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自由，也有家～

作为一个曾经坚定的“租房主义”者，我在去年夏天花了两个星期买了一间小房子。买完告诉朋友的时候，人家惊的下巴都掉下来。当事人我，从签合同、过户、贷款、交房，到装修完毕、搬家、入住，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就跟每天起床上班起的那点波澜差不多。

住到新家已经一个月了，有点空静下来写写我和房子的事儿。未必值得看，肯定不是人人有共鸣。然而作为我们时代最被overrated的一件商品，它承载了太多的物质与情感的牵绊，也算是值得记录吧！

我是从温饱迈向小康、读书识字人家的独生女儿，从小生活在大院子里，与花草果蔬、鸡鸭狗兔一起长大，生活平顺，对于吃苦享福都没什么概念。青春期到青年期，统统住校。一米来宽的硬板床，夏天吊一顶蚊帐，冬天焐一只热水袋，也都晚晚睡得香。

毕业后自然是租房住。一开始房租占到工资三分之一，租住的也都是一套公寓中的一间。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任室友。印象最深的是在“天山二村”的房子。

当时我在长乐路世纪商贸的电梯里偶遇大学同学，她是甲方，来我们兄弟公司开会。电梯里只有几秒钟，竟然非常有效率的聊到了我要搬家、她要找室友，于是十分友好的约定了看房。一个星期后我就搬到天山二村了。

我同学租了一个户型十分奇特的房子。一进门就是厨房和浴室，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靠窗放了饭桌、沙发、电视柜，可是另外一半空间里还放了一张双人床和书柜。客厅一侧有个小门，通到一个很小的卧室里，仅能放下单人床和衣柜，该卧室通向阳台。小房间有隐私，她原本就住在里面，也就继续着，大房间更舒适，但是隐私差点，就给我住了，房租一人一半。不过我俩都是心大而不拘小节的人，从来没为关灯、声音、访客、打扫卫生有过任何意见。房东是一个特别和善、细心的上海大爷（真的比大叔大，但还没到爷爷那么老），儿子给他买了个新房，他纯粹是想找靠谱的人给他看屋子。隔一两个月电话一次，问问住的好不好、水电有没有问题，还给我们写了一张条，大意是如果没有意外，只要我俩住，房租不变化。我们和隔壁阿姨家共用一个铁门，她家因为有老人，家里总是有人在，特别安全。我室友经常把公司发的用不完的洗衣粉、洗发水拿去送阿姨，阿姨经常切块西瓜、拿两块冰糕来。我都没想到在上海处的比家里的邻居还好。

我和室友谁先下班谁就做饭，然后打电话给另一个人从楼下买一块刚出炉的新疆烤馕回来。室友会做特别好吃的豆角焖面，到现在也没吃过更好吃的。兴义路上有一个wagas，周末常去吃早午餐或者下午茶。小区对面是虹桥百盛（现在已经是虹桥南丰城了），每周五的晚上最后一场电影盛惠20元。我们经常去看，看完走路回家。2008年夏天的某一个周五，我和来找我玩的闺蜜晕晕看完电影回家开电脑，雅虎邮箱里躺着一封录取通知书和一份全额奖学金。晕晕笑着对我说：贾克琳（我当时在外企的英文名叫Jacqueline）你终于要去欧洲了。

在这个房子里住到第八个月，我就去米兰读书了。那个夏天是北京奥运会，还有雷曼兄弟倒闭了。

四年后，我从离天山二村不远的紫云路上的一个房子里收拾好东西，结束了复杂的学生签证（真的，认证公证我都认了，还要体检，检查有没有梅毒和肺结核），略有点不确定的飞去了比利时，一年后，带着第二张硕士文凭回来。

我向往常一样找工作、租房子，在一个不太好住的房子里过渡一年后，我顺利接手了即将去伦敦读书的闺蜜宋小姐位于陕西南路的小窝。讲真，没住过比这里更方便的房子了。下楼拐弯就是陕西南路地铁站，一号十号十二号，走路到淮海中路还有十三号，上班下雨都不带伞的。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都在步行距离，国泰电影院的夜场电影也没少看。偶尔出去喝酒看演出，统统不需要打车，走回家就可以了。附近咖啡馆林立，成全了偶尔要写写稿子、在家办公的我。

2013年上海出了一个政策，强制所有的集体户口从冠生园路的大学生就业中心迁出来，进入社区成为公共户。如果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房东带着房产证陪你去办租房证明，签到房子所属的社区（不是入这个房子）。可想而知大部分房东有多不愿意，我的自尊心也不允许我求人。我找了米兰读书时认识的师姐兼好友，拿着她家房产证，做了一份“租房”合同，十分波折的迁到了她家所在的街道。此后的三年内，每当办签证需要户口本，就要去派出所，写一张申请书，请户籍警签字，才能拿到为期只有一个月的盖章的户籍证明。我笑着说自己是二等公民，当然我绝对没有歧视任何人的意思。

在陕西南路住的几年里动过几次买房的念头，不过也都没有很坚决。一方面我没有钱，我的父母也没有钱；另一方面他们总觉得女孩子不用买房，有这个钱应该留给我当嫁妆；最后，我心里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上海呆多久，让我为一个不确定的栖息地背上巨额贷款，我想不通。

又过去了几年，除了第二条没有变化、还单着，第一条和第三条都不太一样了。首先，老家住了三十五年的房子，喊拆迁喊了有十五年，终于……拆了……除了搬入新居，我们还拿到小小一笔赔偿金，大概在上海可以买个卫生间+厨房吧。其次，我不再纠结在哪里生活、退休。三十多岁，错误还在犯，但路总算越走越宽了一点。对于在哪里都能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多少有了点信心。

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户口。我的师姐兼好友卖了那套房子，居委会打电话给我，既然我已经不住在里面，也就没有理由留在当地街道了，要尽快迁走。挂上电话，我十分平静的想了几个方案，最后告诉父母：我要买房。

很简单，与其为这些事务性的东西烦恼，不如一了百了解决它。又不是完全买不起，自己也要住，那就买吧！

我十分干脆利落的列出了选房的标准（虽然也咨询了朋友，但最终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第一，有两条以上地铁线，且步行至地铁不超过十分钟；第二，考虑到我母亲脆弱的膝盖，必须3楼及以下；第三，所在的社区必须是我觉得舒服的。屋子装修可以改动，然而位置、楼层、朝向则不能，所以不能妥协。

两个星期后，我选择了现在的房子。在7、8月的盛夏里，跑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办手续，热的让人质疑生活的意义。10月旅行回来拿到了钥匙，去上一家派出所开了迁出证明，跑到现在房子所在的派出所，一分钟没到，迁了进去。因为有了房产证，不再是社区公共户了，变成了常住户口，当上了“户主”。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集体户口就是在新华路派出所，我还在那里拍过身份证照片。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买了第一套小房子的我，竟然又回到了这里，一条长长的曲线，最终还是划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

这几天是上海最好过的天气，不冷又不热，柳絮也不飘了，冰淇淋可以吃起来。我发呆的时候，常常忘了这是我自己的房子——使用权和拥有权在我心里的界限很模糊。所幸，房贷并没有夺去太多的自由，我仍然感觉自己是自由的；不过，光着脚踩着地板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一棵树，可以生出根来，就更枝繁叶茂了。地中海小岛刷成明黄色的小房子，以及院子里的橄榄树和树下的石桌，也没有变得更遥远，而是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