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金胜村唐墓看唐代的屏风式壁画墓
赵 超
唐代墓葬中有一批绘有屏风式壁画的材料，前贤曾有所研究。其主要流行于山西太原、陕西西安以及新疆吐鲁番等地区，宁夏固原亦有一例梁元珍墓。鉴于墓葬壁画的保存情况不佳，可能屏风式壁画流行还是比较广泛的，它对唐代墓葬形制及其象征意义的变化应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能通过它反映一些唐代社会思想的演变。本文拟从对现存屏风式壁画材料的排比中，分析其中的绘画内容，探讨太原等地屏风式壁画“树下老翁”中存在的孝子、高士图内容，并通过壁画的分布解析它的象征意义，指出唐代墓葬中墓室不象汉代及南北朝时期那样直接模仿与表现生人居室，而是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生活空间，很可能就是象征宅院中的庭院(天井)与厅堂，四壁以壁画表现四面的房屋或侧院，这种高度的概括与象征性促进了墓葬建筑的简化与丧葬礼仪的变革。 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唐代壁画墓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地区，此外，新疆、河北、湖北、宁夏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在各地发现的唐代壁画墓中，有一批是在墓室中绘有屏风式壁画。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不一，从地位比较高的官员贵族直到一般士人，屏风式壁画墓的形制比较规范，是唐代壁画墓中一个具有比较广泛代表性的重要类型。 综观隋唐时期的墓葬制度，我们可以看到，隋唐时期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墓葬沿袭了自北魏、西魏、北周一脉相承下来的制度，并且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因为按照历代禅让的情况，西魏自认为是北魏的正统，北周接受了西魏的禅让，而隋代又接受了北周的禅让，唐代开国，也演了一场从隋帝手中接过帝位的禅让把戏①。与之相应，其礼仪制度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北魏、北周的传统。但是由于北齐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保存的礼仪制度较多，所以隋代统一后，礼仪制度中也吸收了一些北齐的礼制，唐代仍沿其绪。而后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又产生了新的特点，这时的丧葬制度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变化。 隋唐墓葬，大体可以分为长江南北两大地区，进一步细分，还可以分为唐代两京及受其影响的周围地区、朝阳地区、湖北地区、湖南地区、扬州地区、广东地区、福建地区等等，各自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就现在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壁画墓大多出现在北方。 北方的隋唐墓葬主要有砖室墓与土洞墓两种大类型。以两京地区为代表，隋代以土洞墓居多，甚至高级官员的墓葬也采用土洞墓，它们多带有斜坡式墓道，部分采用竖井式或阶梯式墓道。唐代的高级官员则从唐高宗时期起多改用砖室墓，土洞墓降为中低级官员与平民使用的类型。以发掘隋唐墓葬较为集中的西安地区为例，在唐代初年流行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多天井单砖室墓与单室土洞墓。墓室的平面呈正方形或横长方形，墓室四壁较直。由于多为单室墓，天井与壁龛则成为区分官员身份高下的重要标志。隋代一品官员的墓道中最多有7个天井，但壁龛较少；唐代初期一、二品官员的墓道中最多有5个天井，壁龛可多达10个。到了高宗年间，单室砖墓的四壁稍微向外凸出，呈弧线。前后室的砖墓出现。这些享有前后两室砖墓的人物都是立有特殊功勋的高级官员，如郑仁泰、尉迟敬德等。显然是一种比品官更高的埋葬等级，是超越礼制规定的特殊待遇②。这时前墓室的面积与天井大小相似，后室面积较大。武则天至中宗时期，单室砖墓的形制没有变化，前后两室墓改变为前室与后室的面积相同，如神龙年间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等。懿德太子墓等级最高，具有7个天井，8个壁龛。至于一、二品官员的墓， 只有少数具有5个以上的天井，壁龛最多不超过6个，显示出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时，土洞墓变化为长方形纵向墓室，墓道开挖在墓室南部偏东处，平面呈刀形。唐玄宗时期，具有前后两室的墓葬形式基本上不再出现；与唐高宗、武后时期相比，单室砖墓的形制没有大变化，单室土洞墓的平面形状为直背刀型或曲背刀型，墓道的长度逐渐缩短。盛唐以后，墓葬建筑趋向简约，基本保持着刀型单室墓的形制。 在这些隋唐墓葬中，存在着大量的壁画装饰。这时的壁画中，既有继承汉代以来壁画形式的传统因素，也有不少在唐代才形成的表现形式。在墓室内壁上绘制模仿屏风式样的多屏壁画就是其中主要的新创造。近代以来发现的具有这种屏风式壁画的墓葬数量不少，构成了唐代壁画墓中一个重要的类型。 将现有的唐代屏风式壁画墓发掘材料按地区加以排比，可以看到主要有以下一些发现： 1．山西太原地区 这里是屏风式壁画墓的一个主要流行地区，历年来发现的这类墓葬有：金胜村6号墓，建筑时代约为武周时期，为小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西、北、东壁，棺床上方有8幅屏风，其中6幅为在树下站立的老人像，2幅为侍女③。与之形制与时代大致相同的还有：金胜村4号墓，墓室西、北、东壁的棺床上方有8幅屏风，为树下老人像④。金胜村5号墓，有8幅屏风树下老人像。新董茹村唐代壁画墓，有8幅屏风树下老人像⑤。金胜村附近唐代壁画墓，为小型覆斗顶砖室墓，墓室西、北、东壁棺床上方有8幅(二棺床，每棺床上方各4幅)屏风树下老人像⑥。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墓室西、北、东壁，棺床上方有4幅屏风，共绘有6位在树下站立的老人像，北壁2幅中4人，西、东壁各1人⑦。 2．山西西南地区 万荣县唐代开元九年(721)薛儆墓，为6天井长斜坡墓道、大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西、北壁残留有部分屏风式壁画，其中可辨识者3人，2人戴冠，着大袖长袍；1人披皮裘，持琴⑧。 3．新疆吐鲁番地区 阿斯塔那65TAM38号墓，属于盛唐至中唐时期。该墓为土洞墓，墓室后壁有6幅屏风画人物。发掘者认为是描绘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景⑨。TAM216号墓，形制与上一墓相同，发掘者认为属盛唐时期。墓室后壁有6幅屏风，其中4扇内各有一位端坐人物。分别题名：“石人”、“金人”、“玉人”等⑩TAM217号墓，发掘者认为属盛唐时期，墓室后壁有6幅屏风花鸟(11)。 4．湖北郧县 唐代嗣圣元年(684)濮王李泰次子李徽墓，为大型穹窿顶砖室摹。墓室中棺床上方的西壁北部与北壁西部有6幅屏风，在红色边框中绘制了大笔写意的花卉图案(12)。 5．宁夏固原南郊 唐代圣历二年(699)梁元珍墓为3天井斜坡墓道、中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的北壁与西壁有10幅屏风，绘树下老人像。每个长方形边框中有一位老人，大多头戴方形冠与莲花冠，着大袖长袍。由于墓葬曾被盗掘，壁画有残毁，一些人物不够清晰(13)。 6．西安及关中地区 这里是屏风式壁画墓流行的又一个中心。已知有总章元年(668)王善贵墓，墓葬形制不详。墓室东、北、西三壁有15幅屏风，每壁5幅，每幅上绘1侍女(14)。陕西礼泉县咸亨元年(670)李勋(徐懋功)墓，为4天井斜坡墓道，大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中位于中棺床上面酌北壁西段与西壁北段存6幅屏风，内容为树下仕女，“均穿红色交衽阔袖衫，系白色长裙，或静坐，或行走。”我们怀疑它可能也是与列女图有关的内容(15)。陕西礼泉县成亨二年(671)燕妃墓，为大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中有12幅屏风画，内容可能是女史箴一类的列女图。因原发拥材料未公布，全貌不明(16)。陕西歧山县郑家村垂拱二年(686卒)元师奖墓，为五天井大型斜坡墓道、穹窿顶砖室墓。墓室中有22组壁画，包括树下贵妇、侍女、树木、花鸟等。西壁有15组，可辨2组，有男侍、男童戏犬等。因墓葬多次被盗掘，破坏严重(17)。陕西长安南里王村景龙二年{708)韦浩墓，墓葬形制不详，墓室中有树下高士图，可能也是屏风画的形式。由于原发掘材料未公布，全貌不明(18)。陕西富平县景云元年(710)李重俊墓，为大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后室西、南、北三壁有12幅屏风壁画，其中西壁6幅侍女，南、北壁西侧原各3幅，已残泐(19)。天宝四年(745)苏思勖墓，为大型穹窿顶砖室墓，有斜坡墓道，未全部清理。墓室西壁有6幅屏风，根据报道，西壁上为6长幅人物画，每幅画上有一树一人，均戴方形冠帽，着大袖长袍，仅手势与方向不同，其中一人作单足跪势，双手捧钵。从人物形态来看，也是类似山西太原金胜村壁画的“树下老人”。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墓主人的生活像(20)。永泰元年(765)韩氏墓，为土洞墓，有斜坡墓道，无天井。有6幅屏风，已残，可能绘有妇女、侍女、男侍等人物(21)。陕西富平县盛唐时期或称中唐唐代壁画墓，为小型穹窿顶砖室墓。在墓室中棺床上面的西壁有6幅山水屏风画(22)。陕西长安南里王村唐代壁画墓，原报告称为盛唐以后，中唐前期，为竖井式墓道、小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西壁有6幅屏风，每扇屏风上有一棵树，树下有贵妇与男女侍者，表现日常生活情景，如：扑蝶、弹琴、观舞等(23)。会昌四年(844)梁元翰墓，墓葬形制不详，墓室西壁有6幅屏风画，内容为云鹤(24)。大中元年(847)高克从墓，墓葬形制不详，墓室西壁有6幅屏风，已残泐，其内容贺梓城称：可能是鸽子等飞禽；申秦雁等称：仅存一幅，上为双鹤对鸣(25)。咸通五年(864)杨玄略墓，墓葬形制不详，墓室西壁有6幅屏风画，内容为云鹤(26)。西安陕棉十厂M7，属中晚唐时期，形制不详。墓室中有8幅屏风，绘乐舞、花鸟等(27)。 宿白先生曾经对西安地区的唐代壁画墓作了深入的研究，将这里发现的屏风式壁画墓流行时期确定在天宝末年至唐代末年间，并且指出：“山西太原西南郊新董茹村和金胜村发现的属于武则天时代的四座中小型砖室墓，墓室棺床后面的壁画，都绘出八或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因此，我们怀疑这种折扇式屏风画，可能先流行在地方上的墓葬里，可是当首都长安墓葬盛行了这种题材的壁画后，不久就普遍地流行起来。(28)现在，由于一些新材料的公布，我们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印象，例如还不好确定出现在山西太原等地方区域的屏风式壁画墓是最早的屏风式壁画墓。上述总章元年(668)王善贵墓的屏风画应该是现存此类壁画中年代最早的。李*(左责右力)(徐懋功)墓建于总章三年(670)，而后其基因受徐敬业反武则天的牵连而被毁，在唐中宗年间重修，再次安葬，所以尚难以判断其年代。我们倾向于当时壁画没有被破坏，而保存了总章三年(670)的原貌，壁画中仕女的发式是时代比较早的式样，与盛唐女子发式不同，怀疑它是表现前代妇女的《女史箴》之类的绘画，与燕妃墓的壁画相似。那样，它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唐代屏风式壁画。不过，在其他初唐功臣的墓葬中没有发现这种屏风式壁画，所以还不能完全排除它是中宗时重绘的。而燕妃墓的壁画绘于咸亨二年(671)，元师奖墓中壁画可以确定绘于垂拱二年(686)，与太原唐墓屏风画的绘制时间大致相同或更早一些。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两种解释。其一：屏风式壁画墓是在长安地区与太原等地基本同时流行开的，甚至可能是在中央长安创始后再传到各地的。在山西长治等地发现一些时间与太原屏风式壁画墓相近的唐砖室墓，却无一例绘有壁画(29)。可能有助于说明屏风式壁画墓由中央向地方传播的途径。其二：长安与太原两地有着不同的墓葬形制与装饰系统，各自独立演化，而后随着传播互相影响与融合。 太原地区的壁画墓葬与西安地区壁画墓的规格、装饰手段等有明显的不同，西安地区壁画墓(尤其是初唐、盛唐时期的墓葬)大部分是高级官员贵族的墓葬，根据墓志与文献的有关记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墓主的葬礼是由朝延负责办理(即丧事官给)的。它们等级比较高，而且表现出比较严格地遵守了礼仪上的等级制度。在墓室的装饰绘画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官方礼仪色彩。西安地区发现的壁画墓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墓的壁画已经脱落残缺，很难恢复原来的墓葬壁画布局，但是从上引的一些已经公布的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到在唐高宗晚期或武后期间，这里也曾兴起墓中绘制屏风画的风气，不同酌是屏风画以仕女、花卉、山水等为主，似乎更接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实物，也就更能体现唐代中央城市流行的艺术品味与社会风俗。西安地区屏风式壁画墓中，虽然以中小型墓居多，但是也包括一些大型墓葬，甚至有李*(左责右力)(徐懋功)墓、燕妃墓这样的高等级墓葬。 而太原唐墓可能只是一些低级官员或者富裕平民的墓葬，如太原金胜村5号唐代壁画墓中出土的砖墓志中记载该墓主的父亲任京州司户，本人可能只是个下级军官(30)。因此，它们在遵从礼仪制度及等级色彩上都不是很明显。而可能更接近世俗习惯的丧葬习俗，如表现方术禁忌、体现民间道德规范以及社会普及的崇拜对象等。这种区别可能有地方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有等级高下或财力大小所造成的区别，我们更倾向于太原地区与西安地区存在两种不同的墓葬装饰习俗，表现出地方文化的差异。 太原地区唐代壁画墓内容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们基本上都采用“树下老人”这样的题材。我们另拟专文说明“树下老人”表现的是从汉代到南北朝期间非常流行的忠臣、孝子、列女、隐士、贤人等历史人物绘画题材，它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体现，代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以前研究者认为的墓主人像或者道教人物故事。其文化内涵来源于传统的中原儒家文化，并可能由于具体传袭中的侧重点不同或画家喜好不同而有不同具体人物的组合。我们曾将一些画面与历代著名的孝子等古代故事联系起来，如：太原金胜村6号唐代壁画墓中第4幅画中背柴的树下老人，就可能是表现曾子的孝义故事。同样，金胜村4、5号墓中的背柴老人也应该是曾子。其他还可以确定有王裒、孟宗等人物故事。此外，可能其中也有忠臣、隐士等。还会有从竹林七贤一类壁画中摘取的人物。树下人物的构图形式就很可能来源于南朝的“竹林七贤壁画”，这些情况体现了太原等地“树下老人”屏风画的悠久文化传统与儒家教育色彩，它着重表现的是体现社会道德规范的儒家崇拜对象。而在受儒家影响的丧葬习俗中，这些正面形象同时也具有驱除邪祟，保佑平安的宗教作用，(31)更符合民间的丧葬意识，从而反映出西安、太原两地不同的文化格调。 就现有出土材料来看，西安出现的唐代屏风式壁画，其内容大多为仕女、花卉、山水等，表现了西安地区作为首都特有的文化欣赏品位，是上层人士追求奢华享乐与附庸风雅的反映。这种风气的产生，大约源于北齐宫廷画家的创造，与当时北齐宫廷中奢华淫乱的情况相符，以后隋代宫廷画中继承了这类题材，唐代可能仍沿续。《历代名画记》卷八载“北齐、杨子华、(宫苑人物屏风。)隋、郑法士、(贵戚屏风、……游春苑图并行于代。)孙尚子、(美人图。)杨契丹、(贵戚游宴图)。”《历代名画记》卷九载：“唐朝上、(阎)立本，(田舍屏风十二扇)。”中唐时“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可见杨子华、郑法士、孙尚子等宫廷画家的作品一直流传下来，其对于初唐时首都地区画工与画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或许是首都地区流行的屏风画与地方上明显不同的原因，而两地不同内容的屏风画逐渐影响交融，则是后来发展到盛唐时期的情况了。 通过比较西安、太原的壁画墓，特别是屏风式壁画墓与仿木结构壁画墓，可以看到墓室壁画在表现墓葬等级制度上的意义，以及它在简化墓葬形制，扩大墓葬虚拟空间上的重要作用。 追溯中国古代壁画墓的历史，我们起码可以上寻到汉代。西汉晚期在洛阳地区已经出现了壁画墓，但是那时壁画的内容与象征意义与唐代有所不同。这是与古代墓葬制度的不断演变相对应的。齐东方同志曾经简要地概括过汉代至唐代期间墓葬的形制变化，指出：“汉代墓葬模仿现实生活的房屋。墓室的多少有区分等级的意义。这些区别，往往通过墓葬平面布局直接反映出来。魏晋时期，中原和关中的官僚贵族死后，开始使用简化了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葬。唐代，无论皇室贵戚或一般官吏及平民百姓，都十分流行使用整齐、划一的方形或长方形单室墓葬。双室墓葬很少，并且都有特殊的原因，伴随新兴的埋葬方式，也出现了新的表示等级的方法。等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墓室尺寸、墓内设施等方面，很少能从墓葬平面布局上来辨别了。”(32) 以社会中上层人物的墓葬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感觉，汉代时，墓葬主要在形制上。特别是在平面布局上模仿人世间的建筑布局，表现为砖、石建筑的多室墓以及单室墓。其具体模仿的对象则根据墓主生前的地位与财力决定分别为宫廷、宅院或者居室。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墓葬的布局、大小与随葬品等加以确认。如河南芒砀山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汉楚王陵等宏大的墓室布局明显是仿效宫廷的一组宫殿。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则模仿大型的官署庭院。洛阳等地出土的大量小型砖室墓或者模仿一处宅院，或者模仿一间居室，等级区别是比较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墓葬中，都体现着一种汉代人最基本的宇宙观，体现着将墓葬整体来象征天地宇宙的人文概念。它通过现在可以看到的墓葬形制(尤其是穹窿顶)、壁画内容与布局以及一些宗教方面随葬品表现出来。 到了唐代，由于魏晋以来随着经济衰落、社会动乱而造成了墓葬形制逐渐简略的趋势，多室墓已经比较罕见，单室墓成为墓葬的主流。研究这一时期考古的学者将区别墓葬等级的标准锁定在墓葬的天井数量、墓道长度、墓室大小以及封土高度等条件上。但是，对于单一的墓室以及其四壁的壁画是否具有区别等级的意义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提及。就墓室本身的象征意义来说，研究者一般还是将墓室看作生人居室的象征。 然而，就规格较高的唐代墓葬而言，将其墓室看作居室的象征似不尽贴切。以懿德太子墓壁画为例，其墓道、天井、过洞中的壁画主要表示出行仪仗与侍从人物等。墓道中有城阙，天井中有庭院建筑等绘画，对照其他墓葬壁画，似乎是以墓道表现宫庭中的主干道。在中国古代都市建筑的规划中，一般均有一条主路贯通城市的中央，作为中轴线，连通城门、宫门乃至皇宫的正殿，这在北魏洛阳城以来形成了定制(33)。例如北魏洛阳城的铜驼街，唐长安城中的朱雀门街等。宫城中的主建筑前，也是这样的主路通向宫门。路两边排列开厢房、走廊、旁院以及门阙等建筑，表现宫室的多层宫殿院落。其实就是贵族、地主的庭院建筑，也采用类似的平面布局。而墓室，应该代表着包括正室的主庭院，它与墓道、天井、过洞、甬道等，加上壁画表示的两侧虚拟建筑群，共同模拟了完整的一组宫殿或宅院建筑。 在一些规格较高的隋唐墓葬中，出土有雕刻精致的石椁，外形模仿宫殿。例如隋李静训墓，出土“九脊殿堂形式的石棺”，棺内壁绘有彩色壁画(34)。唐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薛儆墓等也都具有殿堂外形的石棺椁。这些棺椁才应该是具体象征居室建筑的。将它们摆放在墓室中，正说明了墓室是庭院的象征。因此，墓室四壁上的壁画，有些也具有表现庭院四周廊庑、侧院等庭院建筑，从而展现更大的虚拟空间的作用。陕西三原发现的唐李寿墓，墓室壁画中西壁就绘有马厩、草料库，北壁绘有侧院(35)，正反映了墓室四壁的虚拟空间作用。即使是与仿木结构建筑结合，表现侍女、仆从活动的壁画，也不只是在表现局限于殿堂中的活动。如章怀太子墓中观鸟捕蝉的侍女图画，就应该是表现庭院中的活动。杨效俊同志指出：“章怀太子墓……最具特色的是墓室壁画环境处理的模糊性。……这里的影作木构没有表现纵深的宫室封闭空间，而是在影作木构间布局了山石、花鸟，造成观者的视线可以透过影作木构而了望户外的园苑的错觉。(36)”看来这里木结构建筑更像是庭院四周的廊庑建筑，环绕成一处前庭或天井。这是等级高的大型贵族墓葬墓室壁画多绘制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墓室壁画参与表现墓葬等级制度的证据。 中小型的墓葬中，墓室则可能只近似于表现一个天井甚至一间居室，由此体现出墓葬的不同等级。如大部分使用屏风式壁画的墓室，其象征意义就与大型墓葬中有仿木结构壁画的墓室有所不同，特别是太原地区的屏风式壁画墓，基本上是小型砖室墓，墓主的身份等级较低，在世时也不可能拥有宏大的殿堂或庭院。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壁画墓中棺床与屏风画的组合是很明确的，它们可能就象征着墓主的日常生活用具。棺床象征坐榻，屏风仅画在棺床所靠的墓壁上方，就象树立于榻上。墓中屏风画的装饰手法，可能就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屏风装饰。屏风与床榻的组合，是隋唐以来普遍使用的日用家具。它可供睡眠，也可供平日坐卧，可在室内摆放，也可在庭院中安放。在敦煌等地保存的多幅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壁画《维摩诘经变》上便描绘了在庭院中坐榻对论的场面。由于北朝文化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在院子中架设帐幕的风俗也曾普遍存在。如当时嫁娶时在庭院中架起的“青庐”，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还能见到。屏风床榻与帐幕的组合也是一种日常起居方式。太原金胜村出土的北齐壁画墓中，在墓室北壁上绘制了一幅壁画，中央是帷帐，帐中有一座床，床上面安放一具素面屏风，屏风前坐着三位妇女(37)。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北壁绘有屏风，上面有垂帐，两侧画帷幕(38)。这些壁画就表现出了这种组合。所以，具有屏风式壁画的墓室可能是主人居室的象征，也可能象征一处庭院。对于太原附近一些屏风式壁画墓来说，其穹顶多绘有星象图或四神图，有些在屏风画外绘有牛车、驼马等，用墓室象征一所庭院(天井)来解释则更为适当。特别是太原金胜村337号墓等处将屏风画与仿木结构建筑壁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介乎纯屏风式壁画与纯仿木建筑壁画之间的形式，更适于表现居室与小型庭院组合的象征意义。洛阳出土的宁懋石室上刻了一些庭院建筑，附图则为其一。如果把右侧的厅堂看作墓中的棺床与屏风部分，左侧的廊庑与侍女看作墓室壁画的其余部分，正与这些屏风式壁画墓的墓室壁画布局相符。可以比较直观地说明墓室壁画的象征意义。 这种用壁画来表现虚拟空间的意识，成为流行的丧葬习俗后，就更加速了墓葬形制的简化过程。唐代后期墓葬建筑形制缩小，多天井、长墓道的墓葬逐渐消失，乃至宋、辽以下墓葬形制的简化，除了具体社会、经济状况变动的影响外，可能都与墓室象征意义的虚拟化增大有一定关系。 赵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研究员 —————————————— ①参见：《北史》、《周书》、《隋书》、《旧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 ②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金脏村第六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8期。 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⑤《山西文物介绍》，山西人民出版社，1954年。 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⑧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10期。 ⑩《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2·墓室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13)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文物)1993年第6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 (14)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5)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勋(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16)陈志谦：《昭陵唐墓壁画》，《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 (17)宝鸡市考古队：《歧山郑家村唐元师奖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1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 (20)陕西省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22)井增利、王小蒙：《富平县新发现的唐墓壁画》，《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23)赵力光、王九刚：《长安南里王村唐代壁画墓》，《文博》1989年第4期。 (24)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5)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8期。申秦雁等：《陕西唐墓壁画研究综述》，《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 (26)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7)张建林；《唐墓壁画中的屏风画》，《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28)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29)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市西郊唐代李度、宋嘉进墓)，《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长治市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30)砖墓志文字已经残泐，存：“□节□戎□麾万里”“你任京州司户”等词语，见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 (31)孙机先生曾论述在墓葬中随葬《孝子传》具有辟邪意义，见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研究》，《文物》1988年第3期。 (32)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33)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35)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36)杨郊俊：《影作木构间的树石》，《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六辑，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3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乐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