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风已至夕阳处

----- 记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先生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当时 当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多数人文化精英，皆聚拢在其门下交流学习。此时的黄侃也在其中。一天他随着众人去章住处，刚走至门口，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傲，可能难以接近，便没有交流的意思。两人第一次见面，有山水之隔。

后来，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发表在上面的文章极为钦佩。其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据，气势排奡，极赋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群体当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才的学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也甚为佩服，于是产生了和章切磋一番的想法。从此，不断为《民报》撰稿。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伯牙遇子期，大加赞赏，马上约其见面，见面之后，相谈甚欢，互为知己。至此，章黄二人张狂的名气在江湖流传，并广为人知。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此时胡适从美国回来也到了北京大学，并开始推行白话文。黄是国学的忠实粉丝，一听说刚刚从外国回来的胡适要推行白话文，那还了得！有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总共十一个字，要是用文言文，四个字就够了：‘妻丧速归’，省了三分之二的电报费。”顿时，全场哄堂大笑！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胡适瞧不上京剧，在剧场里评论《秦琼卖马》道：“京剧真是太落伍了，用一根鞭子就算马，用两把旗子就算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正在欣赏此剧的北大教授们被呛得下不来台，想反驳却又找不着话，黄侃站了起来：“适之啊，适之，要是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啊？”胡适一时语塞，无法回答，大窘。

在北大主讲国学时。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啃馒头。黄侃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筹谋称帝，他仰慕黄侃的才华和在学界的威望，送给黄侃3000大洋和一枚金质嘉禾章，只为让黄侃为自己写《劝进书》。大洋，黄侃照单全收，用于游山玩水；请好友吃饭喝酒，《劝进书》只字不写，那枚金质嘉禾章，他挂在自家猫脖子上，给猫做装饰品。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一到北京报道之后，马上托人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得知具体地点之后，马上前往探视。当黄侃风尘仆仆的来到监牢前，见章寂寞一人在看书，没有出声，一会，章抬头一看，牢门前有一个人。定眼一看原来是黄侃，两眼瞪得箩筐大，厉声喝道；你怎么来了，快走！快走！，黄侃笑了笑说，患难见真情！你不用劝说，我是绝对不会走的！章深知黄的秉性，为人没有多说。至此，两人在牢里一起聊天、做学问不亦快哉；此时，由于章年事已高，黄还担任侍奉老师的任务，事无巨细，体贴入微。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不顾自身危难，主动前来探监，并作伴。章一生可说阅人无数；逾千山万水，渡骇浪洪涛，可曾想到，有一天，在自己遭此大难之时，亲朋好友皆冷落；居然还有人为他，不顾自己的安慰，主动前来探监，陪他。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给学生上课；晚上师生二人秉烛谈学，直至深夜。

古人语：“人生得一知己死亦足矣“章黄二人之情，是也。

真正的朋友是你走进黑夜时，他也可以陪你走进黑夜，并且和你聊一聊的人。

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节、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教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是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裹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溅泥，课后晴天，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来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此后，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身，每至思母之时，便拿出来看看，以缓思亲之痛。是否可以这样猜想：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曾有名言，非五十不著书。“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得意弟子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谈及黄侃的才华，他的敏捷才思令人咂舌。一次他答应帮朋友写一篇非常重要的碑文，朋友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一连四天，黄侃不动笔，也没有再提此事。交付碑文当天，人家来取文。黄侃才谈定从容，吩咐弟子研磨铺纸。格子打好后，只见黄侃挥笔如流，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朋友和弟子见其字啧啧称赞，读其文拍案叫绝。。

黄侃五十大寿时，老师章太炎十分高兴的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成好著书。”

，上联引用了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赞美他50年苦读不辍；下联用蔡邕《曹娥碑》的典故，再次勉励黄侃不妨多潜心著述。可黄侃见联却大为惊恐，原来他觉得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果真同年十月，黄侃在过量饮酒后，吐血而亡，一代文宗翩然离去。章一语成谶，痛失高足兼至交的他，痛不欲生独自咽下悔恨的老泪。

1935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 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至今犹存。

黄先生一生，为学可称百世师表，为师已是桃李满天下；为人瑕不掩玉，晋人风范，为友忠义豪情，敢作敢当，文人当如黄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