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城记之桓仁

如果要给我所暂居过或旅行过的城市从时间上划定一个起点，我想起点的那座城市应该是桓仁。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桓仁究竟还算不上一座城市，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比较大的乡镇。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始终把它作为我生命中所熟知的第一座城市，因为它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未经世事的我对于城市的全部想象，以至于多年之后当我用同样好奇得目光去打量其他城市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地把它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参考系。当然，我后来所暂居过或旅行过的城市都比它繁华得多，发达得多。但那种曾经激荡在我心胸的感觉，唯有它才能赋予，而且最为真切，最为鲜活，成为我余生不可抹消的底色。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山里人，在山里出生，在山里长大。在我童年的世界里，只有田野和河流，天空和群山。它们是我目之所及的全部风景，是我童年玩伴们的游乐场。我们沉浸于这种简单纯粹的野趣中，在群山间漫游，在田野中追逐，在小巷中嬉闹，也时而会有争强斗狠，也会有猜忌和争吵，但萦绕在我们心间的更多是孤独、无聊以及苦闷。我们曾坐在田埂上久久地仰望眼前的大山，好奇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然而当我们奋力爬上山巅之后，我们很失望地发现那边仍然是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世界已经被群山紧紧包围，攀登与跋涉似乎都变得没有意义。人们在田野间日出而作，在山脚下的土房里日落而息，生老病死，日复一日。

多少年后，那些奔跑在田野间的男孩终于在风中成为健壮的青年，他接过父亲的锄头，继续耕耘着脚下的土地，他的眼前仍然是那座山。而那些在屋门前跳着皮筋的女孩们也终有一日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顾盼流转，花枝招展。他们仍然操着儿时的口音，吃着儿时的干粮，默默地守候在父辈所遗留的土地。其中有些人选择离开，而那些离开的人大多没有再回来。他们成为了村民们的谈资，被口耳相传，添油加醋，移花接木。有人说，一个孩子离开村子之后去了一个大城市做市长，还说要回来给全村人盖楼呢。另一人说，有个孩子刚去城里的第一天就被城里的车撞死了，城里人财大气粗，直接甩下几万块钱就走了。然后其余的人开始感叹，说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然后各回各家，第二天起来仍然背起锄头朝田里走去。他们种地只是为了种地，睡觉只是为了睡觉，并没有城里人所想象的那样旷达恬淡，也没有另一些城里人所想的苦大仇深。总会有人离开，也总会有人坚守。两者之间差别何在，没有人会去追问，况且也永远不会有答案。

并不需要长篇累牍的著述，也并不需要慷慨陈词的宣言，村里人早已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城市代表着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很富有，但又很复杂，那里很热闹，但又很堕落，那里很广阔，但又很拥挤。而他们的全部共识其实都来自群山之外的一座县城。那里有许多高楼，有许多汽车，有穿着时髦的俊男靓女，有琳琅满目的百货大楼。在那里你可以用钱买到你在山里见都没见过的东西。那里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那里的人很晚才起床，很晚才睡觉。他们不用种庄稼，不用种菜，更不用养牛养鸡。他们那的狗不是拴在院子里的，而是可以和人一样在大街上散步的。但他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所以得老是往医院跑。而且人心都很坏，所以得有警察来管他们。

我后来知道那座县城叫桓仁县，据说是一个清朝的秀才给取的名字。老辈人都叫做怀仁。那秀才名叫章越，县城里有一座以他命名的广场，他的塑像就立在广场中央。那县城从清朝时就有，到现在的话少说也有二百多年。清朝的龙庭倒了之后，便是张大炮，张大炮又被日本人炸死，日本人比张大炮更残忍，直接把人都押到西江边，一个一个地砍头，把尸体踢进西江里去。赶走日本人，终于等来共产党。人民公社糊里糊涂搞了几年，炼钢炼铁也鼓捣了好一阵，后来也都散了。它经历了这个新兴政权给国家带来的所有阵痛和欣喜，也终于迎来自己的新生。它就像中国的大部分县城一样，成为城乡结合部的代名词，雅俗结合，庄谐并存，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城镇化的步伐。它曾经有过自己的底色，但那底色在新时代之下显得如此黯淡而渐近虚无寡淡。于是它正在努力追赶其他城市的脚步，领导们甚至扬言要改县为市，然而到底还是没有着落，倒是给另一些人们以虚荣，更加安土重迁，不思进取。

从我们村到县城每天只有一班车，是在早上六点半发车。那时天还微凉，坐车的人都要早早起来，把脸和头发反复洗得很干净，换上最体面的衣服，站在家门口默默地等。车子进村时会发出悠长的鸣笛声，人们便很紧张地向村口张望，看到从薄雾中露出的紫色的车身，不大一会儿那客车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他们面前。等车门开了，两步登上车厢，交给售票员八块钱，然后挑一个顺眼的位置坐下。接下来，这辆客车还要经过许多村庄，绕过很多山，过很多桥，两个半小时之后便抵达县城了。要是当天就返回的话，就只有乘坐下午两点半的客车。

有些人会在车上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发出很响亮的鼾声。也有人会透过车窗张望沿途的风景，看光着膀子在田间锄地的汉子，看半裸着胸的女人抱着孩子坐在家门口，看草长莺飞，看河流奔涌。那些早已谙熟于心的场景仅仅因为隔着一层车窗而变得妙趣横生，你开始设想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那些正在发生的故事。你甚至幻想着这辆客车会一直一直开下去，一直带着你遨游整个世界。而当你的想象正展翅欲飞时，客车的一个急刹车中断了你那荒诞的遨游世界的幻想。你的旅行从家门口开始，又到家门口结束。你带着懊丧的心情走出车厢，眼前不再是高楼、汽车、商铺，而只是山峦、河流、田野和天空。

或许是受到其他孩子的怂恿，或许是嫉恨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炫耀自己的县城之行，我也一度央求过父亲带我去县城。父亲并没有答应我，说是去了也只是花钱，只有办正经事才能去县城。那时的我当然还不懂什么是正经事（其实现在的我也不是非常明白），因此在心里曾狠狠地咒骂过自己的父亲，现在想来是十分可笑的。那时我家还住在一个十分破败的黄泥房里，雨来漏雨，风来漏风，我的父母每日尚且为生计发愁，遑论去县城游玩。而我对于县城的向往并不曾因此遭到彻底的打击，反而愈发强烈。每当客车的鸣笛声响起，我总是会从睡梦中惊醒，然后一跃攀到窗台上，脸紧贴着窗玻璃，呆呆地望着那辆承载了我所有幻想的客车渐行渐近，又渐行渐远，连同那紫色也变得无比神秘甚至飘渺起来。

现在回想起那时的痴态，除了一点可笑和慨叹之外，也有几分羡慕在内。似乎从很早开始，在我的血液里就有两种因子在相互纠缠相互作用，一个是日益膨胀的前进的野心，一个是日渐萌生的退却的自卑。我曾如痴似狂地翻看母亲早年用过的所有书籍，里面多是民国作家的作品，里面的人总是在漂泊，总是在挣扎。而我，只有一次又一次地看窗外的客车来来去去，任凭它折磨着我年幼而可怜的心灵。

我虽然是如此渴望着能亲自去县城，然而当我有一天获得了可以随父进城的允许之后却并不十分激动，甚至到底我哪年哪月去的县城都已经毫无印象。这本来是我人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而我当时竟浑然不觉，以至于现在也只剩下零星的印象。（事实上，在我的前半生中发生过的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几乎都被我遗忘殆尽。或许遗忘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正因为这种本能使得我总是急不可耐地去拥抱下一个时刻，如夸父逐日，一无所得）那是父亲僵硬而冰冷的手，紧紧地抓着我，向如潮水一样拥挤的人群走去，向那繁忙的大街走去。早上吃过的那碗玉米粥隐隐要从口中倾泻而出，然而父亲的脚步由不得我稍作停留。我被父亲的手牵引着，父亲的背影也被人群所裹挟着。有太耀眼的彩光，有太嘈杂的声响，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我也听不见父亲的声音。他的背影如山一样遮住了我的视线，实际上，以我当时的身高，哪怕踮起脚来，也只能忘得到他们的肩膀罢了。可我还是努力地翘着脚，想要看到人群背后的事物。而父亲在前面开辟道路，就像在山上用镰刀砍去荆棘和杂枝，只是他手中现在握着的是他的儿子。他必须时时刻刻地抓紧我才能使我不在人群中迷失方向。多年之后，已是孑然一身的我每每在人群中穿梭奔走，仍时时会想起那只僵硬而冰冷的手和如山一样的背影。

那次从县城回家之后，我在炕上睡了足足一个下午。大概是因为年幼的我还来不及消化那么多的色彩和声音，以至于有些晕头转向。这也让我认识到一个事实，其实城里的路并不一定比山里的路好走。有太多的声音，有太多的色彩，有太多的人。在山里我们只要留下脚下的爬虫和头上的树枝，想走多久就走多久，想怎么走都行，累了便找块大石歇歇，渴了便去摘山里的果实或去喝泉水。而在县城里，我只记得我一直在走，从哪开始，到哪结束，走了多久，都一概不知。而我和父亲都已经被烈日炙烤得口干舌燥的时候，父亲还是舍不得去街边的小铺买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总之，那次县城之行留给我并非是我原先所预料的欢愉，而是迷惑和痛楚。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的开篇中写道：“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奥雷利亚诺上校在那个下午得到的是对新世界的向往和憧憬，而我并没有那么幸运，只落得灰头土脸。但我仍然会满怀深情地怀念那一天，它让我亲眼见识了山外面的人类剧本在如何上演，而我在那一天偶然加入了他们的队列。那时的我不会想到，多年之后，我将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场表演，无非是换了舞台，换了戏服，甚至换了角色，我终于也成为一个冷漠的、刻薄的演员，无可救药地迷恋这支都市进行曲，乐此不疲，甘之如饴。

在我初去县城的几年之后，我以一纸试卷上的若干分数考上县城重点高中，又凭借着苦功和一点小聪明进入了重点班。那时的我已然成为了村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并且可以气定神闲地游走在县城的所有街道，像个真正的城里人一样打车、下馆子、逛公园，去书店买书，去医院看病，甚至成为了我父母的导购，每当月末回家的时候会捎回一点从商场里买来的日用品。在此之前，我父母只是从集市上或者流动货车去买日用品。我跟他们说在商场买的东西要比集市和货车上的东西好，而且包修包换。他们虽然一味指责我挥霍浪费，倒也很喜欢用那些“多余的东西”。

现在看来，其实我在县城高中度过的三年实在乏善可陈。我平素不喜交际，只知道埋头苦读。到了周末，我常去县城的新华书店消磨时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文学名著（那时我比较迷恋19世纪的英法文学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然后寻到角落里的座位，安安静静地靠着座椅看书。我依稀能想起书店里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她们有时似乎忘却了我的存在，兀自在那里嬉笑打闹，或者说一些女孩子间的悄悄话。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每周去书店的一大动力是与那些漂亮女店员有关，毕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她们并非淑女，我也并非君子，无非是我自己的附庸风雅而已。我曾一度怀疑她们的悄悄话里是否有关于我的话题，毕竟我已经算是这个书店的常客，虽然样子并不很好看，好在那时我还年轻，还可以盲目地自恋。但我未曾与她们说过只言片语，除了她们例行的欢迎祝词之外。那时我的羞怯胜过我的一切，最终我变成一个神秘而古怪的人，直到现在，我也仍然难以摆脱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所带来的影响。

之所以说乏善可陈，是因为我除了读书之外，其他新事物几乎一窍不通。那时我的同龄人之间已经开始使用社交网络，比如人人网或QQ。他们为了把手机带进学校的确是煞费苦心，称得上斗智斗勇。而在周末，他们大多去网吧玩网络游戏，或者去打台球，或者去公园掷飞镖，套娃娃，更有甚者会去步行街找“小姐”开房。我是向来不关心那些事的，只因为我还有更想去关心的事。在我以为，那些所谓的玩乐都是短暂而浮夸的，而我想得到一些沉静而长久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仍没有放弃这种追求。

也是在高中，我开始初次体验人言可畏的滋味。那时，我的同桌一度被传言和男生去开房。她漂亮又聪明，成绩一向很好，时常很耐心地给我讲题目。也有时同我聊天，说说童年时的故事。她很喜欢听我讲我们村的那些趣事和怪事，并且鼓励我应该把他们写成一本书。那时我性格孤僻，难得还有人愿意理我，因此我心里格外感激她的耐心和诚恳。我疑心所谓开房是其他人因嫉妒而生造的谣言，但我并没有勇气和耐心对此进行调查。他们讲得绘声绘色，有时简直要令我气愤，但她却显得毫不在意。有朋友劝我要“离她远点”，我亦毫不在意。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得人言可畏，因此越发与人疏远。高三时又进行调班，我和那个女孩也从此“音讯两茫茫”了。而我至今也不知道那些到底是传言还是事实，然而也不重要了。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尝试让自己努力去接受那些之前一直所排斥的新事物，因为我开始担心自己真的会变成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我倒并不觉得自己会成为十分受人欢迎的人，但我不想总是这样独来独往。我也渴望友谊，渴望爱情，渴望像其他人一样坦诚而自然地活着。于是我开始在网吧包宿玩网游，看一些古惑仔和日本色情录像，学着去打台球，开始用智能手机，注册QQ号，模仿其他人那样发讨人喜欢的动态，也会去公园里玩那些我原来很鄙视的游戏，套娃娃，扔飞镖。事实上，我鄙视他们的原因在于我始终做不好那些游戏。其中唯独在QQ上我享受到最多的乐趣。我把之前写过的文章陆续发表在QQ空间里，一些高中同学给我发消息说：“想不到你文章写的这么好，为什么当初不去文科班发展呢？没准现在就能去清华北大了呢。”我想那是她的恭维之词而已。但的确有许多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只好回复以一个十分吊诡的答案：命运使然。这答案不幸一语成谶，我后来果然又一次与文学院擦肩而过。那又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在我上大学之后，每年年末我还是会去县城故地重游一番，看看那些我走过的街道，看看桓仁一中，看看新华书店，看看章越广场。或许是多了些所谓的见识，我看到的更多是县城的衰退。年轻人的出走让这座小县城顿时少了许多活泼的气氛，而那些早已关闭的店铺和满街的跳楼价字样又分明昭示着经济的疲软。然而，它也的确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居民小区，新的电影院，新的广场和商场，新的红绿灯。原来在各自乡镇就读的学生都纷纷集中在县城的学校学习，据说这是领导们为了改县为市所做出的英明举措，旨在增加县内常驻人口的比例。一切都在变，大街小巷都在变，人们的穿着也在变，楼房的装饰也在变，我也在变。只是我想，也许有一天，县城会重新变得让我向往，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先把自己改变了。我等不及了，我要先走了。

但我仍然会记得我与它初相见时的紧张与兴奋。那种鲜活的感觉总是在我人生的某个阶段重复上演，在我第一次踏上北上长春的火车时，在我孑然一身远赴成都时，在我初次迈进清华大学的校园时，在我在不到三米的距离亲眼见到北大的陈平原时，在我战战兢兢地走进考研考场接到我人生的第一份文学卷纸时。将来，也还会有许多这样的时刻会轮番上演，而我仍然会是那个唯一坚持到最后才谢幕的主角。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河流，从最寂寞的山谷出发，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流，很多在半路干涸，只留下空荡荡的河床，但有的河流终究是要汇入大江大海的。那么，在我的生命之河中，桓仁，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已然成为这条河流的源头。它曾带给我向往，也带给我惊喜，带给我涅槃新生。而我仍将满载着它的河水，向前奔流，奔流，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