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门罗，洞悉人心的大师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By Michiko Kakutani

爱丽丝门罗于本周四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她曾说过：“事物的复杂性，即蕴含于事物中的事物，似乎无穷无尽。我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事是轻松简单的。” 这番话亦是门罗那些宁静闪光的短篇小说的绝好写照，这些作品为她奠定了短篇小说界一流作者的地位。她的小说主要发生在加拿大的乡村小镇，描绘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带着契诃夫式洞察一切的同情与智慧勾勒出笔下人物心灵的罅隙，亦有着长篇小说所具备的冲击力与厚重。 她的短篇小说行文流畅，文风表面质朴无华，实则结构精美复杂，在时间之中往复穿梭，在现实与记忆之间转换；故事神秘展开，揭开笔下人物生平的全貌景观（在关键的转折点中突出个体人物生活史中的开端、停顿和逆境），乃至家常生活中的平凡琐碎细节：她会平淡地描述“食物、琐事与家务”，这些事占去了他笔下女主人公大部分时间。 门罗的小说既有情感的广度，亦有心理的深度，与雷蒙德卡佛的简约风格，乃至唐纳德巴塞尔姆戏谑的后现代主义故事形成鲜明对比。她深深了解蕴含在家庭生活中的音乐；在描绘笔下人物内心世界细节的同时，无微不至地勾勒出社区的状态，并点出人物在社区中的位置；此外，她还擅长书写“爱的进程”，在时间的演变中为爱的变形与变异画出图谱。这些特质令他重新定义了当代短篇小说的外延，也使她成为当今世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许多风格各异的作家都对她赞不绝口。 门罗创作小说已有45年，最早的作品集是1968年的《快乐影子之舞》，期间有《木星的卫星》、《爱的进程》、《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公开的秘密》等经典小说集，直到2012年的《亲爱的生活》——她说《亲爱的生活》将是她最后的一本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门罗为普通人的生活描绘出五光十色的画像，展现他们的智慧、坚韧与梦想的能力，与此同时也有他们的谎言和盲点，乃至勇气和善意的偶尔缺失。她的描写不带评判色彩，只有“不夹偏私，冷静理性的爱”，如同来自亲密的朋友或家庭成员。 她的小说也总是清醒地认识到认知能力的主观性，以及记忆对现实的各种丰富多彩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朋友》讲述两次遭人遗弃的芙萝拉在一位朋友心中的回忆，这位朋友的叙述也受到了她女儿对芙萝拉看法的影响，芙萝拉悲哀的故事变成了母女之间的罗夏墨迹心理测验。 和门罗一样，她小说中的女人们也多在加拿大小镇上成长，在某个时刻面临留在家乡还是奔赴广大世界的抉择。他们在数十年的人生中往往历经社会巨变，从举办茶会、社交场合必须戴白手套的年代与地点一路走到健康食品店与脱衣舞酒吧的时代。 因此，门罗笔下的女人们像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男人，经常发现自己被困在文化道德转型的边缘，在互相矛盾的义务中挣扎——坚守与逃避、家庭与自由，对家庭的责任与内心冲动的迫切召唤。 《蒙大拿迈尔斯城》中叙事者渴望“一个躲藏的地方”，可以逃避持家的义务；她想“忙于我真正的工作，有点像哄好我内心深处冷淡的部分，”但是在一次游泳事故之后，她发现她对自我的关注令女儿置身危险境地。在《家居装饰》中，女主人公没有待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而是获取大学学位，搬到大城市，打算开始写作。 在一个个故事里，激情像磁石或马达，吸引和驱动着女人们做出选择。对于门罗的女主人公们来说，爱情与性爱，婚姻与外遇通常像镜子一样映照出她们的渴望——她们最美好的梦想与最残酷的自欺，她们的独立意识与对归属感的需求。 门罗还擅长描写多年亲密关系的多种复杂情况，显示这样的关系如何扼杀一段婚姻，或为婚姻注入新的奉献精神。她展示了性爱可以变为“蔓延的火势”；一时冲动的幽会可以成为珍贵的回忆，汇聚为对抗平庸中年生活的堡垒。 疾病与死亡也是她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读者经常会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以及运气、机遇与轻率莽撞的选择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门罗笔下的一些人物把改变视为解放自身的力量，可以让她们摆脱一成不变的生活，或者至少能满足她们对人生敏锐的好奇心。另一些人则将改变视为可怕的不幸，担心会失去手中珍贵的一切，至少那是他们熟悉的一切。譬如《旷野车站》讲述孤女安妮嫁给一个性情冷漠的拓荒者，丈夫神秘死亡之后，她却莫名其妙地被控谋杀他，进了牢房。《真实的生活》里，一个住在安大略乡村的女人靠捕捉麝鼠贩卖皮毛勉强维生，她遇到一个澳大利亚游客，开始和他通信，后来他向她求婚后，她移居昆士兰，过上了开飞机和猎杀鳄鱼的生活。 门罗早年的作品开创了委婉的叙事风格，近年来作品则走向传统的、舞台化的方式。和早期作品相比，《亲爱的生活》中的许多小说有着构思更为严密的叙事（甚至有些不真实），比以往的小说更有如释重负的宽慰之感。 这本小说集的亮点是最后四篇小说，她称它们为“关于我的人生，我要说的最初和最终的话，也是最亲密的话。”这样的评语令读者联想到，门罗的很多小说都与她本人的人生大致历程相吻合：在安大略农场度过贫苦的童年、早早结婚、移居卑诗省、离婚、再婚，搬回安大略乡村。 在这些半自传小说的最后一段里，门罗写道：“母亲生病临终之际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出席她的葬礼。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在温哥华无人可以替我照看他们。我们几乎付不起旅费，丈夫又一向鄙弃正统的礼数，但为什么要怪他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说过一些不能被原谅的话，也说过我们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门罗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作家与艺术家的身影，但不管她笔下人物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讲故事”对于他们来说都很重要——事实上，讲故事是他们为人生赋予意义与秩序的重要工具。它有时是重新想象过去，为自己建立身份或书写家族神话的方式；有时是凸显某些具体事件，模糊其他事件的工具；有时是在日常生活的混乱中确立规范的手法；有时又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在门罗精彩的小说中，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开始、过程与结局，而是一种惊人的全新方式，令读者可以以崭新的眼光去欣赏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复杂性，即蕴含于事物之中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