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君子固穷”遇到“富贵淫人”
多金者富，位尊者贵。或富，或贵，或既富且贵，历来为世人所艳羡所渴求，亦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致富贵，能看出一个人的志趣能力；处富贵，则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境界。当年，景春和孟子讨论公孙衍、张仪这种“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风云人物算不算“大丈夫”，孟子则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条判定标准。三者中，贫贱是富贵的反面，威武则出自强权，强权源于“位”，“位”是因为“贵”。所以，孟子实际上只是在谈富贵的正反面对一个人“三观”的考验。达标者，才能称之为“大丈夫”。可见“富贵”是检验一个人信仰纯度的试金石，它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魅力。
穷不易操，贵不忘道—信仰的高度。
有一次，孔子在陈国绝了粮，跟随他的人都饿生病了，病蔫蔫的，连床都爬不起来，一向粗豪的子路怒气冲冲地来见老师，发脾气说：“君子亦有穷乎”？是呀！君子也会“穷”得一筹莫展吗？这个问题想必也是孔门其他弟子的困惑。孔子看着子路，语重心长地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也会穷困，不过能安于穷困，小人一旦穷困就会铤而走险，无所不为。君子何以穷而不滥？原因就在于君子有信仰，即其所信奉的“道”，它会产生一种道德自律的力量，匡佑君子在遭遇各种突如其来的困厄时不改变做人的原则。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是所谓“孔颜乐处”，其精神内核就是安贫乐道。一个人如果真正“乐道”，必能“安贫”，自然就不会出现“穷斯滥”的无底线行为。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以贤德著称，“不迁怒，不贰过”，孔子视其为畏友，爱而敬之。颜回伟大之处即在于身处贫困却不改风操，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君子固穷”的典型。韩愈说：“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歌颂的就是颜回信仰的高度，这也是孔子积极追求的目标。孔子不是也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话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就是“安贫”吗？套用孔子的一句话来评论夫子，这叫“吾与回也”。
在孔子看来，富贵不应成为君子的最高追求，“道”才是终极关怀，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不过，如果脱贫致富，却与“道”无妨，即便是“执鞭之士”这种下等差事，孔子也愿意做，说明他并没有忘情于富贵，关键要以“其道得之”。所以“穷不易操，贵不忘道”，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糊涂不得。一个真正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绝不会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烦恼。如果身边有“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的朋友，我们要敬而远之。
明武宗正德元年，时年三十七岁的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远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相当于做了当地政府招待所的所长，掌管车马、仪仗、迎送之事，连个品级都没有。这对于心雄万夫的王守仁来说，落差是人生的一场重大考验。但他凭借坚强的信念，愣是在龙场这个穷荒之地不文之所，创立了思想的丰碑，“龙场悟道”遂为史家所艳称。其《教条示龙场诸生》，与其说是规劝学生，不如说是困厄中与诸生共勉，他批评当时的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足见立志在任何时代都非易事。既“志于道”,又“耻恶衣恶食”，只能说明其人信仰不够纯粹、道路不够坚定。因此，也就谈不上“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实现从恶衣恶食到锦衣玉食完美转身的朱元璋，也是“贵不忘道”。当了皇帝以后，他一再推荐高级领导干部要好好读读高明的《琵琶记》，说这本书是什么“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言下之意，《琵琶记》是尔等贵富家的“标配”，缺之不得。其实，他无非是看重了这本书所宣扬的忠孝节烈思想，这就是洪武大帝所标榜的“道”，高明无意间成了帝王教化的木铎。
见利思义，富而怀仁--富贵的尺度。
追求富贵，是一种价值取向，落地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其间的曲直冷暖，外人不能身受，自然无法感同。不过值得警惕的是，当一个社会普遍以金钱的多寡、权位的高下，即富贵的丰歉，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时候，其与大达亦远矣。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必然是人心浮躁、世风日下，孰不知挽回一种风气比救治万千肉体要来得艰难，所以富贵的尺度很重要。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潜台词其实是“富贵淫人”，古人这种话你要反着听。对富贵的艳羡、对权力的膜拜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就像瘟疫一样，抗体差的人很容易染病上身，贫贱则移，威武必屈，所以孟子才有此一说。那如何“防疫”呢？有一剂药方是这样开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成人”这里指完人，其赖以养成的三标准比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还高，这支“疫苗”堪称“温而厉”了。
“见利思义”是孔子富贵观的核心，他有一句长期霸屏的口号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不反对升官发财，还鼓励弟子出来做官，以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但前提是要走“正路”。何谓“正路”？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正路，没有人欲的邪曲，自然就没有入歧途的后顾之忧，有的只是天理之当行，这样得来的富贵才安心。与其歪门邪道赚来富贵，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还不如饿肚子穷开心，此亦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面对富贵的诱惑，孔子主张“义然后取”，这是谋求富贵的正确打开方式。
举头三尺有神明，追求富贵要心存敬畏，“义”字当头，而不是利令智昏。“不义而富且贵”，就像头顶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富贵随时都可能烟消云散，你还赢不得世人一丝的怜悯。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放于利而行”，就是唯利是图的意思，这样只会招来怨恨。挚虞《库居铭》中说：“有财无义，恒家之殃”，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是故浮荣不足贵，奢华亦非福。与其浊富，不如清贫，中间有个“义”的权衡。
在儒家那里，“义”又总是与“仁”连在一起，仁者安仁，可以“久处约”，可“长处乐”，这既是安于贫贱，也是善处富贵。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修身，连一顿饭的功夫都离不开仁，追求富贵当然也须臾离不开仁，为富不仁是要遭人诅咒的。一个人发迹变泰了，要贵不忘道，富而怀仁，待人一视同仁，不能有傲慢与偏见。一个人潦倒落魄了，不要“好勇疾贫”，而生自卑与觍颜。
君子素其位而行—做人的风度。
如果有一天，我们如愿以偿地富贵了；或者一番奋斗之后，我们脱贫致富的愿望落空了，今后的生活何去何从？是“富贵还乡”，在父老乡亲面前摆阔炫富？还是富了哭穷，做个伪君子？是兜里没钱，却“打肿脸充胖子”装富？还是苦大仇深，遇见富人分外眼红？这很能考验做人的风度。《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这个“位”可以指实体的职位，即“在其位谋其政”的“位”；也可以是今天所谓的信仰或职业操守。这句话提醒世人：处富贵之实，就当行富贵之事，要富不学奢，富而好礼。处贫贱之位，就要做力所能及之事，不慕富贵之虚，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简单地说，真诚务本是做人的风度，也是我们要努力追求的高度。庄子说圣人“法天贵真”，“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我们普通人也应该有这种觉悟才是。
富贵能转移风气，清人吴乔说：“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人肯用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部《儒林外史》，识者以为“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一幅幅活色生香的知识分子“变形记”，这是利欲熏心、道义蒙尘的缘故，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何谈做人的风度？充其量是附庸风雅。“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才是他们应该思考的命题，这是“务本”。而那个时常受老师批评的子路呢，“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宛如浊世中的一股清流，狠狠地鄙视了一把这些后世的不肖子孙。
《孔丛子》中说：“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这种观念，同世俗对富贵的认知大不相同，有点哲学的意味，也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思，我很喜欢。君子素其位而行，做好自己的事，尽量不劳顿别人，少欲则寡求，寡求自少辱，无欲则刚是做人的一种风度，也是一种别致的富贵。《聊斋志异》中说“受人求者常骄人，求人者常畏人”，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经常帮助别人的人，多少会有一些心理优势；而经常接受别人帮助的人，对施与者多怀有一种畏惧的心理，后者自然难言富贵，尽管他事实上可能以俗世的富贵者存在。
贫富贵贱，能考验一个人的定力。“君子固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一种高度，值得提倡；“富贵不能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一种风度，也应该表彰。贫贱能自娱自乐，富贵多助人为乐。贫贱不生巴结心，富贵不长势利眼。贫不忘俭，富不作秀。穷而思进，富而周急。这样，再多的卑微也不会换来世人的鄙夷与嘲谑，再多的富贵也不会换来世人的仇视与不平。
贫富贵贱，和幸福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富贵不等于高贵，财大不代表福大。有了富贵，却没了自由，不是人们所渴望的。贫贱夫妻也未必百事尽哀，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囊中羞涩的生活照样可以有滋有味，“吾心安处”即是幸福，殊途却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