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冯仑著）书摘
【原罪】
“原罪”：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 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坚持四化：“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
【合伙人】
民营企业合伙人之间将要面临的问题是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合伙人矛盾：资源分配冲突、公司战略方向与管理→高水平的裂变是按程序、按法律进行重组；另一种是在低水平上的恶斗与裂变，一人带一拨人走，重复以前的故事，过几年又掰一次。非契约性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家族式，一种是江湖式。如果按江湖规则行不通，就向家族内部寻求出路。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戏规则，促成了我们的组织进化，我们后来完全商业化了，公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进来。原来“6+2”是排斥人才，内部游戏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对干错的人没有处罚措施，后来这个组织死掉了，万通才活了过来。可惜许多民营企业恰恰就死在这个环节上。
【流变】
民营企业的代际划分： （1）第一代是从 197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时期可以称之为“前公司时代”。当时社会上做生意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体户＋官倒，个体户又叫倒爷，基本上都是做简单的贸易，或者是开个餐馆、钉个鞋子、卖个衣服（最典型的是广州高弟街）。大的就是官倒，倒钢材、倒批文、倒汽车。他们以垄断的方式从事贸易。那时参与个体经济活动的绝大多数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劳改释放犯、政策落实了没事干的人和大批返城知识青年。另外一部分人就是所谓的公子，或者叫做“干部子女”。干部子女成立公司，但是他们成立的也不是私人公司，表面上是国家公司，实际上个人从中捞取了巨大好处。他们的公司主要从事倒买倒卖，叫官倒公司。代表人物：“傻子瓜子”年广久 （2）第二代我称之为“公司时代”，实际上就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01 年。所谓公司时代，自打有了《公司法》以后，所有的创业和经营活动是以公司形式展开的。这时个体户已经不吃香，由于民间注册公司越来越容易，所以大家都是以公司的形态开始做生意。而之前个体户、万元户都是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的。90 年代初，有一个浪潮叫做全民经商，人们纷纷下海办公司，于是开启了“公司时代”。公司时代企业的经营范围扩大了很多，业务形态既包括传统的简单服务业，又包括大规模的内贸外贸，甚至个别的走私。有炒房地产的，有做期货股票的，有做制造业的，也有从事其他的经营活动的。由于进入公司时代以后，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市场化的要素也越来越多，比如土地也变成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还有其他领域，包括有价证券、银行也越来越商业化，金融业也在慢慢开放。这个阶段出来经商的主要就是下海的机关干部，乡村能人、大学生、研究生，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人，这部分成为整个公司时代企业经营者的主体。这些人更懂得政策，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学习能力、竞争意识更强，风险承担的意识也更强。 （3）民营企业的第三代，从 2001 年到现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创富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富加速器是资本市场。这时很多公司从业务和规模上看已经不是一般的公司，它们中有许多都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行业的领导者，一些大公司和超大公司开始出现。由于这些大公司的出现，加上资本市场的放大作用，大公司的领导者，包括股东，都变成了快速的财富聚集者。他们迅速成为第三代商人，成为市场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一个主导力量。比如田溯宁和他创办的亚信公司，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创业历史，并且成功登陆纳斯达克。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些代表新经济的网络公司，阿里巴巴上市市值达 100 亿美元，百度的市值已超过 60 亿美元。最近几家房地产公司上市，就有 100 亿美元市值。所以在这个创富的时代，民营企业在某一个行业成为领导者已不稀奇，甚至成为垄断者，风光无限。像国美在家电的流通领域已成为一个垄断者。所以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创富的时代。这个时代商人的地位开始提高，商业道德成为一个主流的价值观。比如现在的小孩，对于做生意很接受，对于有钱也不觉得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另外，许多人越来越成为经济动物，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买房买车和高消费成为一种时尚。2001 年以后也是阳光创业时代，市场更开放，没有“原罪”了，社会富起来了，海外风险资本开始进入；创业者全面进入各个领域，特别是 IT 领域，公司治理结构比较清楚，财富开始呈现爆炸性积累，进入全球化创富时代；参与的人员结构也在变化，大量的海归精英和本土知识青年进入，创业成为积极的人生，财富健康化。这个时代的财富称为阳光财富，富豪是阳光富豪。不会有人再嫉妒别人赚了多少钱，而是羡慕。靠知识挣钱越来越成为主流，第二代企业必须转化，否则会死在商业技能上，这个时代需要商业人才。 第一阶段靠爹挣钱；第二阶段靠胆略挣钱；第三阶段靠战略管理、人才挣钱。 民营企业一开始这三个特点，也就是说贸易文化—交易的文化，现代企业制度，以及私人财富和消费观念，都是从广东的民营企业发起的。也正因为这样，一直到现在，真正治理得好的公司，还是深圳的企业。万科等，都是国内各行业中最大的企业，他们实际上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类似的好企业比如李宁、康佳、TCL 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往广东纵深里看，有一点就很不同了。广东内地，你看到佛山、中山，然后到番禺、清远、粤北，这些地方的人，就更多地跟传统文化有关了，他们较少受香港影响，更多依赖家族。这些地方出来的草根企业，几乎绝大部分是家族企业。另外，在这些地区，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如县政府、镇政府，甚至村委会，都很强势，它们孵化和扶植起一批后来很有影响的似国企实民营的企业，像容齐镇、三水镇，政府就是代表，科龙和健力宝就是它们的私生子。 江浙地区一向有两种文化传统。一种传统是在历史上，清朝以来的习惯，这个地方做小买卖的特别多，那犄角旮旯任谁都看不起的买卖他们都做了。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仍然沿着这种传统发展起来，如现在的什么“纽扣大王”，“打火机大王”。浙江就有很多这种小的制造业，而这些小的制造业发展成像现在讲的“长尾理论”中的“长尾”，你看上去小，汇总起来就是巨量。所以这边的民营企业有制造业的文化，是传统的小作坊式的制造业。他们不是“三来一补”，一开始做的都是很土的小东西，他们的制造业文化中就没有办大企业的文化，都是做小企业、小制造业。这类小型的作坊式的制造业，几乎百分之百采取了家族管理的方式。浙江的另一个传统就是从海上往外跑营销。在历史上，也是自清朝以来，他们一直有出海的习惯，尤其是温州地区，国际营销的能力很强，他们在国际营销史上一直都是主打欧洲，所以意大利、法国，现在都是浙江人在那营销。民生消费品当中完全放开竞争的是小商品，目前主要是江浙的企业在做。电饭煲大王、豆浆机大王、皮鞋大王、衬衫大王，他们一直有这种很好的营销传统。这些“大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营销起家，然后延伸到上游的制造业。 中国还有一支民营企业大军是在海南，海南的民营企业更多的是流寇。海南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两万家民营企业，泡沫经济结束以后全都黄了。当时聚集到那儿的是全国各地最失意和最有梦想、最不安分的人，因为建海南省，这些不安分的人，包括我们，全都跑过去了。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到海南的全是“三不幸”女人＋爱折腾男人。“三不幸”就是不幸婚史、不幸恋史、不幸情史，失意的和爱折腾的男人女人，当时就成了海南省内市场的主体。这部分人在 1993 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就流散到全国了。所以他们来自于全国又回归各地，事实上大量的是流寇型的民营企业。
民营行业内部变化【聚集、融合】：（1）行业组织的成熟度在提升，特别是自我组织维护行业中企业利益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好。最典型的是大家都关注到的，这几年在欧洲，很多小商品商会在与国际同行竞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组织协调作用，并且在贸易摩擦中代表中国企业起诉打官司，维护国内此类产业的利益。 （2）最近五年，拿房地产来说，行业内的行业组织及领导人，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令国内的竞争力格局和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著名的行业组织是八年前由万科、万通、河南建业、浙江南都等一系列企业发起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策略联盟”，简称“中城联盟”，八年来创造了非常好的业绩。这个联盟简而言之就是房地产行业中的欧盟，是一个好公司和大公司的俱乐部，它有四项最重要的任务：信息交流，集体采购，财务支援，联合开发。另有一个目前影响也非常不错的行业组织是全国工商联下属的“房地产商会”。房地产商会形式上跟其他商会类似，但它有三件事做得非常好，目前在行业当中也起到了融合和提升的作用。首先它代表行业在政府制定政策的部门之间架起了通畅的沟通、建议渠道。针对这几年房地产政策出台，房地产商会给予了及时的沟通、传达、建言和推广，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卓有成效。其次，房地产商会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绿色科技建筑的标准，把科技和生态的标准在行业中大力推广，成绩斐然。第三，房地产商会积极参与、推动不动产金融的创新，在它的联系下，它的一个成员联华信托获得了人民银行的批准，可以在国内开展不动产投资信托的试点。这就等于打开了一个试点的缺口，为行业资源的扩大做出了贡献。 （3）区域性的工商团体和行业工商组织的发育。目前发育得最好的典型是浙江。浙江商会、温州商会、浙商大会。 （4）跨行业的工商团体的活动也越来越多。跨行业主要有这么几种形式：定期性的论坛、同学会、NGO 组织、企业家之间的横向联谊等。
【投资】
巴菲特买股票，他买了可口可乐，买了吉列、纽约时报，还买了保险公司。他成为“大师”以后，总结出很多诀窍。他特别强调的是两个环节，一个是买对，一个是长期持有。他买股票有很多方法。比如说，看公司的现金流。
对人得仔细考察，在时间、地点、金额、企业相同的情况下，人就是最重要的考察对象和决定是否投资的唯一条件。华润这几年的并购非常成功，在啤酒业里已经成为全国第一。我跟华润的老板聊，发现他们特别重视原有企业的人力价值，而且把被收购企业的高管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同时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激励，让这些企业在同样的钱、同样的机器、同样的产品的情况下，改变人和体制，使整个企业彻底改观。
投资于人，分为投资人的才能、人的政治前途和人的关系。公关：数理统计（问卷）、社会心理、经济与法律专家。投资于人这件事情，时间越长、越隐蔽，回报就越高。
我们作为一个公司，最应该投资的就是趋势。投资趋势，就意味着要投资战略，因为你的战略是根据这个趋势来定的。所谓战略导向，就是按照一个方向，持久地努力，来累积你的核心竞争力。机会导向就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
【管理】
五大悖论：①变革与稳定——有研究结果说稳定的价值超过变革，变革还毁坏财富。变革和稳定是考验企业家的平衡木，绝对变革和绝对稳定都行不通，拿捏好不容易。不要轻易肯定和否定某个决策，拐大弯必须缓行，要变革就要有耐心忍受阶段性的衰退，准备付出你能承受的成本，还要重新训练团队。 ②集权和分权——项目多分权，项目少集权。公司内部组织上讲集权，文化和人的行为讲轻松，最后对不对还是要看绩效。如果绩效都不错，那就说明两种理论都对，也都不对。 ③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底线在于布袋里的东西不能戳破布袋独立存在。即使这样，我们依然不知道哪种方法更好。文化人、知识分子创立的公司，比较偏重个人价值；制造业偏向集权，大目标小个人。 ④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一般情况下道德良心最弱，外部压力最大，牟利排第二。安利做善事主要围绕健康，最终落脚点是产品，长远看对企业有好处。 ⑤破和立（兼并和重组）——一般情况下，如果市场空间有限，国家政策不支持，那么甩掉可以；而如果大家都卖了，我能在有限的市场占一席之地，那么不卖也有道理。
伟大的人管理自己而不是领导别人。要留时间给猎头公司和挖人。分清什么是重要的事和紧急的事，重要的事是建立制度，设定服务章程。美国人与人的界限，事与事的界限界定得非常清楚。中国人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混在一起，人—我界限不清。所以在中国，大多数企业制度管理的约束力弱，感情因素的制衡作用很大；除非是制造业，流程规定非常清楚的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在中国，有时道德激励比金钱激励重要一点，或者老年人用道德激励就可以了，而对年轻人来说，金钱激励就更为重要一点。观察我们全国的客户投诉资料，60 岁以上的人喜欢用阶级斗争方法处理，演讲、聚众、贴大字报；40 岁到 50岁一拨除了打官司还会打架，甚至找黑社会；30岁上下的基本上是算账、打官司、要钱。如果有不同种族的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同年龄段的人存在于一体，这个组织会非常混乱，这也是跨省、跨国大企业生存困难的原因。所以企业文化不要多元化，习俗尽量不要多样。企业领导要关注企业文化相对的单一性，有利于人的行为的引导和训练。高层董事会，经理人文化需要开放，因为他们需要决策，开放和互补有利于减少片面性，提高正确性；但执行层面多样化带来的是协调性差，所以应当避免。
军事组织的变革是商业组织变革的先导。今天从全球范围来观察，军事组织在朝两个方面变革，即正规组织、合法组织“特种部队化”和非法组织或非契约性组织“基地化”。“特种部队化”——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增加特种部队，减少常规的海陆空军。特种部队中又着重增加信息战部队和心理战部队。增加之后，它的成本和收益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简单地说就是大后台小前端：70%的钱用来找目标，30%的钱花在直接摧毁目标上。前端的组织变成全能的，后台变成系统的支持力量。而过去战争成本主要用在军火、死人身上，轰炸目标的成功系数低，70%的成本浪费掉，30%的钱正中目标。所谓“基地化”，是用价值观、文化、情绪协调的自由分子运动，成本是分散承担的，收益是巨大的。中关村有很多虾米公司，也属基地化组织，这种组织形态成本分散且低廉，利益统一，回报巨大。
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组织架构，要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组织形式。一开始是合伙制，继而变成股份制，有可能上市后又会有国际资本介入。组织有时像一件衣服，应当先做衣服后长肉，业务量和组织的大小要相应变化。初创业阶段私人家族绝对占便宜，成本低协调性好。挖完第一桶金，私人家族就不行了。民营企业一定要提前布局，让组织提前发展，甚至超越业务发展。民营企业初期有活力；而当全社会都有活力的时候，自我约束就很重要了，有动力无约束反而成为劣势。民营企业能拷贝的组织形式，一类是机关，一类是家族和江湖。现在民营企业可以拷贝外国的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拷贝的同时也可以去创新。引进资本的意义在于改造组织、改造人的行为模式，修正目标，加快发展。民营企业应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明确好自己的目标，合理架构组织，认真追求绩效。无论什么行业，只要做到这几点，这个民营企业都会发展得很好。
【金钱】
我们第一单房地产业务就是买卖别墅，成交后，我去拿说好的回扣，全是现金。当时为了把这个价钱谈下来，我跟那个老板讲你一定要给我好处。然后我回来就跟我们的合伙人商量，就说我以回扣的形式再拿回 20 万来，这样等于我们又把价钱往下压了 20 万。就好比已经谈好是 100块钱，我再跟对方说给我 5 块钱回扣，就这样成交，对方会有积极性。给了回扣以后，我把这 5 块钱如数交回给我们最初的合伙人，那么这件事情就等于我们用 95 块钱买进。
前两天公司给了我一个股票的凭据，就是当时潘石屹说以股票形式给大家发的奖金，实际上也给了我。我想起这个钱当时我就没拿，我把它放在信封里让董事会秘书处保管，我说别搁我手里，我不敢要。为什么不敢拿？因为照理说你把公司的钱通过股票送给员工，得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通过，可是那笔钱是因为当时（1993 年）募股很成功，应该给员工些奖金，那时也没概念，潘石屹就办了，他跟我说过，我也没有太明确地说行或不行，反正他就办了。我想这个钱我要拿了就面临一个问题，我可能会涉嫌侵占或贪污；但我一个人不拿，员工们怎么办？所以我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股票凭据交到董事会秘书处，我嘱咐王连翔（董事会秘书）一定管好。后来我们处理遗留员工股份的时候，股东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把这些钱给大家算了；那次股东大会做了决定之后，我才可以从秘书处领回股票的凭据。
今天，管理者必须面对很多是非很含混的钱，比如说企业之间拆借的钱，借了 500 万，按照法律可以不给利息，但是我不给利息他就不借给我。我同意给他这个利息，他又提出来最好给他现金，500 万的借款，一年按 10%付利息，给 50 万现金。我明知道他是逃税，对于我来说这件事就面临一个是非问题，我借钱没有什么不对，是“是”，但是利息被他拿到了。我给时是假定他要交税的；至于交没交，那是他的事。
前两年有一个著名的公司出了事，当事人的兄弟来找我，希望给点钱，一方面去“营救”，再一方面还有其他的事情。我见了他以后，当时就说可以，没问题，大家都是兄弟，反正出来混不容易，出这么大事能帮就帮一下。可是接着他说要借钱，这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我跟一个好朋友讨论了一下，决定给钱而不借钱，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借钱给他，第一，明知不可能还还借，分明是糊涂；第二，你借钱要利息，给人感觉你不仗义；如果不要利息，你会觉得不舒服；还有就是借多长时间，借短了你知道收不回来，借长了什么时候收回来也没谱，总之你借出去之后就会对这件事有一个念想，和给予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另外，如果是借，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多借，反正给利息，借 1 000 万也是借，不会心存感念。后来我对那兄弟讲，也别借钱了，干脆拿点钱过去就完了，然后我们就说了个数，我说你明天下午来拿吧。这么一来，就转化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从哪儿拿这个钱？是从万通拿还是从我个人处拿？最后我是预先提的工资，我等于把半年还是几个月的工资先预支了，因为工资是税后所得，我在公司预支我的工资最多是利用职权，占公家一点点小便宜，但问题不大，我想可以解释得清的。但我清楚地知道这个钱应该由我自己出，不应该从公司出，因为他不是万通的朋友，万通也没有这个预算来支付这个钱，并且法律上也不允许支这个钱。我个人花自己的工资，别人不会有什么意见，所以首先这就是个是非的判断。另外，你给他钱，用什么方式给？你明知道给他这个钱他就有可能去行贿，如果行贿被抓住了那你就得跟他在法律上兜圈子了。所以为了不惹这个麻烦，我让律师写了一个东西，表明我送他这个钱只能用于合法目的，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我让对方来拿钱时签字，做出承诺，我再把签字收起来，这事才算办妥。
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一个管理者，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管理人，你在金钱上要特别考虑到道德的是非，就是你必须做到你所有经手的钱，出去的和进来的，要在道德上经受得住各方面的质疑。
好的公司好的人用了别人的钱，用得多了也自然有人要监督你，所以第二个钱包轻易不能打开；但是不打开调动的资源又有限；资源调动得越多，信用越大，你也越脆弱。所以，公众公司容易被丑闻打倒，而私人家族公司反倒不怕。
跟钱有关的事，无非三条。一是挣钱，二是看钱，三是花钱。挣钱是美国人最有本事，美国在 200 年前 GDP 很低，属贫困地区，当时中国的 GDP 占全球差不多三分之一，现在轮到美国占三分之一了。所以挣钱要去美国学。家族几百年的钱叫老钱，全世界的老钱都在欧洲，老钱都是有气味的，每个家族的味都不一样。欧洲最早富起来，一代一代家族的传承，变成了看钱的机器，想看好钱要去欧洲学。欧洲现在靠看钱来挣钱，比如卢森堡、瑞士，替全世界看钱，看钱的技术发达到可以借此养活国家。美国是在流动状态下看钱，挣钱中看钱风险大。欧洲是有一套保家族 100 年、200 年稳定的财产的继承体制安排的，这个体制非常科学，比如人死了，遗产想让子女花又不想被挥霍掉，信托机构就把钱分几堆，有的放到公益基金，有的放到投资基金，有的用来养活孩子，孩子每个月领生活费，而不是一次给完；饿不死但也富不了，要想富还要自己挣。奢侈消费、花钱都在亚洲。亚洲有钱的历史短，富起来的时间大概是 100 年。刚富起来的人一定是恶性消费，要过一把瘾。
钱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钱是有腿、有性格的，也是有气味的。全球的钱 80%是在美国和欧洲之间跑，20%往新兴市场跑，这 20%里的 50%在中国。钱的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跑法呢，为什么不都到中国来？中国有些地方搞招商引资，不知道钱的腿根据什么逻辑跑，往往劳而无功。钱要跑有三条指南。第一，钱必须判断，我的永远是我的，才敢去。所以财产保障制度很重要。钱很聪明，如果进去了就不是我的了，它不会去。第二，钱要翻身，要创造，要能让 1 块变 2 块，如果不是这样，傻子才会把钱投过去。钱会下崽儿，钱会升值，钱会创造钱，这种能充分调动钱的创造能力和财富增值能力的地方才能吸引钱去。钱会到处找那 1 块变 3 块的地方。很多企业埋怨贷不到款，但如果你能提供1 块变 5 块的机会，别说银行，街上的乞丐也愿意借你钱。老没业绩，老不能给股东回报，那肯定不会再得到钱了。第三，钱一定得会判断，万一有风险的时候得能跑得掉，所以具有流动性。万一风吹草动，一秒钟就能跑。这里考验的是钱的流动能力和瞬间转移能力。
挣钱的最高境界，不是争，而是让。赚钱的过程中，人的本能都是争，讨价还价，杀价抬价。有一单交易，整个金额大概将近 8 亿。对方买，我们卖。他们面临决策问题，行还是不行。所以我给了个建议，可以先少给我一个亿，这一个亿先放在边上，如果我卖给他的这部分资产他买去做了房地产，达不到 7 000 元/平方米的时候，那一个亿就算了，我让他有得赚；如果超过 7 000元/平方米，他把一个亿补给我。这样他就有一个选择，风险太大他少支出一个亿，如果市场很好也赚钱了，就再多给我一点。这么一让，马上就谈好了。
房地产行业就面临这个问题，全部股本回报要 20%以上，国内的地产商都说贵，但我算了一下，也没法不贵。你可以算一下这个钱的来路。比如凯雷基金的董事会，就像一个总统委员会，很多都是退下来的像老布什和澳大利亚的霍克这样的人，钱是从私人那儿拿来的，有利息；美国税本身就高，到海外投资还有个税的问题；他们雇这么多牛×的人，这又是一项支出；另外中国风险又大，他们必须要打一个量，算的时候先留出 50%的回报，一旦政策不稳定，一下就变成 30%的回报。高风险，要的回报的余量就大，中间这个钱一层一层分回去，钱的损耗又加大，所以他们把钱的损耗、时间成本再算上，没有 20%不行，但是你算一算，其实真正能落到东家的钱也没有多少，这就是远道来的钱，老钱。但是老钱稳定，它在全世界找机会，有本事雇又贵又勤快能干的人。
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能否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的感觉，增加一种个人自我实现的感觉。
【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实际上是分成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企业与我们所在的体制环境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是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是民营资本跟国有资本的关系。
万科的生存之道，王石称之为“不行贿”和用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系统和体制，建立经理人文化，坚持培养经理人团队。
美国充分尊重商人的选择，美国境外投资简单，中国境外投资国内审批时间长、手续复杂。
宁波人，曾做过荷兰银行经历，上海商会的会长虞洽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买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叫做“革命善款”。他是商会会长，帮助蒋介石募捐，发动“四一二”政变完成了清党。正是有这样一层关系，虞洽卿这个民营企业，在上海，受南京政府的关照，发展得越来越大。抗战的时候，整个运输都归虞洽卿管；抗日期间政府搬到重庆以后，从缅甸往重庆运物资也由虞洽卿负责。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风顺。而且，任何时候，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找政府，宋子文就直接给钱，算是归还“革命善款”；而且批了他一个交易所。
在台湾，处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关系最成功的是辜振甫先生，他在国民党鼎盛时期是唯一的企业家出身的中常委委员。
目前在大陆，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很成熟的模式。一方面，大陆的企业家本身的规模还比较小。另一方面，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更多的还都处于一些低层次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上，并没有着眼于重大格局的一种同盟关系。
民营收购国有，它就算是亏损企业，你也得溢价 10%，因为它不承担政府责任，你要不溢价，用正常价去买，或评估的价值去买，有人会说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盈利企业要上浮 15%~20%他才会批），审批时间达两年多，两年没敢干事，为什么？一干事，一增值，又得重新去批，他还要上浮，你不知道再给多少钱，你再继续耗的话，他又给你耽误一年，你还得去不断增值。而且这期间，如果说企业干坏了，在他批准期间掉下来了，他不减价，你还得如数给。
如果长期下去，不能够解决好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的公平对待，私人资本不能够很好地发展时，国有资本就会退回到原来的独家垄断，最后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不复存在了，我们所有的改革和进步，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为什么积极推动万通的混合经济这个方法？因为我们看到了，最后必须混合经济，除非你就跑到境外上市，完全是私人资本，就像碧桂园，那就是私人资本。只要在大陆，没有一个私人资本力量能做到这么大。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德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也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万通近三年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就算一个案例。在这一问题上，民营资本最容易被国有资本湮没的，就是擅自闯入国有垄断部门，如电信、能源、金融等等，千万不要试图与政府用金钱来角力。最近几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又呈逐渐上升之势，国家已经明确 7 类产业为国有资本垄断行业，非请莫入。不仅如此，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强调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民营资本将以数量多、规模小、就业广、人数多为特征，其生存空间将被局限在与国有资本绝无冲突或者国有资本主动让出的领域。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台湾的政商关系事实上已经由威权统治时由政权来分配资源和决定企业的行为模式，改变成为政权、企业的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三方面共同来游戏和分配这些资源。这就是台湾人均 GDP 在 15 000 美元左右时的现实。
【关系】
我们注重关系、人情、面子有积极的一面，即对不合理制度的突破，对不理性管理的变通，对市场中僵化管理模式的反叛。但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有人把人际关系变成一种权力寻租的关系，通过运用人情面子去运作权力，去谋取本来不该得到的利益，用权力去寻求利润。西方经济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权力寻租。按照目前通俗的说法，就是把人际关系变成行贿、腐蚀、拉拢的关系，以此获取权力对自己的特别关照，然后使自己企业的利益不断放大。我一直在研究这种现象，这种关系在第一次交易时往往有利润回报，但如果从多次博弈和长期来看，撇开道德和舆论以及未来法律的风险，单从财务上看，这种腐蚀、行贿，往往成本大于收入，得不偿失。显然，在这种官场权力关系中，因为你拿了不当财产，你的表现会令你跟同事、跟机构内部关系紧张，于是危机迟早要爆发。所以腐蚀干部的财务模型，有可能中间损耗更多，甚至遇到骗子。当民营企业陷入这种关系模型时，一定会付出更多代价。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熟人实际上也不是都能赚钱的，不一定用熟人就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另外，熟人通常不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大利益，相反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成本上的过度支出，收入是递减的。要维持跟这类朋友的面子关系，就要保证他们托付的人开心和平安无事；而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面子就没了，人的关系归零，回到生人关系，你看合算不合算？熟人往往能满足你片刻的虚荣心，但会导致你不必要的交往，花了时间、精力，同时又导致你过度的成本支出。执行最不好的是报制度，大概只执行了 40%，因为报销是熟人给熟人签字，没有人认真核票，基本上都签了。执行最好的是投资制度，因为投资是董事会定的，董事会都是生人，熟人多的公司，执行力度就不好。
中国民营企业重视忠诚问题，往往是因为对制度没信心、有不安全感而采取的被动防御措施以及企业经营中不得已的手段，但是这种忠诚关系往往被一些老板过分使用，以至于公司内部少数人结成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对公司经营到底是利还是弊呢？我认为短期有利，长期来看不利。不按照制度办，越忠诚的人越容易超越制度，最后会使组织内部发生混乱，组织成本不断地上升。
在江湖上历来有一句话说：最可靠的也是最危险的。最可靠的成本最高，因为危险也是最高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大哥”，都是被身边最可靠的人弄死的。包括傅筱庵被厨师砍死、张啸林被保镖枪杀，中国历史上无数江湖故事都是这样，因为时间太长，厨师、保镖老要求特殊回报，主人有时候没做好或疏忽了，他们就把怨恨埋在心里。
我觉得一个民营企业进步的最终标志之一，就是老板消灭身边最后一个对他个人忠诚的人，让所有员工去忠诚体制，忠诚于公司的制度。
如果你发展事业需要的关系对象层次越高、权力越大，实际上你所需要的关系数量会越少；如果你的关系对象比较普通、一般，权力也小，你就要靠数量来补充。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这条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即在一个单位里，其实关系越多，作用越弱。
【企业公民】
目前西方比较通用的企业公民概念，即企业公民要承担确定范围的社会义务、公民责任，这个范围就是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