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蒲鲁东

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在初次出版时留下了强烈印象的。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为例。初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呵！……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sophistication”（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 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要忘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作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极端的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如果说他（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自己所误解）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表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夸张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的、自吹自擂的、大言不惭的语调，特别是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这类东西真是刺耳极了。充满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都已经系统地被虚浮的狂热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分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重要性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 s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的庞然巨物了。……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和哲学著作，那末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本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末，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他同时还像蒲鲁东一样是个有才智的人，那末他很快就会学会玩弄他本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就必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