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年，我们好像再也回不去

1947年，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因为战争被逐出故乡。后来，以色列人在他所在的村子建起了农庄。因此，出生地变成了遥远的精神高地。在流亡到以色列北部登记身份时，他被称为“存在的缺席者”。肉体上还像一盏灯存在着，照耀故乡的荣耀。但是，已经没有明确身份，成为精神意义上的缺席者。

如今的我，也被地理撕扯成为这样尴尬又无力的存在。流经村庄的泾河日夜奔流，河对面，2000多年历史的郑国渠仍然润泽万亩良田。我与历史如此相近，却又和故乡如此遥远。家中的房子落满灰尘，村里的老人们还能叫上来我的名字，于更年轻的人，我就只在姓上和他们存在着大家族的联系。

空间的隔阂希冀用时间去稀释，去抹平，本来也是无能为力之事。过年，成为联系这一点点情愫的短暂时光。它承载的是荒芜岁月中，游子心中开出的鸢尾花。

于是，年前几天的心态变得惴惴不安。需要购买什么年货，准备多少红包，踏遍多少亲戚家，那位陌生面孔该怎么称呼？慌忙手机下载亲戚关系计算器，所有的人情世故都集中在一件电子产品中。那几天的我完全就像一个等待检阅的人，心中仔细勾勒每一件事的细节，生怕被别人看出不安。假装镇定，又万分惶恐。我们这些在漂泊之海抛锚停泊的人，执拗急迫融入故乡的心态，犹如小时候等待放鞭炮、放烟花、挂灯笼、吃年夜饭的心情。

那时的年，单纯又快乐。天还蓝，炮声震震和烟花灿烂打破寂静。鞭炮可以随意响起，手摔炮往往是往路边行人的脚边扔的，冲天炮是往牛粪堆里插的，窜天猴拿在手中，不怕危险，像个将军一样看着它飞出去，烟花的燃放更是让小孩子产生了对世界和太空的好奇，从贫瘠的精神生活中发现乐趣，让平静生活多些激荡。如今，电子鞭炮出现，疏离了我们与柴火的天然关系，也再难以找到小时候以放炮找借口猛吸一口香烟的眩晕感。

那时的年，光亮又美丽。挂灯笼、贴对联是一项危险的工程，梯子是我们身高的三四倍，在大人的喝令禁止中小心翼翼地向上爬。现在看来，像是我们朝着自己理想不断奋斗的原始精神来源。我家邻居已去新疆10年，但是每年我们仍然会给他们家门口贴上对联，挂上红灯笼，是一份念想，也是一份祝福。年中村庄散步一次，有无这些东西，有代表留守故乡，无代表自我放逐。

那时的年，欢欣又期待。有年夜饭，有压岁钱，有春节晚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现如今，年夜饭再也聚不起所有人，手机在餐桌上横行霸道；压岁钱的发方与收方也有了变化；春节晚会每年成为互联网上的吐槽景观。我们如此在乎这些过年标志性事件的悄然变化，可能是，小时候憧憬长大的样子，大人无所不能。如今，怀念过往和故乡，小孩无忧无虑。

杨德昌电影《一一》中有句，“我记得，那时候，你穿得跟别人一样，可是看起来，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虽然讲的是爱情，但也好适合我们对过年的心境呀。我们大家都一样，但在难忘的年味儿中，又好像大家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