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讲台风采小录

闲来读民国文人学者大师，看到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大多在大学或是高中做过教师。有的人像朱自清，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有的阶段性以教书为生，如鲁迅。

他们在三尺讲台上，各具情怀，各有神采。甚至有人也许并不算一般意义上的好教书匠，但自以其人格，学识，性情，影响了千千万万民国青年学子。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听课。当时旁听过先生上课的鲁彦回忆：

“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

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沈从文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教过写作课。他的高足汪曾祺回忆沈上课的情形道：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阿里斯多德怎么说，福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他在课堂上也是一派朴实真诚的乡下人作风。

闻一多则颇有名士气，上课自是名士范儿十足。他在联大上课，给学生讲《离骚》，开场白从来是“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然后点上烟斗，边抽边讲。台下的学生要是会抽烟的，竟然也可以边抽烟边听课。一时间，教室里烟雾缭绕，恍如仙境。

闻一多讲中国神话，非常叫座。“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

不光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来听。教室里常常满坑满谷，座无虚席。

吴宓（雨僧）先生，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他讲《红楼梦》也很叫座，听课的学生很多，女生尤其多。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

吴先生以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门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始讲课。这种作派，就颇有贾宝玉的风格。

金岳霖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哲学教授，他上课点名，很有特点。金先生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

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金先生教逻辑，有个学生叫林国达，他很欣赏。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

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风流，此之谓也。

徐志摩是诗人，他在讲台上不失诗人本色。有人曾描述：

“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

行文至此，有些慨叹，余生也晚，不能到这些大师的课上亲聆大雅之音。近百年之后，回想当时盛景，仍不禁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