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国学书目文摘
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代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
刘梦溪认为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堪称经典，即国学乃“六艺之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称为“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经典形态，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藉。这六部经典著作的全名依次为《诗经》、《书经》(即《尚书》)、《礼经》、《易经》(即《周易》)、《乐经》、《春秋》）
下文整篇 转自新浪博客【胡适和梁启超：两个“国学书目”】
国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几乎与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另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发一番争论，这在上世纪20年代，不能不认为也是关乎国学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主要是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置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斑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6）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大书目不必说，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为例，胡、梁书目的不同处亦甚明显。“胡目”有佛经四种；“梁目”一种没列。“胡目”的文学部分，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梁目”却不具大的类书，只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几种。“胡目”有小说四大名著；“梁目”则根本不列小说。“梁目”的子书部分，孔孟之外，老、墨、庄、荀、韩均有，“胡目”则没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无。“梁目”全列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五经”；“胡目”只列诗、礼、左传，而缺易经和书经。照说开列国学书目，“五经”、“四书”、诸子、前四史，无论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诧异，竟然乙部之书，一部全无。至于集部之书，当然是“梁目”的举要的办法更好些，对于初步接触国学者，李、杜、韩、柳、白诸家，远比笼统的《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来得真切便利。尤其将《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国学书，更属拟于不伦。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该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他质问说：
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胡适全集》第2卷，页152）
任公先生上述这些辩难，平心而论胡适是无法反驳的。“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对“梁目”也不是全都赞成，一位叫徐剑缘的就以《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为题，在批评“胡目”的同时，也批评了梁目”。另外还有陈钟凡也开了一个《治国学书目》，以及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影响益发扩大了。
下文节选自凤凰国学【走近刘梦溪的学问世界：沉潜学术 传承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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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博闻强识，连口语也不含糊，说话跟文章一般准确文雅。我问他如何做到，必是天分。先生说，也许跟小时候喜欢背书有关。背《三字经》、《论语》，背《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读书做学问，在我既是一种兴趣，又是一种职业。”先生说他看书极细，且一遍遍重读，好处是能“学而时习之”，往深里走；坏处是，写作的时间往往拖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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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复性
“一个人良善性格的形成，学校有重要作用，但与家庭的关系更直接。”刘梦溪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信心，但对当前的社会以及文化的整合、再生，有相当的悲观。“现在教育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大中小学的教育。这一百年，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西方教育模式，这是一种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教育是注重传道的。”“近百年以来的家庭解体，家学失传，我深表忧虑。”
正是看到现代教育重“器能”，而对于“德行道艺之本”有所缺失，马一浮当年要创办复性书院。“窃惟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复性”即恢复人的自性、本然之善。刘梦溪说，他研究马一浮，一个重要收获是找到国学的准确定义并且深感需通过国学教育来养成国人健全的文化人格。
刘梦溪认为，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的概念。胡适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则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这样定义国学，未免过于宽泛。后来大家一致认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代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但这又太专业，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所以，刘梦溪认为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堪称经典，即国学乃“六艺之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称为“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经典形态，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关心教育的刘梦溪先生，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以《论语》和《孟子》选读为主。因为“六经”文辞比较难读，《论语》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论语》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他还提出，国学内容除经学外，还应加上“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内容，经学、小学、国学教育，应该成为大学国学院的学科构成。
“六经”以及《语》、《孟》中的价值理念，在当代社会能否发用呢？刘梦溪经过深入研究，从中梳理出诚信、爱敬、忠恕、和同、知耻等五组概念，认为是当代社会文化建构必不可少的价值论理。“敬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亦即一个人精神世界里的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东西。”他说“这些价值理念是永恒的价值，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外国人，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些年，刘梦溪写了很多文章，包括学术演讲，反复阐释“六经”中的这些价值论理。《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修身从“知耻”开始》，是其中的代表论著。《敬义论》三万言，以特稿方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立诚篇》一万三千字，刊于2016年9月2日《中国文化报》。《论和同》两万字，发表在《文史哲》2016年第3期。“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刘梦溪说，《易经》中的这两句话，“可以概括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盖匆促人生，无非‘进德修业’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