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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那么多岁月静好，我所看到的都只有荒诞的日常

赵心心 2018-05-06 15:59:43

文：赵老实

冯内古特是继马克吐温之后又一位美国黑色幽默大师。他的作品在60-70年代的美国大学生群体中非常流行，牛仔裤后口袋里插着一本他的简装本是非常时髦的事情。有点像中国的王小波。

但这两位作家所要直面的问题是不同的。在宏大的理想溃败之后，王小波告诉我们其实人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里去，讲的是自由和解放。而冯内古特告诉我们的是，当自由成为一种新的教条，变成某种固化的社会伦理，其实一切都没有变化：社会总要分出三六九等，话语权总被很少的一部分人掌握，大部分人依然生活在随波逐流的状态之下。

冯内古特善于用直白和简练的语句打造一连串的反讽效果。比如在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囚鸟》，开篇第一句：

“是啊——基尔戈·屈鲁特又回来了。他在外面没法混。这并不丢人，很多好人在外面都没法混。”

或者：

“我觉得年纪大的人都假装明白世界上的事，什么都严肃正经，都很好，”莎拉说，“其实大人并没有发现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新东西。也许，要是大家年纪大了以后不那么严肃正经，我们如今就不会有萧条了。” “他们在哈佛大学教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说，“一个遵守所有法律的人也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恶劣的罪犯。” 玛丽·凯塞林·奥朗尼并不是美利坚合众国唯一一个提购物袋的无家可归的叫花婆，在全国的大城市里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那个庞大的经济机器毫无目的地制造这种褴褛的大军。这个机器的另一个部分又在制造一些死不悔改却只有十岁的凶手，还有吸毒犯和虐童犯等许许多多的坏东西。据说有人在调查这些情况，将来会做出某些补救，具体如何，不得而知。我有时不得不想，一切幸福都是宗教式的。

这些幽默的底色是对社会不公的悲愤和无奈。而这与他“荒诞而无奈”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冯内古特出生在美国德裔家庭，他的祖上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办了五金公司，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建筑师，他的母亲也出身于当地的上流社会。

可到了冯内古特出生的时候，他们整个家族的运势开始转衰。首先是母家的酿酒厂在禁酒期间被关闭，又过了几年，大萧条来了，没钱盖新房子，建筑师父亲也无所事事，变成了冯内古特口中的“梦游一般的艺术家”。母亲开始变得暴躁、沮丧，对丈夫动辄辱骂。原本建立在繁荣经济环境下的生活变成一团乱麻，最后母亲吞食过量安眠药自杀。

母亲自杀的时候，冯内古特在美军服役，三个月后被派往欧洲，那是1944年。6月份诺曼底登陆，盟军开始反攻大陆，12月，冯内古特参与了著名的“突出部之役”，德军意图突破英美盟军战线并将其一分为二，占领安特卫普并迫使盟军谈判。因盟军缺乏准备，在战争初期冯内古特所加入的第106步兵师就被德军包围，然后他就成了6000多战俘中的一个，被送到了德累斯顿。

被俘美军

他被关押在一个德累斯顿的屠宰场里，给德国孕妇生产糖浆。这个城市没有军事设施，虽然被充作劳工，但至少没有性命之忧。可是，谁也没想到1945年2月13日，盟军对德累斯顿进行了猛烈的轰炸，2天以后，大约90%的建筑被摧毁，2.5万人丧生，“哪儿很凉快，尸体四处悬挂”。

德勒斯顿大轰炸后，90%的房屋遭到损坏，历史建筑荡然无存

复员回家，他去了通用公司的宣传部门，他敏锐地察觉到当工厂越来越倾向于自动化生产，大量的工人将会失业，然后丧失生存的意义。他开始写科幻小说，获得了一些好评。赚稿费比在公司上班的收入要高得多，于是他就辞职成了职业作家。可是没等他赚钱，生活的压力就来了。除了自己生了三个孩子之外，他的妹妹癌症去世，妹夫因为乘坐的火车脱轨掉到海里也死了。于是他还抚养了妹妹家的三个孩子。嗷嗷待哺的几口人，一下就让他犯了难。

根据通用的经历写出的第一部小说《钢琴演奏者》，探讨了工作对于人类的意义

在写作中，他探访了德累斯顿，重新回到那个噩梦般的城市。他在想，是什么让生活变成这样的呢？有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灾难。

没有人为经济危机负责，虽然那么多家庭破产了；没有人为德累斯顿轰炸负责，那是一个没有军事设施的城市；没有人为火车脱轨的事故负责，调查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就终止了；没有人为失业负责，社会只是盲目地把一批又一批的青年送进绞肉机里，在从另一端吐出渣滓来……

让人无力而沮丧的点就在这里：你好像很努力，抬头就能看到成功了。可是突然之间就全没了，而且寻求不到任何交代，周围的人无非是摇摇头，就像看着又一个倒霉蛋。

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轻易地抹掉。被历史大书特书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人们自己的选择，似乎是出于某种目的而要求人们要去记住的。而那些“无伤大雅”的东西就逐渐被淡忘了。

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经历变成了他的第一部大卖小说《五号屠宰场》，为此他说：“那次轰炸对于人类毫无意义，除了一个人，那就是我。我写了一本书，赚了很多钱，让我变成了名人。所以，无论如何，每个遇害的人都应该得到2-3美元。我这是在做人命的生意。”

《五号屠宰场》

之后，他越发将视角放在普通的、被命运之轮碾来碾去的普通人身上，并发现其实人们如此无奈，既是因为某种看不见的手在操弄着，也是因为人们自己其实一直在假装热爱生活：“我们是我们所假装的。”

冯内古特用“假装生活”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那么麻木，那么习以为常，对本不该信任的政客和机构那么放任：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也就自然而然地随波逐流，跟着宣传和广告，做一个看起来时髦的人。根本不会想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去过反省的人生。

所以他说：“我们是我们所假装的，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在意自己在装什么。”

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生活的厄运再次袭来，这次更是非常……怎么说，很美国特色。他的妻子归信了基督教，而他是个无神论者，期间几个孩子都离开了家，夫妻失去缓冲带，闹得不可开交最终离婚。为此他说：“这是一场可怕的、不可避免的事故，对此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除了婚姻，他的儿子马克在1972年精神崩溃，这加剧了冯内古特的慢性抑郁症，并导致他开始服用利他林。然后成瘾，戒断，看心理医生。

他红过，但生活却一团糟，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让他的作品充满了荒诞感。他的反讽，准确来说并不是黑色幽默，而是“沮丧的理想主义”，对人们本该过，却没有过的生活感到失望。

在冯内古特笔下，中产阶级所热衷的生活是非常脆弱的，一点突然的变故就会导致灾难的降临。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得来的感悟。

1982年，他把这些经历写在一本自传体式的小说《神枪手迪克》里，写了一个家道中落家庭，一个艺术家父亲，一个没有存在感的母亲，一个努力活成中产阶级的哥哥，一个被人侮辱和损害的弟弟，还有一场毁灭一切的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