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分歧的铭刻，以至于进一步的分歧是不可能的。他们教我以如下的课程:你，外来者，适合吧。在容忍了你的国家取得国籍吧。好好表现，回到队伍中来，回到普通人中，回归极细微的事物中，回到国内。” 这是你的律法:你不许杀人，你只能被杀，你不许偷窃，你不能成为一个糟糕的新兵，你不准生病或疯狂(这将是对你的主人欠缺考虑)，你不能之字形地走路。你不能写作。你应该学算术。你不准随便碰。以谁的名义我才能写作呢？ 你，写作？但你以为你是谁？我能说:“不是我，是呼吸！”？“没人。”这是真的:我不认为我是任何人。 事实上，这是我最不为人知的恐惧和痛苦的来源我谁也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些什么，除了我。我什么人也不是。“是”是留给那些满足的、有良好定义的、怀着蔑视的人的，他们用自己的确信占领世界，毫不犹豫地取得自己的位置，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宾至如归，而我则什么也不“是”，除了作为反例、闯入者、来自其他地方的小碎片，并总是保持着警惕。那些无忧无虑的人。“去是？”什么自信！我心里想:“我本来是不至于的。以及“我将会是。”但是说“我是？”我哪个？任何公开地指定我而我也利用了的东西——你漂流时也没有放慢划桨——都是误导性的和错误的。我没有欺骗自己，但客观上，我欺骗了世界。我真实的身份证是假的。我甚至不是一个小女孩，我是一个可怕的野生动物，我还很凶残(尽管他们可能怀疑到这一点)。国籍？“法国人。”不是我的错！他们把我推到冒牌的位置。即使是现在，我有时也觉得我是被逼着去解释自己，去原谅自己，去纠正，就像一个陈旧的反射。至少我相信过，如果不是在存在的真实中，那么，在一种严谨、精确的语言中。如果一个特定的词语转向说谎的实践，那是因为它受到了虐待。它受到了扭曲、滥用，它被愚蠢地使用了。 ‘我是’：谁能像神一样说话呢？不会是我……我曾是什么，如果这能描述的话，那就是一阵猛烈的旋风，一系列的火灾，一万场暴力(历史在这方面滋养了我:我有“幸”在两次大屠杀之间酷热的温床上迈出了第一步，在正中间，在种族主义的怀抱里，1940年时我正好三岁，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的一部分在集中营里，另一部分在“殖民地”)。 所以我所有的生命都在两个占主流的生命中被分裂，我的生命忽高忽低。在下面我刨土，我撕裂，我哭泣。在上面我高兴。在下面，大屠杀，残肢，宿营，被折磨的身体，噪音，发动机，耙。在上面，脸，嘴，灵韵；激流般的沉寂之心。
选译自埃莱娜·西苏的随笔《Coming to Writing》
（祈尘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