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耕細作 卓然可師——評漆永祥整理本《漢學商兌》
近年來，古籍整理事業蓬勃發展，一大批重要著作被整理出版。2017年3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由漆永祥教授點校的《漢學商兌》，是一部優秀之作，對青年學者從事古籍整理具有指導意義。《漢學商兌》向來被認為是清代學術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先生點校此書，已于2016年作为《子海》分項目由鳳凰出版社出版，但限於叢書出版體例，對該書內容的介紹等都非常簡略。此次出版，增加了對該書詳盡介紹與評價的〈導言〉部分，同時增入豫師《漢學商兌贅言》，并附有方東樹傳記資料與前賢對《商兌》一書的序跋等，成為一個整理與研究相結合的新校本。
首先，漆教授有深厚的清代學術研究造詣，古籍整理與研究成果豐碩。
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先生就致力於清學研究，1998年出版的《乾嘉考據學研究》，王俊義先生給予高度評價：「此乃迄今為止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深入研究論述乾嘉考據學的專著。」（王俊義：〈乾嘉考據學研究序〉，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4）2006年，又出版了《漢學師承記箋釋》，並撰成《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整理出版《江藩集》，學界以為「是《國朝漢學師承記》與江藩研究的總結性集大成之作，尤其是《箋釋》一書，將成為學習研究清代學術史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之書。」（杜澤遜：〈清代學術史的一部力作——讀漆永祥《漢學師承記箋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頁152）與此同時，先生還整理出版了《東吳三惠詩文集》，對三惠尤其是惠棟佚文收錄尤多。這說明，先生在清代學術史的整體研究整理與專人專書的疏證考論上，都具有深厚積澱。
在古籍整理上，先生更是理論、實踐、成果俱富。1993年，剛到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便參與到《全宋詩》的整理工程中去，「前後承擔了大大小小四百餘家詩人詩作的整理。」（漆永祥：〈箋釋緣起與後記〉，見[清]江藩撰，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084）1999年，針對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書林清話》發表了〈整理古籍豈能忽視標點符號？——點校本《書林清話》標點糾誤〉一文，明確指出「點校者既需要多方面的古籍整理知識，更需要認真負責、謹慎細心的工作態度」，（漆永祥：〈整理古籍豈能忽視標點符號？——點校本《書林清話》標點糾誤〉，《中國典籍與文化》，1999年第4期，頁123）這些貌似老生常談的感悟，得之作者校勘實踐，在今天仍極具指導意義。
基於以上學術背景，先生整理方東樹的《漢學商兌》，不僅有完備的理論為指導、豐富的經驗做鋪墊，而且特別能夠客觀、准確地評價整理對象。所以，此次整理本質量上乘，首先與先生的學術素養及多年經營清代學術的經歷密不可分。
第二，在版本校勘及異文出校上精耕細作、嚴謹准確。
古籍整理的第一步是調查版本，釐清源流，以確定底本及參校本。先生詳考《漢學商兌》的編纂刊刻過程，認為道光初刻本與望三益齋刻本是此書最重要的兩個版本，而《漢學商兌刊誤補義》是兩本存在差異的最主要內容。據此確定了以望三益齋刻本為底本，校以道光初刻本等版本以及《刊誤補義》。不僅內容完整、訛誤較少，而且大大減少了出校的次數，方便使用。
整理本校勘成果十分豐富：一是詳列諸本之異同，使讀者對初刻本、望三益齋刊本與《刊誤補義》本增刪情況一目了然，達到了「有一本而三本皆存」的效果；（導讀，頁52）二是追蹤探源，與引用原書相勘驗，指出其中的諸多問題；三是對其書本身存在的訛誤適當校改。這些成果都十分重要，甚至關乎某些重要問題的討論。
1. 校諸本之異同，以見方氏攻訐漢學之猛烈
關於《刊誤補義》對道光初刻本的增改，〈導讀〉中列舉數例，並得出結論：「《刊誤補義》中，在攻駁漢學家時，往往所補內容語氣更為加重，言語更為毒詈。……主要是增補大量正文尤其是注文，以補充證據，增加說服力。」（導讀，頁37-38）刪削亦本此旨，如刪掉原有的「近人說經，無過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朱俛首，自漢唐以來，未有其比也」一句，幾乎將考據學在小學、訓詁、名物、典制諸方面的成就完全否定。（導讀，頁23）通過對望三益齋刻本與道光刻本、《刊誤補義》的相互校勘，又指出「望三益齋刊本既不是忠實於初刻本，更不是簡單地將《刊誤補義》逐條、逐句、逐字地增入於初刻本後，形成一個新的版本，而是在初刻本與《刊誤補義》基礎上，對兩本皆有所增刪，即有所從有所不從。」（導讀，頁39）
同樣的情況在全書校記中觸目皆是。如卷中之上第六節，據校記，「並無所謂義理之學」下道光本僅寥寥數語，而在望三益齋刻本中，不僅增加了一些激烈的言辭，如「碩學通儒」前增「自命為」三字，「海內風靡」前增「奮其私妄，信口無忌」八字等，接着這段話又批評版本校勘之學曰：
豈所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失之易而不遜志者與？將苟據版本異同，不深究其所原，不度德量力，犯不韙而不顧者與？
之後，再次反復斥責後世違背程朱理學者，謂之「妄起疑端」「自誤誤人」「承風吹唇，一同吠影」，尤以鄙薄乾嘉漢學最為尖刻，直把漢學家比喻為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之人。又如卷中之上批評戴震，〈導讀〉已舉出道光本中原有「所謂獸死不擇音者也」九字，方宗誠重刊時刪去。但在《刊誤補義》中又加了一大段正文及注文，惡語咒罵。根據校記的標識，我們發現增补文字的戰火已由戴震本人蔓延到其推崇者身上。針對盧文弨的〈戴氏遺書序〉，他說「不啻以周公頌王莽，以孔子頌魏忠賢」，謂盧氏與錢大昕「皆學其末而昧其本，於義理白黑，一無所辨」。而在小注中，提到施朝幹文集中收錄了一副他人所作挽聯，簡述施氏生平特意注明「無子」，其幸災樂禍之態令人咂舌。（卷中之上，頁67）
這些版本異文客觀存在於二本及《刊誤補義》中，但如果沒有一個底本恰當、校勘精審、校語清晰的匯校本，我們很難看出這種紛繁複雜的變化規律。
2. 溯引文之來源，以見方東樹鈔撮成說之文風
方東樹在卷首〈凡例十則〉裏表示於所引說，均注明篇卷，但漆教授在〈導讀〉中指出：
《漢學商兌》是駁論體書籍，就方東樹文中所引史料而言，表面看起來內容龐雜，凡六經子史及時人小學、文集、說部之書，皆大量征引。然而，仔細核對方氏引書，卻發現貌似博學的方東樹，其所讀之書實際非常有限。（導讀，頁23-24）
顧炎武的《日知錄》、紀昀等所纂《四庫全書總目》、江藩《漢學師承記》等書，是《漢學商兌》襲用較多的書籍。並常常輾轉生誤，以是為非。如卷上第一節「豈在洪水猛獸下也」下小注曰：
元道士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碑記〉、李道謙〈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稱終南山樓觀，為尹喜故居，故其徒謂之「祖庭」。是編載歷代羽流居是觀者，道謙所編皆元人，象先所纂則自尹喜而下周、漢人也。
對於這段注文，校記曰：
按「元人」《四庫總目》卷一四七〈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提要〉作「金、元人」。（卷一，頁11）
根據校記，此處實為抄襲《四庫總目》。可見《漢學商兌》一面批判乾嘉考據學家，一面又暗襲他們的考證成果。卷下一卷，先列舉清代經學考證著作，後文明言「皆據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卷下，頁212）實際上，卻妄自增刪，且多有訛誤。這些情況，在校記中都有說明。如《易》類，「方氏所未引者，尚有『顧炎武《易音》三卷、焦循《易學》四十卷』」；（卷下，頁196）《四書》類，劉臺拱《四書駢枝》，「『四書』當為『論語』之誤，劉臺拱書名及江藩〈經師經義目錄〉皆作『論語』，方氏涉上文而誤也」（卷頁，頁206）等。最明顯的是《詩》類，《漢學商兌》曰：
於《詩》則有惠周惕《詩說》，戴震《毛鄭詩考》，陳啟源《毛詩稽古編》，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錢坫《詩音表》。
校記曰：
江氏原文有「顧炎武《詩本音》十卷」，而無「顧棟高《毛詩類釋》，范家相《三詩拾遺》」兩書。江氏謂「顧震滄之《毛詩類釋》，多鑿空之言，非專門之學，亦在刪汰之例」。然則顧書為江氏所不取，而范書江氏一語之未及，故方氏所引，非江氏原意可知耳。（卷下，頁201）
沿誤未改的，如「三禮」類有「惠棟《禘祫說》」，校記曰：「按惠棟書名為《禘說》，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衍一『祫』字，方氏據之不改，當刪『祫』字為是。」（卷下，頁203）「江永《儀禮釋宮譜增注》」，校記曰：「按江永原書無『譜』字，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衍，方氏據之不改，當刪『譜』字為是。」（卷下，頁203）
這些增刪訛誤，先生在校記中都一一指正，對讀者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更重要的是，直觀呈現出方東樹抄撮成說的不良文風。
3. 正原書之訛誤，以見《商兌》行文之粗疏
漆教授在點校整理《漢學商兌》時，除古今字、異體字等通例無校改說明外，原書引文及表達中的錯誤，無論改或不改，均出校記，很好地做到了「死校」與「活校」的統一。
如卷上第一節「而道與道亦分矣」下小注曰：「熹平中，妖賊張修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校記據《後漢書》《三國志》指出：「『熹平中』當為『光和中』；而為太平道者當為『張角』，為五斗米道者當為『張修』，方氏皆誤也。」（卷上，頁8）據此可知，方氏略引史籍，導致內容錯亂。不宜對正文有所改動，但對於史事的失實卻有必要糾正，故而在校記中指明。又如卷中之上第二十二節引阮元〈論語論仁論〉「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句，校記曰：
按「元和」為「元初」之誤。《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后紀〉，「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上書安帝曰」云云，則此為「元初五年」之事。毛奇齡《四書改錯》誤引，阮元引毛氏語未改，方氏引阮氏文，亦沿誤而未正之也。（卷中之上，頁110）
此節分明隸於「阮氏元曰」「《論語》《孟子》仁說」之下，據〈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二篇校勘並非難事。可貴之處在於將阮書引文來源及其最初史料一一勘比，一舉糾正了《四書改錯》〈論語論仁論〉及《漢學商兌》引用《後漢書》的年號之誤，非常能夠彰顯整理者的學術識力。
其他校記指出的，如卷中之下第十節「謂之叶韻謬矣」下小注將顧炎武「注《易》為《易音》」誤為「注《易本音》」，（卷中之下，頁135）卷下誤夏侯勝、夏侯建為龔勝、龔建（卷下，頁236）等等。有些可以通過與原書互校就能改正的，有些卻需反復核查才能找到致誤之由。因此，《漢學商兌》整理本的校記，在改正原書訛誤上兼有三種意義：一是得文字、事實之正；二是見方氏學問、行文之粗；三是啟發我們整理點校古籍時要究本溯源。
第三，在對方東樹及其《漢學商兌》評價時不過分拔高自己的研究對象，實事求是。
如果結合2013年發表的〈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與整理本〈導讀〉，我們發現，作者對整理研究對象幾乎沒有半點褒揚之辭。一方面將前人的正面評價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對方東樹其人其書進行嚴厲的批判。先生在〈新論〉中分析方氏撰作此書的原因時專門指出「方東樹本人的性格，輕率易怒，喜好駁辨，爭強鬬狠」，（漆永祥：〈方東樹《漢學商兌》新論〉，《文史哲》2013年第2期，頁128）又把《漢學商兌》定性為「一部大言自壯的抄撮毒詈之書」，（同上，頁133）「不過是在荒郊野外，自設擂臺，赤膊上陣，空拳擊影的獨角戲而已。」（同上，頁137）這種認識在〈導讀〉中得以延續與強化。如批評其抄撮拼湊，稱之為「斗湊而成的百衲篇」，（導讀，頁12）核查其所引史料，指出「不過是二手材料的鈔撮叢聚而已。」（導讀，頁25）尤其是針對書中濃烈的火藥味兒強烈譴責說：
在《漢學商兌》一書中，輕蔑侮辱、切罵毒詬之語，遍及全書。諸如「邪說」、「愚昧」、「欺誣」、「誣誕」、「妄庸」、「違戾」、「偏蔽」、「悖道」、「橫逆」、「蔑理」、「翳障」、「邪妄」、「穿鑿」、「昏蔽」、「鄙陋」、「滅性」、「陷溺」之類的字詞，刺眼觸目，無處不見，據筆者統計多達一七六〇餘次（包括極少數引用他人文中的用語）。在一冊約十三萬字的書中，惡詈咒語，隨文即見，甚至不惜人身攻擊，令人無法卒讀。方東樹的攻訐，已遠遠超越了學術駁辯的範圍，失去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氣度。《商兌》一書，幾乎成了惡語詈詞的大全本與活用詞典！（導讀，頁27-28）
在〈導讀〉「《漢學商兌》評價」的最後申述說：
糾其實，方東樹不過是一個赤手空拳、大言自壯的衛道者。他持有極深的門戶之見，又無自己的創見卓識；但輕率好鬬，一意尊朱，排斥他家，惟毒詬詈罵為能事。而《漢學商兌》也只不過是一部鈔撮稗販、少有新見的急就章，是一部諷刺謾罵、惡語毒詬之詞的大全本而已。（導讀，頁32-33）
無論是〈新論〉，還是整理本的〈導讀〉，都表現出先生實事求是的批評態度。對于《漢學商兌》一書，歷來褒貶不一，通過先生的整理與研究，最終作出弊遠大於利的評價，毋庸置疑，這對研究清代學術史有廓清道路之功。
綜上所論，漆教授點校的《漢學商兌》確實是一部精耕細作的典範之作。當然，亦有未盡之處。如在標點上，卷中之上第十二條「格物致知」四字用了單引號「「」」，但實際上此四字已在引文中，當為雙引號「『』」；又如在文本內容上，卷下第九條「於經義總則有」云云，校記曰：「『經總義』，方氏原作『經義總』，據江藩〈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乙正。」（卷下，頁212）實際上整理本原文還是原貌，並未改正。這些小問題或屬偶爾失誤，或是手民之誤，當於再版時加以修正。
（原刊於《國文天地》2018年四月號。原文10000字，發表時刪去5000餘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