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十一）---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之魏忠贤、张献忠

1.不懂硬要装懂，用错误来掩盖错误，这是魏忠贤执政时常见的现象。 2.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3.在小农社会，信任的基础来自血亲关系，出身农民的魏忠贤在组织自己的集团时，本能地想到了模拟血亲关系。 4.魏氏执政之后，人们很快发现魏忠贤有个近乎病态的爱好：爱讲排场，爱听恭维，无论怎么过分的吹捧他都能接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5.如此狂封滥赏，并不是完全出于贪欲，最主要的心理动机，还是魏氏心中那深深的自卑。 6.为了拯救自己，魏忠贤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是继续加大剂量，服用恭维；一种是全力镇压反对者，草木皆兵。 7.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就要压垮王朝的纲纪，劫难如约降临。劫难过后，人口锐减，吸够了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养新一轮的繁荣，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巍然建立。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了无新意地循环，一代代先人的灾难记忆，积淀成中国人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愚民百姓虽然缺乏把握历史规律的理性能力，却不乏体察历史节奏的感性直觉。 8.灾难到来之时，与西方人妇女、孩子优先相反，在生活中牺牲惯了的中国女人会一如既往地将活的机会让给男人，而中国男人则当仁不让。妇女的大量死亡是东方攻城战争中的固定情节。她们的自觉性也一再令人惊讶。她们壮烈得懦弱，高尚得简单。 9.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农民起义军，真正秋毫无犯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起义军所过之处，难免玉石俱焚。其实，农民军自己并不讳言自己的暴力和残酷。他们文化素质低下，聚集在起义的大旗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什么“纲领”，而仅仅是因为饥饿。很难想象，仅仅因为握住了武器，他们就会从“愚昧狭隘”的中国农民瞬间化蛹为蝶成“革命战士”。 10.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只在中国有效。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11.底层文化中的一个缺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另一个是对妇女尊重的缺失。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12.但是，不论如何狡猾，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素质问题，是历朝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阿喀琉斯之踵。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一个大政治家所治理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 13.和朱元璋一样，暴力对张献忠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张献忠有时策略性地拒绝理性，因为他深知对非理性的恐惧深植于人性之中。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蛮不讲理时，他最容易得到无条件的顺从。 14.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并逐渐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最豪迈的口号不过是“取而代之”。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富益贫的口号，追其源头，这些思想观念最初却是由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15.疯子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借助理智力量的疯子。 16.东方集权体制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机制，因而会把一个人的英明放大为全体的胜利，把一个人的疯狂放大为全体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