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变形记》
作为一个喜欢用写作来搪塞自我爱好的人,卡夫卡这样的名字,我总还是听说过的。不过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写过怎样的文章,我就一概不知了。
卡夫卡、托尔斯泰、泰戈尔……这一系列存在过并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巨人,在我用写作搪塞爱好时,一直被我无视和遗忘着。而无知就这样伴随我步入中年。
但,不管无知曾带给我过怎样的愉悦,一件事如果你反复叨念,你就要承担有一天它会自己找上门来的风险。尤其是念得愈多的,它往往来得愈急,仿佛狂风暴雨,让你觉得如果再不去看它,再不去了解它,你便会永远失去反复叨念的权利。一如我的现在,在中年后又几年的时间里,终于有人一连几天不断向我推荐卡夫卡。他尤其推荐我看的,便是这一篇《变形记》。
我听着他口中念叨的“上学时没有看懂,现在觉得写的正是当下的我们的境遇”这样的话,充满懒劲的翻开书,花了可能二十七八个小时,才终于将这篇文章读完。
我读书一贯慢。而且说起读书这件事,我坚信如果不是九年义务教育,我一定会是个文盲。因为自称爱好写作的这许多年里,我读的书不仅少,而且读得也越来越慢。仿佛年龄的增长让我的注意力变得更加容易分散,仿佛年龄的增长成了我惰性的肥料。尤其是习惯荒废的现在,我总是在读了几个字后,就对一切丧失了耐心;待好不容易抚平心中的野草,再读了几个字后,又总要打几个呵欠。
这样糟糕的阅读中,书读完时,我早已忘记各个人物的名字,更不要说他们曾说过的话,以及主人公家中的格局。而推荐人口中所说的那些经济环境下的压迫和无奈、对偏离大众的人的异化和排斥,我似乎就更没有注意到了。或者说我其实注意到了,但怎样也无法体会他所言的那种昂扬了批判精神和斗志的心得感受。
我只是觉得卡夫卡的这一篇《变形记》读下来,犹如观看一根噙了恰好份量墨汁的毛笔,在一个看似无力人的手中,缓慢而稳当的游走于白色宣纸之上。作者画的是有些普通的山川、河流和云朵,但对画面的架构和景象的表达却毫无滞涩。可除此之外,我对他们反反复复念叨的却怎样也无法惊讶起来——因为那些事情,难道不正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的问题么?
于是我对推荐我读卡夫卡的这个人的回复中,没有说卡夫卡,也没有说故事,只是问一句:我好奇——那些自称看到“卡夫卡所写的人类行为”的人,有多少会选择停止去做“卡夫卡所写的人类行为”呢?
我的提问带着嘲笑,仿佛那些口口声声说自己看到“卡夫卡所写的人类行为”的人一边叹气摇头、顿足捶胸,一边拉着我,非要我看他们所写的卡夫卡对人类的控诉书。可当我一旦对他们说“对啊对啊,是啊是啊”的时候,他们便又把手中的控诉书一丢,满心愉悦和欢喜的跳进了拥有“卡夫卡所写的人类行为”的那些人的行列中去了。这景象在我脑海中是那样真实,仿佛一个跳绳人对我大喊——我停不下来,我停不下来,我被这个圈——套住了。我于是不禁想要猜测,有多少人会跳出这样的“怪圈”呢?
《变形记》中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我眼中是跳出这样循环的一个人,尽管他因为变成了一只甲虫而孤独死去。但他是从始至终都对世界、对他人拥有独特的观点和诉求的。尽管在有些人眼中,善良和无私是一种幼稚和愚蠢,可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拥有独立自我的人。毕竟他相信他所相信的,并坚持和执行着他的相信。不若故事里的其他人,总是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在这一点上,《变形记》写的是格里高尔变形成甲虫,但又像是在写格里高尔的父母和妹妹的变化。
但其实,我认为如果格里高尔不变甲虫,《变形记》的故事也是可以将格里高尔写死的。这就像去写一个厌恶脏话的人和一个乐于将生殖器挂在嘴边的人做朋友的故事,只要保证两个人本质一直不变,不论怎么写,结局总不会让人开心。但卡夫卡没有那么写,他让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让故事更易懂。只是他的做法也让故事的意象引申出了久病在床、丧失劳动能力等等各种现实问题。
于是在甲虫的变化中,人们似乎更关注当一个人的存在影响、改变,甚至阻碍他人对自身生活体验时,人们对待这个人的态度的前后不同。而忘记了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之前,他就早已和他的父母是不同的存在了。
而《变形记》在这一点上,在我看来更像是一场同一价值取向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战争。
格里高尔和他的父母、妹妹是几条不同的虫豸,他们拥有自己固有的行为和特点,平日共同生活在蓝天白云下的广袤草原中。卡夫卡以捕虫人的形式出现,将他们一骨脑塞入了一个玻璃罐子。
冰冷、狭小且又非常燥热的环境下,不同的虫豸无可避免的互相缠绕在一起,开始了对彼此的伤害。而我们则在瓶子外旁观,直到格里高尔的死去。
我们读过小说,在格里高尔的尸体里寻找着自己想要看到的结论和过程,于是说格里高尔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说格里高尔是卡夫卡思考下有意安排的结果,说故事里的事终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只是,当我看完了故事,我也从故事里找到了我想要说的——如果我们回溯到故事的最开始,如果生活的空间一直是蓝天白云,如果是一个格里高尔遇到了另一个格里高尔呢?故事的结局又会是如何呢?
但现实会给我怎样的答案呢?是不是会让另一个格里高尔死去给我看呢?是不是会给我无法改变现实的巨大挫败感呢?
而那些见到了卡夫卡所描写的人类行为的那些人,是否会对我的提问感到可笑呢?那些见到了卡夫卡所描写的人类行为,而后又加入卡夫卡所描写的人类行为的那些人,是否会对我的提问感到可笑呢?他们是否会和我讲,无法改变的事情,无法下判断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他们是否会和我讲,只要跟着大部分人的经验去走,就一定会走出困境;只要跟着某个专家、学者、领袖的话去做,就一定会找到生活中的捷径。
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是在不自觉中做出的自己的选择呢?而那些知道了他人的不自觉,仍然主动的去选择“不自觉”的人,做出的又算不算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呢?
他们之中,是否会有人有意教育你去习惯屈服于权威,去屈服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否有人觉得由己及彼、由彼及己是不重要的事情?是否有人甚至有意地去认为这个做出行为选择的他,是最不重要的人?
那些习惯在大多数人认同的定义和行为中寻找解释自己行为和行为参考的人,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站在了拥有力量的位置上。而如果站错了位置,他们会不会将责任推卸在社会上,推卸在某种力量上,让自己总有理由找到新的位置,站上去呢?
这一切是多么可怕而又好笑的事情啊,可这一切不正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么?
只是,当你看到了这一切,你又能怎样呢?
最后恐怕也是跟着大部分人的脚步去行善,去作恶吧?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总要像大部分人那样活下去的;因为大部分人认为只有和大部分人一样,才会活下去的。
你的思考,在生存的诱惑下毫无意义。而且思考,会让大部分人变得面目可憎;思考,也会让思考的人变得面目可憎。大部分人怎么会希望自己是面目可憎的呢?大部分人认为大部分人应该是快乐的。
毕竟人只要活着,就会快乐的。因为,人只要活着,你能说他们是一定不会获得快乐,一定不曾拥有过快乐么?
这也让我想起多年前在下班的班车上,一位初习佛教的同事,对我说起佛教对世间善良循环的妙用。她言之凿凿,仿佛只要信了佛教,或者任意一门宗教,她就可以弥补这一世的过错。
而我却告诉她,人活着,无论做什么都会产生罪恶。知道这一点,是远比行善更重要的事情,它会让所有的宗教都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恶,便会知道什么是善。而能分善恶后,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的行为准则。这时候,信不信教又有什么区别呢?
同事那一路和我聊得不多,她总是认为了解善比了解恶要重要得多。我便也偏执地认为恶是难以消除的。
如今想来,我们其实都错了,善恶都不重要。毕竟,知道什么是恶,并不会让人真正停止作恶。而那些不知道什么是善,终日追求伪善的人,也偶尔会行了真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究竟为什么这样去做,以及知道为什么后,我们会不会那样去做。
就像一个想活下去的人,渴望蝇营狗苟,渴望功名盖世。可什么是蝇营狗苟,什么又是功名盖世,它们是你翻查字典的结论,还是你扪心自问后的答案——这不才是最重要的么?
格里高尔死了,格里高尔的家人开始了快乐的生活。
但格里高尔,难道就不快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