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银河奖求助攻】NO.43尼伯龙根的救赎（节选）
文 /钟推移 图 /【中国香港】王明雄
原文刊登于《科幻世界》2017年9月刊，全文点击阅读： 科幻世界·2017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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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访
破旧的木屋前，施密特和芭芭拉走下轿车。
皮鞋踏进车门旁一个小水洼时，施密特差点儿没让自己的臭脾气再次爆发。这一路上他受够了——泥泞的道路、龟爬般的车速、从底盘缝隙渗入的废气——但他总算忍住了，不想给采访对象留下个长久的坏印象。
然而，当他走进混合着药水味和霉味的木屋、看到那位瘦骨嶙峋的病人时，他明白，自己不会给对方任何“长久”的印象，因为那个眼珠浑浊、皮肤布着棕黑色斑点的家伙已然命不久矣。
“瓦格纳先生？”施密特犹豫着该不该伸出手去。
“你们终于来了。”病人说话时，嘴角上泛着唾沫。他那张脸布满着粉红肉瘤般的疤痕。最特别的是，他的脸并不是向着两位客人的方向。施密特留意到，病人的视力极差，即便不是完全失明的话，也相去不远了。
“我叫施密特，是《进步周刊》的主编。”施密特指了指实习生，“这位是芭芭拉，我的助理。”看到病床前有一本封面烫着金字的《圣经》，这位无神论者不由得在心里啐了一口，“听说你有关于纳粹的一个重要真相，考虑到你的身体状况，我们就来了。”
“这段往事，在心底埋藏了将近二十年。”瓦格纳说话时有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就像肺部被烧灼过一般。
“在开始之前，我得声明，你接受我们采访，就意味着赋予我们独家采访权，你的故事不得向其他任何人讲述。”施密特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这个无理的要求没有被拒绝，甚至没有被注意到。瓦格纳双手撑着床沿，让身体往上挪了一下。
“……那时，在海德堡大学，我研究的课题是导体在微波电磁场中的电荷分布。这听起来像中学生的物理课。但它几乎改变了历史……”
实习生芭芭拉站在上司身后，一直都一言不发。她发现，打开这个话题后，病人原本浑浊的眼珠一下子清澈了许多。
二、瓦格纳的忆述
刚脱掉毕业袍，我就穿上了军装。
对波兰发动闪电战前四个月，我接受了国防军的邀请，来到德累斯顿一处偏僻的庄园，进行新式武器的研究。
简单的军训之后，我成了一名尉官，然后很快升为校官。一年后，我屁股后甚至跟着个助手了。朗格中尉确实帮上不少忙，事实上，他是除了我之外唯一掌握“超距微波操作”的技术军官。
霍夫曼上校是基地的头子，他曾向我保证，这里是第三帝国里最自由、最宽松的部门。他倒没骗我。我老家就是德累斯顿的，父母在一个镇子上有栋小别墅。每个季度总有一两个周末，我会被批准回家，在院子里跟邻居们烧烤、喝啤酒。我母亲的祖上是奥地利的贵族，她喜欢操办这种聚会。
住在我们对面的是沃尔夫一家。沃尔夫先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雅科普在空军里当飞行员；二儿子才十四岁，是个话特别多的小伙子。有一次燃点烤炉时，小沃尔夫从自己家里找来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引火。
我笑着提醒他，再过两年你要是还没找到女朋友，也许会需要歌德来安慰。
“《我的奋斗》才带劲儿！歌德的东西净扯淡。傻瓜才会为了女人用手枪崩掉自己。”小沃尔夫用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口吻说，“别光说我了。卡尔，你老妈不也总为婚事催你吗？你觉得安娜怎样？”
安娜比我小三岁，住在街头那边，我和她自小相识，但小学毕业后跟她说的话加起来还不到十句。
奇了怪了，自从小沃尔夫问了“你觉得安娜怎样？”之后，我好像整天都在试图回答他的问题。
安娜怎样？她也许是个漂亮的姑娘吧？
安娜怎样？她有一身古铜色的皮肤；牙齿很白，尽管上面的两个门牙略有不齐，但更增其可爱。
安娜怎样？她真是个漂亮的姑娘。
这自然瞒不过旁人。“你最近回家，总有点神不守舍。”母亲神秘地笑着。
但最先看穿我心思的，其实是这段浪漫故事的女主角。在第二次邻居聚会散场后，我们已经开始站在橡树下牵手了。
幸福绽放得比夏天的鲜花还快。
婚礼在秋天举行。
很多有头面的人物来贺喜。霍夫曼上校和朗格中尉收获了我父母最大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我朝夕相对的上下级；大家对盖世太保的中队长里希特最恭谨，在那个年头，谁都指不定哪天走霉运时需要他的帮忙；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昆尼希博士最受老人待见，我这位校友发明了用金属代替人体骨骼的方法，正在党卫军的伤兵身上开始试验。
大家向新人身上撒米粒，祈求好运，接着便在混杂威士忌和骆驼牌香烟的空气中不停地跳舞。那一晚我才看到安娜豪放的一面，她接过每一杯送过来的酒，但直到宾客们都醉倒在木地板上，她仍然大声地笑着。
最后，在洞房中，安娜用两句奇怪的话给婚礼画上句号，“去生育吧，去繁衍生息吧。”
我笑了，“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
“《摩西五经》，亲爱的。”
“什么？”
安娜用长吻代替了回答。
对于一个德国军人来说，最光荣的一刻，莫过于元首亲临慰勉。在激动人心的冬日，他来了，身后跟着赫尔曼·威廉·戈林。平日，戈林在报纸里给人傲慢无比的印象，但陪同元首时，他表现得像个跟班的卫兵。霍夫曼上校事先准备了微波武器的定位演示，在一个大厂棚里放置了一辆坦克模型。我操作着拉杆，朗格中尉则在一台恩格玛机那样的键盘板上输入复杂的字母和数字。
一排党卫军挡在元首和戈林元帅身前，另有两个士兵影子般贴在我和朗格中尉身后。瞧这架势，只要我们稍有异动，他们就会拔出瓦尔特手枪。
元首似乎察觉到我们的紧张，他立即将党卫军喝走。“没必要让忠诚来提防忠诚。”他对戈林说。
一句话就让我们感动得眼眶发红，这一刻，我愿意为他肝脑涂地。
演示开始了，在一个三层楼高的装置里，磁控谐振管的声音越来越大，就像飞来了一辆容克轰炸机。转眼间，坦克模型闪起耀眼的电弧，便似有几条斑斓的巨龙在钢铁表面起舞。尽管相隔了几十米，我们依然感受到传来的热浪，接着是某种硫化物的气味。金属模型像锅里的黄油一样迅速融化，铁水顺着事先挖好的坑渠流到地底。十分钟后，厂棚中央只剩下烧焦的地面。
“微波武器是我们日耳曼民族走向世界的保证！”元首笑逐颜开，猛力摇我的手，仿佛要把我摇散，“我祝贺你，年轻人。以后，你有任何解决不了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任何人都无权拦下你的电话。”他回头问戈林，“这项秘密计划还只有编号？”
“是的，元首，请你给起个名字？”戈林说。
“我们理应把这项权利交还它的发明者。”元首面向我，“它是你的了，年轻人。”
我耳边仿佛响起了《女武神》激烈的铜管乐旋律，“叫‘尼伯龙根计划’怎样？”
“瓦格纳……尼伯龙根……”元首大笑起来。
戈林、霍夫曼等人自然也陪着一起鼓掌。
自从元首来视察后，我发现霍夫曼上校对我的态度微妙起来。
原来，被最高首领过分地赏识有时并不是好事。
霍夫曼对我请假回家的批准越来越不爽快了。当然，公正地说，这大概更多是由于西线战场吃紧，戈林给他增加了进度压力。
故此，每次回家跟安娜和邻居们相聚，我都会更珍惜这些难得的时光。
小沃尔夫缺席了好几次聚会，据说，他被送到了前线。他本来还不够大，但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军方降低了对其年龄的限制。我听安娜说，沃尔夫家几乎是敲锣打鼓地把这孩子送走。
可是这次聚会前，小沃尔夫被送了回来。乍一看，我觉得他除了长高了点之外，跟以前那个焚烧《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少年没什么两样，但走近时，我才留意到他拄着拐杖。安娜悄悄告诉我，小沃尔夫在前线被炸飞了右腿。
小沃尔夫依旧保留了话多的性子。他服役的故事很生动，居然把我这个军人都牢牢吸引住了。他讲述国防军的官兵如何排山倒海地冲锋，直到连对方的机枪手都弃枪而逃；占领对方的阵地后，士兵们如何嘲笑敌人又浅又弯的壕沟；而军官们则决定把敌人的物资一把火烧掉，因为那些食物和弹药比土匪的还糟……他越讲越眉飞色舞，我越听越皱眉。
“恶心。”身后传来一个女声。
小沃尔夫双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远方，他仍在回味那惊心动魄的第一次。
我回头一看，只见安娜正端着盘子大步往屋里走去。
战事也许没有小沃尔夫说的那么乐观。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早晨，我们首次挨炸。幸好，敌机不多，投弹也不是很精确，基地实验室的主体并没有挨炸，倒是堆放着后勤设备的B区被炸了个底朝天。正因如此，事后霍夫曼上校发表了鼓舞士气的讲话，指出盟军并非获知了“尼伯龙根计划”的秘密，也许只是几架被驱散的轰炸机在迷航中趁机扔掉多余弹药而已。
基地的伤亡不大，但朗格中尉比较倒霉，那天他刚好在B区清点，第一枚落下的炸弹就在他身后爆炸，他的后背伤得不轻。医生告诉我们，他可能此后一辈子都只能在床上躺着。乌云爬满了朗格的脸。
我想起了我的邻居兼校友，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昆尼希博士。我知道他那套金属骨骼试验在伤兵身上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很快，朗格中尉便接受了手术，两个星期后，他已经能挺直腰杆向我行标准的军礼了。“我对元首的忠诚可是刻到骨子里的。”他逢人便说。因为他的两截金属脊骨都打上了纳粹的标记。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基地的管制更紧了。技术专家们腹诽连天，微波炮迟迟没有交付军方，并不是我们的错。微波束已能让空中的靶机像撞邪一样栽到地上，翅膀和发动机融成一块。但戈林的技术要求从射程一百米提升到一千米，最后是一百公里。他的想法不无道理：若一个庞大的电路系统支撑的武器只能像普通高射炮或迫击炮一样打击近处，那确实太不经济了。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微波武器将打击力覆盖到一百公里，不比让纸飞机飞出容克轰炸机的航程容易。
整个1943年下半年，我只有一次被允许回家。我如获大赦，除了跟安娜久诉衷情外，还约齐周围的邻居痛饮达旦。
老沃尔夫那天喝得十分高兴，他红着脸说，他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早知道空军的出击，譬如在英王乔治六世寿诞那天空袭伦敦。
已经晋升为大队长的里希特晃着酒杯，“不可能。”当他说话时，周围的空气好像会变冷些。
“你别嫉妒，这是真的。”醉醺醺的老沃尔夫指着那个盖世太保的鼻子，“别忘了我的大儿子雅科普是在空军当飞行员的。他每个星期都给家里写信。”
“任何泄露军事机密的信件，都会被拦截下来。”里希特喝起酒来一杯接一杯的，但他永远都是全场最清醒的人。
老沃尔夫咧开嘴笑了，“雅科普小时候，喜欢听我讲凯撒用字母代换来加密信函的故事。后来他念寄宿中学，跟我写信还是喜欢搞这些把戏，只不过比凯撒那套更简单。”他返回家，很快又出现在我家客厅，手里多了一封信，“你看，这第一列单词的第二个字母。”
没人提醒他要注意言行，也许各人均出于不同的心态，而我母亲则是好奇。母亲接过信纸，把首列的字母拼到一起，恰好就是“14日，伦敦”。
里希特皱着眉头对老沃尔夫说：“老爹，下次别这样了。万一被书信检查的家伙发现，雅科普可会惹麻烦的。”
“谁会怀疑沃尔夫家对元首的忠诚！”老人嚷嚷起来。
不知母亲是否起了童心，她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要不我们也来约定一些密码、暗语之类的。哪天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譬如，‘这里的啤酒真好喝’，就表示一切安好。”
“你们娘儿俩在嘀咕啥呢？”老沃尔喊过来。
安娜忽然插口说：“不对呀，沃尔夫老爹，14号伦敦没受到空袭呀，乔治六世的寿诞庆祝会还如常举行呢。”她每次喝了酒后，脸上都红粉菲菲，像个熟透了的苹果。
“你胡说啥？”老沃尔夫沉着脸，“你难道也有个儿子在空军？”
众人哈哈大笑。
安娜擦了擦嘴边的啤酒沫，“那天英国上空确实发生过空战，但英国空军击落了所有的外国轰炸机。”
一时间，客厅里静得出奇。
“你怎么知道的？”老沃尔夫的眼睛忽地眯成一条线，语气里充满了不友善的意味。
安娜不假思索地答：“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说得很清楚。”
“英国佬自吹自擂罢了。”
“你喝多了，安娜。”母亲高声说，她拨开众人走了过去。
“你儿媳妇是个撒谎精！”老沃尔夫对母亲嚷起来。
“沃尔夫先生，你刚才说，雅科普每个星期都给你写信，那么……”安娜用直视回敬那老头，“请问这两个星期，他有给你写信吗？”
老沃尔夫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半天说不出话。
里希特和身后有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冷冷地打量着安娜。
安娜脸上由红转白，似乎一下子酒醒了。在第三帝国生活过的人都能明白，刚才她闯下的是什么祸。
当晚，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睡不着，任由穿透玻璃窗的月光沉沉地压在身上。
“把收音机扔掉，”我说，“越远越好。”
“你一年到头回家几次？我在这鸟笼一样的地方，天天过得像囚犯似的。”安娜忽然爆发了，“我会让你们雅利安人灭亡还是怎地？”
“‘你们雅利安人’？”我盯着安娜好一阵子，“至少，会让我们瓦格纳家灭亡。你明白自己今晚干了什么吗？里希特好几年才升了一级，他巴不得有个机会再上一层。”
安娜把被子盖住脑袋，不再理我。
第二天傍晚，吃过晚饭，我匆匆跳上一辆梅赛德斯走了。我把车开得很快。在山路尽头，迎面来了一辆大众越野车，车头灯光直直地刺过来，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我骂了一句，只好扭过方向盘。和越野车擦肩而过时，我分明地看到里头坐着三个面无表情的人。夜给他们的制服添上了死亡的黑色。
回到基地后，我发现自己对“尼伯龙根计划”更投入了。朗格中尉也全情配合我，今年我把微波炮的定位完全交给他来负责了。
星期一，我在厂棚做实验。过程很顺利，磁控谐振管重新设计后，这大家伙已能精准打击五十公里范围内的目标。虽然距离戈林元帅的指标还差一倍，但完成任务只是时间问题。朗格走过来，脸上带着古怪的神情，“安娜的事你听说了吗？”
“什么？”
“她被带走了。”
“被谁带走了？”我一把扔下控制器，“什么时候的事？”
“秘密警察，”中尉说，“就在你回基地的那个晚上。”
马上，我想起了那晚在山路上遇到的大众越野车，和上面身穿黑色制服的三个男人。
马上，我想起了另一个事实：我妻子被捕足足一个星期，居然没人告诉我。
我立刻打电话给里希特。
“怎么啦，卡尔，上次欠你酒债让你不乐意啦？”听筒里传来里希特慵懒的声音。
“我没工夫跟你开玩笑。安娜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终于知道了。”
“你让人抓了我妻子，整整一个星期，居然都不来找我？就听个英国电台，至于吗？”我气急败坏。
“我要澄清三点。”里希特仍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口吻，“首先，这个星期，没人找你，是好事。冤枉好人的卡尔，你甚至不知道，我为了不让人找你，费了多大的工夫。”
“你给我打了掩护？”我的语气稍为平复了些。
“你不知道你们陷入了多大的麻烦吧？”里希特说，“第二，你老婆并不是因为私自收听敌对电台被捕的。让她倒霉的不是她的行为，而是她的血统。你知道自己娶了个犹太人做老婆吗？”
我一下子蒙了。
但随即，我仿佛听到安娜轻飘飘地说“去生育吧，去繁衍生息吧”。天哪！她为什么用《摩西五经》给婚姻祝福？
“……你们雅利安人……”天哪！
“看来她一直瞒着你，至少这是一种不诚实吧。”里希特的声音继续响起，“第三，这事不是我惹的，你想想就该明白，我之前根本不可能知道她的血统。”是的，如果他知道的话，安娜一早就会从镇上消失。“告发她的，是你母亲，老瓦格纳太太。”
在父亲的病床前，我看到了母亲。
“为什么？”我向她喊道，“为什么你要这么对安娜？”尽管我喊得很大声，但父亲依然双目闭合，他似乎对外界已全无反应。
“我别无选择，卡尔。”母亲脸上堆满了痛苦的表情，“德国是没有秘密的，迟早镇上所有人都会知道安娜偷听敌国电台。人们会问：收音机响起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听吗？卡尔·瓦格纳肯定也知情啊。他为什么不制止？还有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老瓦格纳，还有那奥地利老女人……难道你要盖世太保把我们全家都投到集中营才高兴吗？我和你父亲都风烛残年了，没所谓。你呢？你是国防军秘密项目的技术总监，等待你的绝不会是牢狱之灾那么简单。他们把你视为叛徒后，会给家里寄来一张处决证。”
“所以你就要告密？”
“你想过没有？”母亲如同一个教师，面对着不开窍的学生，“到了那个地步，安娜同样会被捕，她的犹太人身份同样会被拆穿。但不同的是，那是被盖世太保揭穿的，性质就变了。”
“从小到大，你都跟我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对不？”我咬牙切齿地说。
母亲反手打了我一记耳光，“没错，卡尔，你听着，我是以你的名义去告发的。在盖世太保得到的报告里，你是个被万恶的犹太人蒙在鼓里的可怜虫，你也是受害者。到这一刻为止，你还是安全的。今天，他们会派人来核实情况，既然你正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当年，元首来基地视察时，曾跟我说过，有任何解决不了的事都可以直接去找他……”我也知道这么想实在太天真，但，话仍从我嘴里吐出。
这时，外面传来了由远而近的汽车发动机声。
“你真的让我看着办？”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的嗓音了。
母亲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车子停在院子外。不一会儿，楼下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咚咚咚……
我站起来，缓缓地走向楼梯。
“卡尔。”母亲近乎哽咽。
我继续往前走。
身后的木地板传来扑通一声。
我转过身来，只见母亲扶着床沿，竟然双膝跪在地上。
像被微波炮击中一样，我只觉得每一寸肌肉都在融化。
“瓦格纳家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了，卡尔。”母亲握着昏昏沉沉的父亲的手，满眶泪水，一头白发任由闯进房间的北风吹乱。
忽然，我明白了，那天晚上，母亲为什么要约定一个表示一切安好的暗语。
咚咚咚。敲门声依旧那么彬彬有礼。
我一遍又一遍地逼问自己苦难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但从这个世界，我得不到答案。我只好转向从父亲抽屉底找到的那本《圣经》。那时我觉得自己和耶稣有一个莫大的共通点——都渴望用自己的鲜血洗涤罪。只不过，耶稣洗涤的是别人的罪，而我要洗涤的是自己的。
每晚失眠的时候，我都在想，安娜大概已经死在集中营了。
然后我发现，自己更希望这最好是事实。
这样，我就不用去猜想，她此时此刻正在承受何等的苦痛、恐惧和凌辱。
大概由于经常性失眠的缘故，我每天在厂棚变得无精打采。
于是，霍夫曼上校每天急得像掉在打红的机枪筒上的蚱蜢一样。让他稍有点安慰的是，朗格中尉依旧勤勤恳恳。某种意义上说，现在，从技术上推动“尼伯龙根计划”的，主要是朗格。他井井有条地调度着各个技术岗位，甚至面不改色地给军阶比他高的人指派任务。当然，在核心环节磁控谐振，他也没什么进展。要在此等领域突破，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是最低的门槛。事实上，时至今日，我没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取得过成功。
父亲一个月后离世了，我请丧假没被批，这是意料中之事，但我可以更有理由颓废下去了。
霍夫曼上校把我喊到办公室，好言相劝一番。但无论他说得如何动情，换来的只有敷衍。最后，他对我说，他代我去参加父亲的葬礼，叫我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几天后，霍夫曼回来了，他在办公室召见了全体军官，“我又去了一趟柏林。戈林元帅告诉我，他不准备延长给‘尼伯龙根计划’的最后限期。到时，要是微波炮还不能装备部队，他考虑恢复凯撒大帝的十一法。”传说古罗马时，凯撒为惩罚一个叛变的军团，在里头每十个士兵抽一个用锤子处死。散会后，低声的议论从基地各个角落传来。
霍夫曼把我单独留下了，他给我递上母亲的一封短信，“卡尔，不要为家里分心，每一刻都不要辜负家族的荣光，不要忘记祖国是怎样培育你的，不要忘记你在元首像前的誓词。三个月后期待跟你在庆功的鲜花中拥抱。你亲爱的母亲。”
我把信读了两次，看来上校动员母亲给我施压，真是卑鄙，我不由得瞄了他一眼。
立刻，我注意到他阴鸷的眼神。
我打了个寒战。
正要把信收到口袋时，忽然，我留意到信封右下角纳粹万字上的展翅之鹰。“盖世太保的信封？”我脱口而出。
“他们倒是通融，给老太太提供一切便利。房间也够明亮宽敞。”
“什么意思？”我如坠冰窟。
“卡尔，到这个份上，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明知道，三个月后，戈林即使搞十抽一，也不会抽中你的，对吧？因为把你抽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等于把‘尼伯龙根计划’送入毒气室一样。但我不想你误以为你有权怠工。”
“所以，你就把我母亲送入监狱做人质？”
“她得到比你想象好得多的对待，那边还有医生和护士密切关注健康，这总好过一个老人家孤零零待在家里吧？她甚至可以自由出入院子。”霍夫曼摊摊手，“好好工作吧，朗格中尉会随时配合你的。”
我盯着基地头子蓝色的双眼许久，转身走了出去。
“三个月，卡尔。”上校不忘提醒道。
霍夫曼低估我了。
只过了大半个月，微波炮便成功进行了两项实验。我们已经可以用实战的飞机和坦克来作靶子了。
霍夫曼笑逐颜开，“戈林元帅很满意，他已经安排把铁路修到基地，只要最后的测试成功。微波炮就会被拖上火车，直接运到前沿阵地。”
“微波炮的定向已经十分准确，上校，”我将手掌覆盖在定位控制键盘上，“即使不冒险上前线，也能发挥作用。”
“为什么要定向？”霍夫曼得意洋洋地说，“全向开炮不是更有意思？”
“全向？那微波炮前方一百公里内，所有金属都会产生电弧效应，连有铁锅、闹钟的民房也会起火的。甚至，跟敌人犬牙交错的阵地上的我方士兵，都会被瞬间融化的金属烤死——只要他们手中握着钢枪。”
“但敌方的士兵也会被弄死，对吗，而且比我们多得多。”霍夫曼大笑起来，“你应该学一学朗格，他可比你决断多了。”
再说一次，霍夫曼低估我了。
在预实验的前一晚，我主动敲响霍夫曼的门，我很久没这么做过了。
“我们不能让微波炮全向开火。”我不知道自己的语气是否足以表达决心，“那会让无数的人死于非命，包括在厨房里的家庭主妇和踩着玩具单车的孩子。”
“我相信你这么晚跑过来，不是为了表达违抗军命吧。”
“恐怕我是的，长官。”
“你以为自己在‘尼伯龙根计划’中不可或缺，是吧？”上校盯着我的脸，笑了。
“恐怕我是的，长官。”
“可怜的知识分子，你根本不明白形势。在原理足够清晰、实验数据足够丰富、操作流程足够简明的时候，你这个总监，请允许我说一句，完全是可有可无。”也许消化不良的关系，霍夫曼的口气很大，“但我还是感谢你的坦白。明天一早我就会签署命令，让朗格中尉暂代你的位置。看在多年共事的份上，我不关你禁闭了，但你再也不能踏出自己的宿舍半步。”
“朗格确实了解‘尼伯龙根’的一切操作。但你没学会，对吗？”我平静地说，“你无法分辨微波炮的目标方向。难道你就不怕它明天瞄准的是你？或者，是你家里；或者，是戈林元帅的府邸……”
“太过分了！”上校终于爆发了，“我收回我的话，你该被送去萨克森豪森！”他把手伸向电话，“给我找朗格中尉来，立刻！还有督导官！”
负责部队纪律的督导官很快就到了，但中尉却迟迟没有露面。
我把上身倚在靠背上，“也许你有所不知，上校，朗格是个酒鬼，说不定喝多了栽倒在什么地方。”
“你像头鹅一样站在这干吗？”上校把气撒在督导官身上，“赶紧给我把朗格找来。”
中尉栽倒的地方是基地旁边的水塘。被找到时，他脸朝下趴倒在浅水处。督导官让两个下士把他拉出来，发现他鼻孔和嘴里塞满了淤泥。但尸体上没有酒味。
上校在办公室里，用冰冷的眼神打量我。
“酒后溺毙，这是个最好的结论，至少免去你很多文书之苦。”我说，“别让法医检查他的尸体。否则他们会发现他背后的那段金属脊骨已经融化掉，就像在炼钢炉里烧过一样。这就是他走路不稳，摔在水塘里的原因。”
“微波炮的定向射击？”上校喉咙干涩了。
“所以你看，我又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会操作‘尼伯龙根’的人。”
“你想干吗？”看得出，上校费了好大劲才抑制住不卡住脖子把我捏死的欲望。
“我只关心自己的家人。”
“救安娜？不可能。实话说，她上个星期已经被列在毒气室特别处理的名单里。只是为了不影响你的心情，我们才没告诉你。”
台灯在我眼前幻化成一个黄色的多角星，每个角都是一把锋利的短剑。
“我母亲，”我竭力让情绪平复些，“她是你抓的……如果说，这个忙你都没法帮，我可怀疑你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上校了。”
以那条老狐狸的精明，他很快就会明白，跟我做交易尽管有风险，然而若直接叫督导官把我抓起来，直到我们再签一次《凡尔赛条约》，“尼伯龙根”也实战不了。他很快拿定主意，“好，你母亲明天就会被释放。”
“然后请她给我打个国际长途电话报平安。”
“国际长途？”霍夫曼感到事情超出了他的控制。
“对，两日后，维也纳。”我不怀疑霍夫曼的手可以伸到全欧洲飘扬着德意志军旗的地区。但两日的时间，对霍夫曼多多少少是个挑战——从向上级打申请开始到跨部门、跨地区的调度，等他走完这一套U型的官僚流程，把行动指令部署到奥地利的行动队，母亲大概已像一个不和谐音符般消失在音乐之都了。此外，维也纳是母亲的故乡，她在那里还有很多旧时的熟人，但愿他们能在关键时刻给老朋友施与援手。“我不希望母亲报平安时，你那些盖世太保的朋友在她身旁打扰。”
“果然周到。”霍夫曼的鼻孔一张一合，“看来这事你已经谋划了很久。”
“恐怕我是的，长官。”
翌日的预实验很成功。上校办公室里回荡着笑声和壮语。
模块化设计的微波炮立刻被拆解成十几部分，套上伪装草装入火车的货箱。
当我们抵达新基地时，已经是第三日了。这里十分靠近前线，营房环境跟德累斯顿有天壤之别。我心不在焉地在新办公室踱来踱去。傍晚，电话铃终于响起。
“卡尔，我到了。”话筒里传来母亲的嗓音沙哑至极。她一定很劳累了，但我猜，这只是其声音不清的原因之一，上校办公室那边的并联监听，才是电路最大的干扰源。
“别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说，“尽快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要找信得过的人帮忙。”
母亲显然能明白我的意思，“他们把我送上火车就走了。我是一个人来到这里的。”
“那就到下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也许，母亲身后正有一名秘密警察，正从报纸上方观望着她；但也许，烦人的官僚手续迫使霍夫曼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了。但愿母亲在维也纳的关系网能助她脱险。
“你放心，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一切都熟悉我。”母亲顿了一下，似乎让我消化她的话，“我喜欢故乡的天气、食物和空气。这里的啤酒真好喝。”
我眼睛一亮。这里的啤酒真好喝。母亲当晚约定安全暗语时，我何曾想过它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几分钟后，霍夫曼指派给我的新副官来到我办公室，“我们是不是该准备明天的事了？”施密特少尉与其说是我的助手，不如说是上校的嘴巴和眼睛。我收线就那么一会儿，他就来了，所以我猜，他大概也是上校的耳朵。
高达十层的金属建筑上，一堆堆黑影在通宵赶工。为了不招惹在空中游荡的雅克轰炸机，他们实行灯火管制，但工作进度还居然不亚于白昼。四个直径十二米的电容罐，也同时竖立了起来，它们如卫星般拱卫着微波炮主体。
对这班训练有素的工兵，我不得不生出佩服。
还有怜悯。
战争，让东欧的早晨失去了诗人们笔下的意境。发电机拼命在吼叫，空气中充满了浓烈的机油味。微波炮的外观被机械室那帮马屁精设计成元首头像的样子。元首张开的大嘴，让人仿佛听到他在纽伦堡的激昂演说。那透着白光的双眼正是微波炮的炮口。频率越来越高的电流声提示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改写历史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新副官跑过来，客气地提醒我时间。我这才走去总控室。但他没有去，上校安排他带一队人封锁基地出入口。他已完全取代朗格中尉，成为上校的红人。
霍夫曼军服笔挺地坐在总控室，胸前还挂着一枚勋章。他把这个将给一百公里范围的大地带来火焰和死亡的时刻，当作节庆日。
我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坐在控制台前，手指在键盘上沉重地敲击着。上校就站在旁边盯着我的手指，像严格的音乐老师留意着琴童的指法。尖端的物理学他一窍不通，但坐标方位这样简单的地理学，他是懂的。
进入三分钟倒数时，总控室的全体人员都戴上了耳机，因为刺耳的电流声都快能毁掉耳膜了。
“跟着火车跑的‘尼伯龙根’将会化身为毁灭一切的巨龙！”耳机里传来霍夫曼最后的发言，他的嗓音总是那么铿锵有力。
“万岁，希特勒！”的呐喊在总控室里此起彼伏，包罩着脑袋的耳机无法隔绝他们的热情。
巨大的电容罐在倒数的最后一刻把电荷送入元首头像，磁控谐振管像底部开孔的大坝，将磅礴的能量推压到炮口。尽管坐在总控室看不到外面，但我知道此刻金属头像的眼眶，正发出白中带橙的光芒。
愤怒的元首将狂热的微波喷射出来。
我猛然摘下耳机摔到一旁，用尽全身气力跑出总控室。短短十米的走廊，直如连接地狱与天堂那么长。
撞开过道尽头那扇门时，我已听到那一下霹雳般的轰鸣。我不敢停下脚步。从我得知安娜被盖世太保带走的那晚开始，眼前这幕场景在我脑海里已演练了无数次。尽管我身上没有任何金属，连皮带我都没用扣子、只是用一条布绳扎着，但我深知那头怪兽对外辐射的威力。我不停地跑，直到电容罐爆炸时产生的热浪将我扑倒在地。
我这才敢回过头来，窥视“尼伯龙根”的下场。只见高耸入云的元首金属头像被炸成两截，饶是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张开的大嘴，仿佛在为斩首之痛而凄厉地喊叫。脚手架和总控室裂成碎片，钢管和铁条摩擦着火星，飞舞在空中。
尽管我早就明白超强电弧效应对这座金属基地的高温作用，但如恒星表面般的光芒却被我忽视了。
为此，我付出了代价。
眼前一片白炽之后，我像突然被抛进了一间黑暗的屋子。起先我还以为自己被震晕了，但炽热的金属碎片雨点般砸在脸上，让我明白，这是短暂性失明。
我不住地揉自己的眼眶，上帝保佑，我又能看到一丝光线了，但此后视力每况愈下，眼睛终于逐渐变成今天这模样。
在戈林接到的报告中，大概会有几种事故缘由的判断：微波炮的电容罐过早放电、谐振管失灵、外壳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达标……但绝对不会有人怀疑，是“尼伯龙根计划”的命名者和技术总监、受过元首嘉许的我，把炮击定位设置在当前坐标。尽管霍夫曼上校盯着我输入的炮击地是向东一百公里，但输入器背后的定位电路早就被我做了手脚，无论输入任何方位，微波炮发射时，只会把铺天盖地的能量倾泻到它自己头上。
我一路靠着行乞才回到维也纳，但我没找到母亲。她像入水的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好事，连我都找不到她，盖世太保也休想。我本想等战后再去找她。但一幅铁幕永远断绝了我的想法。
原文刊登于《科幻世界》2017年9月刊，全文点击阅读： 科幻世界·2017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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