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场|贾平凹：写那么多死亡是为了诅咒那个时代

近期，贾平凹因新书《山本》已做了许多采访，前天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的媒体发布会，还是吸引了众多媒体，目测在二十家左右。对比现今大部分纯文学作家的受关注度，贾平凹的这场发布会可说得上声势浩大。

约略算下来，近十年，贾平凹平均每两年一部长篇，总字数至少在150万，产量巨大，又因其方言式的语言有独特味道，叙事手法来自中国古典小说，读者可谓众多。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原名贾平娃，当代著名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创作《废都》；2008年凭借《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山本》为他的最新作品。

贾平凹生在陕西农村，写的也多是农村，他也曾多次言说，自己是农村娃，但一进场，如若你不知是他，并看不出多少农村娃的痕迹。他穿一套深色西装、浅色衬衫，加上黑皮鞋、黑袜和从袖口透出亮的手表，装扮讲究。等话一出口，浓重的商洛口音才让人想到他和他的作品的身世背景。他说自己笨，学不会普通话，如今，一口方言也许已是他与家乡最外在的明显联系。

商洛方言不好听懂，生性又不爱多说话，贾平凹给人留下的印象多是不善言辞，甚至木讷，不过汪曾祺说过：“在稠人广众之中，他总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限度。他很寡言，但在闲谈中极富机智，极富幽默感。”也许长年与媒体打交道，习惯了，贾平凹在发布上也有意无意露出些幽默来。

贾平凹生长在秦岭里，识得秦岭的伟大，说它是“中国最伟大的山”，又搜集了史料和民间传说，这本新书正是他为秦岭立的传。而他原本想给书起的名就叫《秦岭》，又嫌和《秦腔》容易混淆，就变成《秦岭志》，不过他喜欢两个字，起名又以张口音最好，便定了《山本》。说到张口音时，他微微抬起下颚，小孩儿第一次说话一样闭口又迅速张口，念出“本”字，下面立时起了一片笑。见大家笑，他也跟着笑了。

后来又聊到书中两个主要人物，陆菊人和井宗秀之间的情感。《山本》的时代背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正是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时代；地点则是秦岭里的一座名为“涡镇”的小镇。陆菊人十二岁从纸坊沟去到涡镇当了杨家的童养媳，却与井宗秀产生了倾慕之情。作为主线之一，两人的感情是最引人的部分，贾平凹的书写却不动声色，从头至尾，让两人发乎情止乎礼，不越一丝线。有人问为什么不让两人产生更多的接触，哪怕拉拉手，贾平凹回说，那个年代，思想保守，妇女都是这样的，又加一句“我说的是良家妇女”。底下又是一片哄笑。

主持人负责的活跃气氛，没想贾平凹自己就解决了。这应该出乎了在场很多人的意外。

此外，发布会上批评家潘凯雄、中国当代文学重要英译者罗鹏也讨论了关于写作的更深的问题，而最好的体验可能还是自己亲自深入作者的书中，得到自己的解读。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对谈

每个人命都生来随意，死也随意

对谈现场，从左至右为：主持人贺超、贾平凹、潘凯雄（批评家）、罗鹏（当代文学译者）。

主持人：罗教授，刚才媒体朋友聊天说，贾老师说话不大让人听得懂，我好奇你翻译他作品的时候难度大吗？

罗鹏：听贾平凹老师讲话，要认真听，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可翻译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有难度和挑战，贾平凹也不例外。我准备了一个问题，书的扉页有题记介绍秦岭山，“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我的问题是，秦岭地区是你很多小说的背景，包括我翻译的《带灯》在内，《山本》好像是把秦岭变成了“前景”，可不可以谈一谈把背景转成前景的过程？

贾平凹：原来写小说，基本都是写我的家乡商洛地区。其实商洛地区就在秦岭里边。以前写商洛的故事，说穿了也是写秦岭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地把它说出来。而秦岭就是把家乡扩大了，把写的范围扩大以后就扩大到秦岭。

《山本》作者: 贾平凹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山本》写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写的不仅仅是秦岭，实际上是写那段历史，来展示那段历史中人性的复杂性，挖掘人和人、人和万物的关系，彰显在荒唐年月中人性的魅力。秦岭是中国的龙脉，它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它提携了长江、黄河，统领了南方、北方，这是以秦岭为中心来看的。说到背景，如果扩而大之，应该是整个中国。

罗鹏：后记有一段谈到“我面对的是秦岭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可不可以讲一下“另一个历史”是什么？

贾平凹：我们经常讲从生活到艺术的。所有记录历史的书，实际上都不仅仅是写历史，而是对历史做一种评判，把自己的想法通过历史呈现出来。历史转化成文学非常复杂，我认为，当历史慢慢变成一种传说，这个过程就是文学化的过程。中国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讲的都是中国的历史，但怎么变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是说书人不停讲，在每个人讲的时候都加进了他的感情、经过他异化了的一些东西，最后由另一个人把它集中起来变成小说。这就是历史素材怎样变成文学作品。其中有我的选择，我怎么对待这段历史，怎么用我的话说出来，是经过我的心理作用后发生的东西。

潘凯雄：《山本》是贾平凹的第16部长篇，坦率讲我应该都看过。16部长篇小说，不说同龄人，就是比他更年富力强的作家，能有这样的产能也是不得了的事情。这16部长篇，至少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基本在一个水准以上。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维持在一个水准以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第二，16部没有重样的。这16部长篇小说拼接起来，就是上个世纪初到当下，一部中国历史的文学呈现。

具体到《山本》，特点也是非常显著。第一，以小博大。小说主要发生在涡镇这个地方，是中国政权的最底层，但实际上是中国的象征。第二，以平博曲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段历史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一段历史，这么一段历史，在整个作品里你的阅读感觉非常平，当你把书合上的时候又是有味道的。第三，作品写的是中国的苦难史，但在读的时候感觉不到这段历史，没有历史的感觉，感觉到是文，文学、文化。此外还有他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常写到的神秘主义文化，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脉络的一个支脉。

贾平凹在对谈现场

主持人：这本书里写到很多杀人的场景，人如草芥一般，关于这一点您是怎么考虑？

贾平凹：刚才讲到这段历史，军阀割据、秩序大乱，每个人命都贱得狠，生来很随意，死也随意。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死得特别壮烈，惊天动地，特别有意义。《山本》里死亡特别多，而且死得都特别简单。但是你想想，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没有谁死得轰轰烈烈，都是偶然就死了，毫无意义就死了。当然，死人特别多，也是因为那段历史状况就是这样的。在写的过程中，那么多人死亡，各种死法，自己也觉得很惊恐。但为什么把它写出来？也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诅咒。

主持人：您一部一部写着，自己会不会有压力？

贾平凹：从新时期文学就开始进入文坛，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写。一方面觉得有东西要写，老觉得写完这个作品以后不满足，最好的应该是下一个作品。再一个原因，自己涌动着好多东西想写。作家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容易打滑，写不动了。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一定要有警觉之心，始终要敏感于社会上发生的任何事情，和这个社会不要隔断。再一点，对于写作，永远要产生一种激动感，才能不停写。但实际上，一部一部写下来，自己压力也特别大。创作最重要的是创造、创新，如果里面没有创造的东西，没有新的东西，等于没有写。但是创造特别难。

主持人：您的每部作品写作方法都会有不同，举个例子，《古炉》《老生》《极花》这三本书，在写法上做了哪些调整？

贾平凹：比如说《极花》，故事比较单一，突出写一个人，是以第一人称写的。《老生》时间长，正因为有四个阶段，总得有一个结构把它网起来，里面才加了《山海经》。到了《山本》，实际上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的，这样全方位来写，好多东西像秦岭上的动物、植物、风雪、山水，都可以搁进去。用的语言也都不一样。但总体来讲，千变万化还是有一个主线不变的。我走的是《红楼梦》的路子。《红楼梦》教会我自己怎么写日常生活，《三国演义》《水浒传》教会我怎么把它写得硬朗一些。如果用《红楼梦》的手法来写《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怎么个写法，我试着写，就有《山本》。

问答

“现实”不是专写眼前的事情

提问：我一直对书中麻县长的角色非常感兴趣。您也讲，这本书本是想写秦岭的山、水、植物、草、鸟兽，麻县长每天做的事就是研究秦岭里的这些东西，您觉得这个人物身上是不是有自己写作这部作品本心的考量？

贾平凹：里面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写作品都在写自己，写自己的各个方面。就像读《西游记》，《西游记》其实只写了一个人的情感，他是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分散开，一部分是唐僧的慈悲之心，一部分是孙悟空敢打敢闹，一部分是猪八戒懒、馋、贪，一部分是沙僧吃苦耐劳。

提问：您刚才讲作家必须对当下的时代敏感，为什么出一本跟历史有关的书？您觉得这本书跟当下有没有关联？

贾平凹：说起与当下的距离，这本书不是很近，但“现实”不是专写眼前的事情。

《废都》作者: 贾平凹 版本: 北京出版社 1993年

提问：问一下罗教授，贾老师作品中有特别多中国的神秘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怎么处理？

罗鹏：我翻译的《带灯》里，这种神秘文化比较少，《废都》比较多。阎连科的小说，这种类似的神秘的地方更多一些。把那些神秘的地方译成英文，也不是特别大的挑战。

提问：大概95年去您家里采访的时候，您提到对文革的经验，说大概可以写十个长篇，下面会完成这个心愿吗？

贾平凹：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一般写作就是往前走着看，有时候突然欲望来了就想写，没有欲望就一直放下去。写作就像人和人讲话一样，有一个缘份。

本文系独家内容。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进；编辑：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