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M. 福斯特：“我怎样才能诉说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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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才能诉说我的思想……？”
尼古拉·罗伊尔 / 文
王立秋 / 译
 
       一个像文学这样的主题——它研究是过度危险的东西，并且绝不应当让不成熟的人来尝试。现代教育促进了对文学的彻底的研究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作家的生活——他表面的生活——和他作品之间的关系上。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是这样一种诅咒的一个原因。
                                                                       ——《对民主的两种欢呼》，94
 
“直到我看到我说出的话之前我怎样才能诉说我的思想？”（《小说面面观》，99）。这段引文把我们带到了福斯特作品的核心：它引起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它在一切言语和书写行动中凸显一种陌异性。自发却又算计地，这句话里“诉说”和“直到”头韵半押韵以及“看到”和“说出”的齿擦音同时暗示一种感觉的模糊（直到诉说，看到言语为止的时间）以及一种令人不安的明晰。它是一个修辞的问题，以自我明证却又令人不安，不可意识的方式为真。它暗示人们的思想只是因为躲避思想的东西才是可能的。它意味着语言，或者说“我说出的话”，不是纯粹的媒介或工具；相反，语言干涉，修改，创造。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说的东西的不可预见的效果。根据隐含于这个问题的模式，思考福斯特的作品，阅读并写作关于它作品的东西，就必然是风险地、潜在地令人不安的，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会使我们认为我们思想的东西以及我们认为我们之所是的人或物发生变化。
E.M.福斯特是六部小说和许多短篇故事，以及两部游记——《亚历山大——历史与向导》(Alexandria: A History and a Guide, 1922)和《提毗之山》(The Hill of Devi, 1953)——和两部传记（一部关于他的朋友高兹沃斯·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出版于1934年，另一部关于他的姨妈玛丽安·桑顿[Marianne Thornton]，出版于1956年）的作者。他还写过许多批评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小说面面观》(1927)和许多结集于《阿宾哲收获集》(Abinger Harvest, 1936)和《对民主的两种欢呼》(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1951)出版的文章。他最重要的批评作品，《小说面面观》，是以1926至27年间在剑桥三一学院进行的一系列演说为基础的。《小说面面观》是一部非常给力的著作，其原创之处在当下往往被人忽视，这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福斯特的关注和评判语汇已经过时，在理论上不够精致，并且于当前学院的写作和教学格格不入。作者本人也坦承，他这本书的许多章节，是“在语气上是不正式，絮叨的”（《小说面面观》）；他承认他的通俗语汇（像“我”，“你”，“可以说”，“当然了”那样的词）会“使敏感的读者感到不适”（21）。更令人担忧的是，《小说面面观》看起来对文学批评活动本身并无多少敬意：作者在这本书开头的笔记用讽刺、轻视的语气提到“更严重和宏大的批评流派”并表达了占据“死水和阴影”的希望。（21）福斯特愉快地在他导论性的章节中承认它是一个“伪-学者”(28)并会遵循“放荡的进程”(31)，以及他选择《面面观》这个题目“是因为它不科学且模糊”(39)。他进而思虑了小说的多个面向（“故事”，“人”，“情节”，“幻想”，“预言”和“模式及节奏”），同时暗示不“确定它们对一个批评家来说是最好的装备，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像批评家的装备那样的东西”（《小说面面观》，133）。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说《小说面面观》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对英语小说的批评研究：没有一本书像它一样得到更加广泛的阅读以及就其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描述”而言更具影响。是什么使它如此给力呢？正如前段给出的引文可能暗示的那样，它看起来是一部谦逊的著作并因此而符合福斯特著名的“拒绝变得伟大”的观念。（每本企鹅版福斯特小说的封二，比如说，都会引用BBC的访谈——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非常确信我不是一名伟大的小说家”。）但《小说面面观》的谦逊是复杂而具有欺骗性的。从以“预言”为题的章节开头的一些句子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点：
       我已经说过小说的每个面向都在读者那里要求一种不同的品质。唔，预言的面向要求的是两种品质：谦逊和对幽默感的悬置。谦逊是这样的一种品质：对它我只有有限的崇敬。（117）
这些句子给出了一种非常公正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福斯特的著作：一种加强语气的口语（“我已经说过”，“唔……”）；一种游戏性的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有时候他谈论单数的“品质”，过会儿他又说到“两种品质”）；一种不可语气的情感（他在指出小说具有预言的面向的时候想说的是什么呢？）；以及，与所有这些密切相关的，一种讽刺性的幽默（特别是“谦逊是这样的一种品质：对它我只有有限的崇敬”这句话的不谦逊和不认真）。
因此，福斯特作品的谦逊和幽默，就是其伟大的两个面向：二者一同构成了一种语气的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在他对预言的描述中，比如说，他就这个观念作出了一种迷人的主张：一些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劳伦斯）具有一种神秘的，类似于歌的品质。预言，在福斯特的特殊而引人注目的意义上，是“一种声音的语气”(116)：它是“在虚构的走廊中升起的歌的陌异性”(116)。他的评论开启了思考虚构的新方式，特别是就读者对语气的经验或阅读时声音的语气而言。声音，他观察到，“是小说家的作品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它要求被大声地阅读，它不仅像散文一样诉诸于眼，更诉诸于耳”（《小说面面观》，51）。福斯特本人的散文，也可以说，是要求读者大声地读出来，尽管这加剧了读者在试图判断语气上的困难。比如说，当福斯特说到“预言的面向要求……谦逊和对幽默感的悬置”，以及“谦虚是一种他对之只有有限的崇敬的品质”的时候，在不带喜剧感，不见证字里行间的微笑的情况下读出这句话来是可能的么？而当他说D.H.劳伦斯是“唯一一个为歌所支配，具有全神贯注的吟游诗人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对他来说形同闲置的在世小说家”的时候：这是对劳伦斯的批评有木有？
《小说面面观》是给力的这是因为它同时是讽刺性和刺激性的。它知道“一直以来在艺术作品中刺激性的东西什么：表面的粗糙”（124）——而且它本身就具备一种可怕的粗糙。它同时在激怒人和恼人的意义上，以及在激发的，召唤新的情感，思想和批判性的问题的意义上是刺激性的。它是一部知道它气人的气人的作品。它意图恼人：“我希望我恼到你们中的一些人”（52），福斯特在一些关于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散文“木有激情，得过且过”（47）的评论的语境中如此说道。他承认并享受这一观念，即“不可容忍是故事生成的气氛”（52）。谦逊本身与刺激密不可分：它只享有“有限的崇敬”。关于劳伦斯，他声称：“谦逊与这位过敏且本身就是刺激性的作者相处得并不融洽，因为我们越是谦逊他就越是乖戾”（131）。这一陈述的第一部分传达了某种关于劳伦斯的作品但也与福斯特的作品有关的要点：谦逊，像刺激性一样，可以有牡蛎似的力量。第二段引文当然是荒谬的，但同时也是刺激性的。它是荒谬的，这是因为它暗示小说家在我们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对我们每个人作出反应，并在我们继续阅读的时候变得乖戾并变动他的话以实现顾及我们情感的目的。然而它也是刺激性的，就它引出某种劳伦斯和福斯特本人作品要求的，阅读的情感和动力模式而言。它被这样一种可怕的观念惊吓，即阅读一本小说会涉及某种心灵感应，在我们被拉进小说的世界的时候某种心灵感应会一直进行下去。它见证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读一本小说是一种激情的经验，是机会和一种对神秘的惊奇的开放。
“所有文学都倾向于一种匿名的境况”（《对民主的两种欢呼》，92），福斯特在一篇差不多与《小说面面观》同年，于1925年出版的，名为《匿名性：一项探究》(“Anonymity: An Enquiry”)的重要的短论中如此评论道。文学批评，他指出，不应关注“作家的生活——他的[sic]表面的生活——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94）。一部小说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其中，读者和作者一样被淹没其中，小说是一种名字（比如说，作者的名字）不再意指的“地下世界”(93)。小说的世界是一个心灵感应和无意识的世界。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他最机敏的读者质疑，同时也是一系列伟大（尽管被低估了）小说的作者，就福斯特的两个关键特征评论道：其作品独有的“心智的气候”，以及它的反权威主义。[1]这两个特征，也许，在我们之前开始谈论的轻蔑中都是合法的：“知道我看到我说出的话之前我怎么才能诉说我的思想？”尽管现在在许多方面都不再流行了——对许多人来说，被概括为它枯燥，肤浅的“扁型”和“圆型角色（人物）”（见《小说面面观》，73-80，,13,169-170）——《小说面面观》含有许多关于个体的小说和小说家的出色的观察并追溯了一种有力的，类似于鼹鼠的关于普遍意义上的小说以及特别地，福斯特本人的小说的理论。处在这个理论核心的是他所谓的“观点”和之前我提到的心灵感应的重要性。在一篇名为《虚构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 1944)中，福斯特回到了这个核心的关注：
       所以下一次在你读到一本小说的时候请记住往外寻找某种“观点”——也就是说，叙事者与故事的关联。他[sic]是从外部讲述故事和描述角色呢，还是说他把自己认同为众角色中的一个？他装作他知道并预见一切么？（附录D，《小说面面观》，187）
这些问题反映了福斯特关于作为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世界的小说的概念（《小说面面观》，68）。这是一个为“观点”的心灵感应原则所治理的世界，在这里读者被给予进入角色秘密的思想和情感，甚至（或特别）是进入他们无意识的思想和情感的途径。因此在说到丹尼尔·笛福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1722)的主角的时候，他评论道“她属于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秘密的生活是可见的，她属于一个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世界，属于一个叙事者和创造者合一的世界”(69)。是小说世界不同的是，它包含“秘密生活可见或可能可见的人”（70）。
关于E.M.福斯特的“表面的生活”[2]，人们已知之甚多。尽管他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1924)后就停止了写作，此后他又活了四十五年并继续写作了不计其数的文本，从文学批评道专辑，从反纳粹的小册子到歌剧的剧本。他，在某些方面是一个领导的形象：全国公民自由议会的第一任主席；从1945年起剑桥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在1953年成为名誉勋爵；1969年获得殊功勋位。但同时他又在许多反面是一位深刻的反权威主义这，“不信的孩子”（《小说面面观》，118）。他也是同性恋并因此而不受法律的保护，是一个被禁止的欲望的创造：同性行为，在公共和在私下，在1885年到1967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是非法的。[3]特别是从他明显的同性题材虚构作品（1971年的《莫里斯》，1972年的《将来的生活》）在他身后出版以来，另一个福斯特已经开始出现了。现在，在不介入其同性恋维度的情况下，没有一种对他作品的阅读（包括在他生前出版的小说）是可能的。过去几年酷儿理论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它作品要求被阅读和思考的方式。新近的批评也把一种激动人心的，对性别、英国性和民族认同，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新的关注引入了他的作品。简言之，在过去近十年中，阅读福斯特作品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提供一种反应这些新近关注的描述，但我还要额外织入一种可被称作“新福斯特”的支线。特别地，我会提供一种遵循他本人的关注的刺激性的、陌异的迂回——就像在像《小说面面观》和研讨会论文，《匿名性》那样的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的对福斯特小说的阅读。换言之，我想要关注的不是作家及其作品的“表面的生活”，而是那个神秘的“地下世界”（《对民主的两种欢呼》，93），那个作为心灵感应与无意识世界的小说的世界。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建立一种不仅酷儿，比如说，更在某些方面比酷儿更酷的，福斯特小说的感觉。如果这里对于作为“工作的作家”的福斯特来说存在某种主导性的特征的话，那就是鼹鼠的特征。说福斯特的小说像堤道（就像我之前做的那样）的话也就是在暗示隐蔽，秘密和独特的重要性；地下的情感以及陌异的此文本的重要性；以及不延续和不可预测的重要性。而Taupe（法语的鼹鼠）正是林顿·斯特来彻(Lytton Strachey)在剑桥给福斯特起的绰号。正如P.N.福尔班克(Furbank)描述的那样：
       林顿·斯特来彻为他量身打造了“the taupe”（就是鼹鼠）的绰号，这灰常恰当；他一身土褐色的皮肤不引人注目并在奇怪的地方和预料之外的圈子里出现。他快速移动且无迹可寻；这分钟你和他亲密的交谈，下一分钟他可能就退开或者干脆就消失了。（《E.M.福斯特：一生》，66）
（译自Nicholas Royle, “Introduction:”Howcan I tell what I think…?””, in Royle, E.M. Forster, Northcote House, 1999, pp.1-6。）
 
注释：
[1]参见伊丽莎白•鲍恩：《英国小说家》(English Novelists, London: William Collins, 1945), 46, 以及《E.M.杜斯特面面观：1969年1月1日九十岁生日纪念论文和回忆文集》(Aspects of E. M. Forster: Essays and Recollections written for hisNinetieth Birthday 1st January 1969), ed. Oliver Stallybress (London: EdwardArnold, 1969)，2-3；转引自《E.M.福斯特：批判性的遗产》(E.M.Forster: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Philip Gardner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444-5。
[2]最丰富也最有趣的专辑还是P.K.福尔班克的（《E.M.Forster:A Life》i和ii），但其他新近的有启发性的描述包括尼古拉·波曼(Nicola Beauman)和玛丽·拉戈(Mary Lago)的。
[3]当然甚至在1967年，随着《性侵犯法案》(the Sexual Offences Act)的出台，男同性恋也仅仅是部分地不受歧视：见《女人气的英格兰：1885年之后同性色情写作》(Joseph Bristow, Effeminate England: Homoerotic Writing after 1885,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5)，1，以及福斯特自己在对《莫里斯》的“文末的注释”中的评论，见该书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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