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婴儿谋杀案揭开了爱尔兰至今没有结束的黑暗篇章

一起婴儿谋杀案揭开了爱尔兰至今没有结束的黑暗篇章 春雨　编译 我在爱尔兰这块土地生活了约一年时间，说起生活其实并不确切，严格地说是学习，但我更觉得是一种与我多年生活相隔绝在一个全新环境的体验，是一种思考的生活。当我飞过万里之遥来到这个具有绿宝石之称的岛国时，我深深地震撼于它的美丽洁净。大西洋的暖风带来丰富的雨水，一年四季滋润着这块肥沃的土地，绿油油的，我看不出它是否曾经改变过颜色？雨，每天都有，绿，满眼都是。我很惊奇的是，在宿舍的窗台，铁质的楼梯上，也铺有四季常青的苔藓。 爱尔兰人是很热情的。人烟稀少是西方的特点，但西方各国人们对其他国家人们的态度却是差异万千。且不说爱尔兰同学经常邀请去家里玩耍，就是随便在旷野里走走，如果能碰到人的话也会过来打个招呼，拉两句话。如果是爱尔兰老人的话，话匣子打开，那可就滔滔不绝。爱尔兰的男人都痴迷足球和健力士啤酒，几乎每天夜晚的酒吧里喧闹不已。爱尔兰的女人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吸着香烟默默地沉思。我最喜欢的是欣赏在清亮的阳光下一头金色的头发的女孩，像油画中的天使令人着迷。 那段生活的感觉像什么呢？当时有种看不透的感觉。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发现更像从一个平静的小湖出来掉进了一个深沉的海洋，明白了什么叫东方，什么叫西方!终于明白人生的对错没有意义，爱，才是人类社会的真谛。终于明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才是认识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提不起笔描述出这段沉甸甸的收获，头脑里思绪万千，而又无从下笔。多年来，我没有能力写下一行文字记述那段经历，尽管总觉亏欠它的热情。我的心里一直仿佛压了块石头，沉甸甸的。我该用什么样的文字来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人们的深情厚意呢？这个故事算是代表我的一种心情吧！希望你能懂得。 在爱尔兰凯尔西温镇一个村庄的边缘，一座墓地坐落在茂密的山丘和崎岖的大西洋海岸之间，那就是凯尔西温(Cahersiveen)的圣十字墓地。凯瑟琳·考纳内(Catherine Cournane)撑着一把彩虹云伞，绕过经常过来照料的她母亲、两个兄弟和一个表兄妹的坟墓，向墓地后面走去。今天，她来看望的却是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婴儿约翰。 距上次照管他的坟墓和墓碑已经过去两天了，凯瑟琳看到了新鲜的菊花，黄色和橙色的花瓣已经受住了暴雨狂风的考验。凯瑟琳想知道这是谁留下的花？其他被埋在圣十字墓地的婴儿，他们的亲人在照顾他们，但婴儿约翰却是没有亲人照顾。 于是，凯瑟琳承担起看管坟墓的任务。她觉得必须确保婴儿约翰平静地安息。凯瑟琳想，这是被丑恶缠绕的孩子应当享受的权利。 * Catherine Cournane at the Holy Cross Graveyard in Cahersiveen. 凯瑟琳·考纳内在凯尔西温的圣十字墓地。 婴儿约翰的墓碑上写着：“我是克里的宝贝。” Catherine was 15 when the tragedy unfolded. 悲剧发生时，凯瑟琳才15岁。 当34年前婴儿约翰被杀时，凯瑟琳正在上高中，她帮忙把他的小棺材搬到了墓地。当时，她和数百名学童放学后一起过来祈祷，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孩子们在婴儿墓地上突然自发地唱歌时，她也加入了孩子们的行列。在爱尔兰，一个社区因有人去世聚集在墓地举行葬礼，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约翰的葬礼不一样。 凯瑟琳并不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谁。事实上，也没人知道。至今，仍没人知道。他仅仅三天大的尸体是在市郊一片遍布岩石的海滩上被发现的，他被勒死并被刺了28刀。 但凯瑟琳所知道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一个婴儿被安葬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发生的这个丑恶故事将震撼凯瑟琳、她的社区和她的国家。这将迫使爱尔兰正视它如何对待女人的痛苦真相。 在1984年的春天，15岁的凯瑟琳和她的父母以及六个兄弟姐妹一起住在凯尔西温镇。这个小镇1300人幸运地住在爱尔兰西南部的克里郡一片令人惊叹的沿海土地，感觉就像是欧洲的边缘。差不多就是如此。 那时，每个人都彼此相识，即使不识，也彼此知道。警方也只是管管居民们自行车车灯失踪的小事，很少有更多的其他事情，直到婴儿约翰谋杀案发生。 一名跑步者在海滩上发现了新生儿的尸体，爱尔兰警方把凯瑟琳的父亲汤姆叫到犯罪现场。汤姆是个殡仪馆的人，凯瑟琳一生都被死亡包围着。但那天晚上她察觉出有点异样。 汤姆从附近的一条淡水溪流中取水给婴儿洗礼，并为他取名叫约翰，把他放在一个小棺材里。凯瑟琳盯着他父亲车后座的小棺材，这是她见过的最小的棺材。 她知道婴儿死亡的情况。她知道警察在追捕凶手；他们怀疑凶手是婴儿的母亲。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有一天下午，那是水仙花开始冲破冬天的土壤时节，凯瑟琳骑车回家，沿着熟悉的小巷，发现两个男人在客厅等她。 他们是警察，凯瑟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 你有男朋友吗？他们问凯瑟琳。 没有。 你知道谁有男朋友吗？ 是的。 他们问这些女人中是否有怀孕的人，是否听说过任何人与已婚男子有染的传闻。 没有，她回答说。 凯瑟琳几乎在警察（gardai）的盘问中晕倒了。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女孩”，而她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为的。警察把恐惧带进了他们的家里。但是在1984年，恐惧在天主教的爱尔兰是正常的。 尽管十年前的全民公决已经极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但它重男轻女地位在社会方面的仍然处在下降之中。教会为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制定了课程，像凯瑟琳这样的女孩几乎不存在性教育。 她唯一与性相关接触是一盒避孕套，这是一位亲戚从英格兰带回家作为纪念品。她把违禁品藏起来，并把其中一个作为朋友生日的恶作剧礼物。被她母亲发现后，挨了一顿痛打。避孕套需要处方，而且只有已婚妇女才能找医生开处方的情况下，才能买到避孕药。 女人发现自己生活的家庭比她们母亲那一代小了； 然而，爱尔兰仍然是西欧最高生育率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怀孕的未婚妇女将“休假”消失几个月。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被送往教会经营的家庭接生，并被剥夺婴儿的抚养权。最近几年来教会才为此道歉。最后的母亲和婴儿之家在1996年才被关闭。 女人回家后都保持沉默，没有人敢提出质疑。对于那些被压抑的婚姻所困扰的女人来说，当时并没有多少出路；1996年以前，离婚一直是非法的。 爱尔兰妇女对她们的身体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个国家已经控制住了。正是在这样环境下，婴儿约翰谋杀案的调查展开了。 A road leading to White Strand, the beach where Baby John was found. 通往白色海岸的一条路，也就是约翰婴儿被发现的海滩。 在凯萨琳位于凯尔西温的家中，警察不停地盘问。 他们怎么能来找我谈这个呢？她想。天哪，我才15岁，我什么也没做。 凯瑟琳之后，警察转到了下一个年轻的女人那里。然后是下一个。他们在审讯伊维拉赫半岛上几乎每一个育龄妇女。 布里吉德(Brigid)，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她已经改名字了，也是其中受害者之一。当时她24岁，单身，在邻近的一个县工作。一个周末，她回到凯尔西温家看望父母，发现警察在等她。她从未忘记过一名警察检查她身体的方式。她感觉到他的眼睛灼烧着她。 她从来没有冒险过，也不会怀孕。她的父母在教堂里抚养她长大，她知道婚前怀孕等于被判死刑。她看到了姑姑在非婚怀孕后遭受的恶运。她的姑姑被赶出家门，再也没见过。她和其他许多爱尔兰妇女一样，被抹去了。 当时，像布里吉德(Brigid)和凯瑟琳(Catherine)这样的年轻女性接受这样的审问路数并没有那么令人震惊。爱尔兰当局正在回击妇女权利团体取得的重大成果，包括废除一项禁止已婚妇女在公务员工作的法律，以及争取同工同酬、平等权利和获得避孕药具的运动。所有这些都与保守派的立场不一致，他们认为这些进步威胁到了爱尔兰的传统生活方式。 Road signs in Cahersiveen town. 凯尔西温镇的路标。 Religious figurines and “Rally to Save the 8th“ posters seen through a window in town. 宗教雕像和“集会拯救第8张”海报，在镇上的一个窗户看到。 The Cahersiveen Garda station. 凯尔西温警察局。 1979年，当超过100万人欢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到爱尔兰时，显而易见是一个明显的反弹。一些人，包括都柏林大学学院的讲师玛丽·姆卡里亚夫(MaryMcCauliet)，天主教领袖的教导说，避孕是不道德的，离婚是不可想象的，妇女的作用是呆在家里，扭转了部分女性已经取得的成就。 1982年，一名女教师在与已婚男子怀孕后被解雇；两年后，爱尔兰最高法院裁定非婚生子女没有继承权。1983年9月，公民投票被要求禁止堕胎，实际上已经是非法的。 教会和国家模糊为一体，以反对选择的言辞达到高潮，包括高威郡的一位主教的评论。据报道，高威主教说，婴儿最危险的地方是母亲的子宫。 堕胎公投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爱尔兰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未出生者与作为母亲享有平等的生命权。 妇女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第八修正案通过后不久，15岁的女孩安·洛维特怀孕，死在一个洞穴里。她在圣母雕像下秘密分娩。洛维特大约在警察盘问凯瑟琳、布里吉德和其他数十名参与约翰婴儿案的妇女的时候去世了。 很快警察就找到了一个嫌疑犯。她的名字叫乔安妮·海伊。约翰的尸体在海滩上被发现的前一天，乔安妮生下了一个男孩。 她独自把孩子送到家的农场里，农场在离凯尔西温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小镇阿贝德多尼。 乔安妮和她的女儿、母亲、姑姑和侄女一起住在那个农场。她在特拉利附近新建的一家健身房当接待员，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孩子的父亲耶利米锁(Jeremiah Locke)。这种关系远非典型。耶利米已婚，育有另一段婚姻的孩子。尽管堕胎在爱尔兰是非法的，但通奸并不违法。 然而，乔安妮对她的家人和同事隐瞒了她的怀孕。这就像这段不正常男女关系一样，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当乔安妮分娩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手了，耶利米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已经不在她身边了。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孩子是死胎，还是出生后很快就死了。只有乔安妮知道。 众所周知，她是一位悲伤的母亲，她想把这场痛苦埋在心底。她悄悄地把儿子埋在家里农场的一块田地里。但乔安妮需要医疗照顾，并住进了附近的一家医院。 婴儿约翰的调查毫无进展，警方在一份新妈妈登记上看到乔安妮的名字后，他们继续寻找一种依据，将她与婴儿约翰谋杀案联系在一起。法庭文件后来会证明，这是“不可原谅的”。她被侦探带进来接受讯问。乔安妮的大部分生命中，警察具有令人生畏的声誉。就在几年前，大赦国际组织发表了一份报告，指控警察对嫌疑人的“系统虐待”，包括“逼迫性的逼供方法”。 乔安妮告诉他们，她可以证明自己不是约翰的母亲，并恳求他们把她送回婴儿的坟墓前证实。但警察拒绝了，扬言要把她关进监狱，把她的女儿扔进孤儿院。乔安妮吓得胆战心惊，被迫屈服，按照警察的意思承认：她杀了约翰，把他的尸体扔到了海里。她的家人也配合她的谎言。真相要花上三十多年才能浮出水面。 当警察继续施压时，乔安妮疯了，被从监狱转移到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她终于说服警察在农场里找回她孩子的尸体。警方现在有两个死去的婴儿要负责。他们对猜想这是“异细胞超受精”，这是一个医学异常现象，暗示乔安妮怀了两个不同男人的双胞胎。但是乔安妮的血型证明，她不可能是小约翰的母亲。警方被迫撤销了指控。 指控被撤销后，乔安妮和她的家人上诉了警察虐待她身体和心理的指控--但警方内部调查的结果没有定论。公众的强烈抗议引发了对警察行为的调查，但这很快就演变成了对乔安妮女性身份的审判。 Joanne Hayes于1985年在克里县Tralee的调查法庭上。迈克尔macsweeney /提供 妇女在法庭外支持Joanne Hayes。迈克尔macsweeney /提供 几个月来，乔安妮和她家人的私生活被公开展示在法庭上，根据法庭文件，数十名男性官员轮流刺探她的角色。一个法律小组展示了乔安妮和她的情人曾经亲密的地点；一名医生详细描述了乔安妮的产道大小；男性精神病学家发表了他们对她个人性格的看法。一位甚至说，乔安妮在自己的孩子死后并没有感到内疚。 当她出庭作证时，法官下令对明显心烦意乱的乔安妮注射镇静剂。乔安妮唯一的安慰是，她的悲剧得到了全国各地妇女的支持。她们在法庭外集会，送给乔安妮黄色的玫瑰，作为团结的象征。她们给她写了信和卡片，详细描述了她们自己的痛苦故事。 这些支持对乔安妮来说是安慰，但公正却并没有降临。1985年，法庭赦免了警察的不法行为。涉案的核心官员最终却被提升了。可恶的是，那些官员从不道歉。 她回到阿贝德多尼镇的家里，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见外人，远离公共视野。34年来，她一直住在那里，远离公众关注。杀害约翰婴儿的凶手也一直没有找到。 这些年来，凯瑟琳和她一起讲述了婴儿约翰的故事。 在他的坟墓前，她梦想着他可能活下来的生活。或者没有活下来会怎样。 如果避孕是很容易获得的，也许他根本没有出生。如果社会允许更公开地谈论性，他也许还活着。 或许他会有个自己的家庭。 凯瑟琳想着自己的家庭。她在一个没有禁忌的家庭里把女儿养到18岁。她把她抚养成一个没有人敢惹的女人。凯瑟琳想确保她的女儿从未经历过她所经历的一切。在她父亲带回家约翰婴儿尸体的那天，她失去了她的纯真。当她得知乔安妮和她受到了怎样的对待时，她感到震惊，但她回过头来看，她意识到正是那个时刻巩固了她对妇女权利的承诺。 凯瑟琳从未忘记，克里婴儿案的罪魁祸首是去谴责一个女人，却从来没有男人出来承担罪责。自那以后，爱尔兰社会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教会失去了很大的道德权威，受到丑闻、性虐待和蒂厄尼发现一堆非婚生婴儿的案件的影响。女权主义者掀起了小小的变革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爱尔兰海岸上的抗议浪潮不断膨胀。 1992年，里程碑式的x案件允许爱尔兰妇女出国堕胎行为合法，但附加了堕胎理由是具有自杀的威胁的条件。 2013年，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SavitaHalappanavar)在高威医院被拒绝终止流产胎儿后死于脓毒症，促使政府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妇女在生命危险时堕胎。 在乔安妮被冤枉34年后的1月份，警方终于向她正式道歉。他们承认，DNA最终裁定她不可能是约翰的母亲。他们还宣布，他们将重新审理约翰婴儿的案子。但对凯瑟琳这样的爱尔兰女性来说，这些都是不够的。 她认为，任何道歉或金钱补偿都不能能弥补乔安妮所受到的伤害。凯瑟琳意识到，爱尔兰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她知道，爱尔兰许多人仍然不愿谈论克里婴儿法案。法庭的笔录仍然不能向公众公开。 她说：“爱尔兰应该清醒过来，说这是不对的。”凯瑟琳说，她太天真了，太无力了，那时她可能无法结束这所谓的“中世纪政治迫害”。 布里吉德自愿挺身而出，领导这项新调查的侦探沃尔特·沙利文(WalterSullivan)表示，这是回到每个人身边的一项标准的协议，其中可能包括凯瑟琳。 警方不愿对这起案件发表评论，只是为了反驳只有女性才被视为嫌疑犯的说法。沙利文说，新的调查重点是DNA样本，这可能有助于识别婴儿约翰和他的父母。对这里的许多女性来说，一种熟悉的模式再次出现。 爱尔兰再次呼吁就堕胎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教皇再次被安排访问。只是这次，他的访问将在投票后进行。这次，凯瑟琳确信爱尔兰妇女比以前更清楚自己的权利。 当他们在今年5月25日的堕胎公投中投票时，他们将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总理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爱尔兰妇女权利的关键一步。 尽管她的国家准备创造历史，凯瑟琳却在凯尔西温(Cahersiveen)与她的女儿和生病的父亲在一起度过这段时光。88岁的父亲变得虚弱起来，不再有能力照看约翰的坟墓。 墓碑已经被毁了好几次了，凯瑟琳和她的家人都担心对约翰婴儿一案的新一轮兴趣会再一次带来麻烦。在这个雾蒙蒙的下午，凯瑟琳从砾石上拔出杂草，清理坟墓，仿佛是自己的坟墓。 Baby John would have been 34 this year. 约翰宝宝今年就34岁了。 当凯瑟琳离开坟墓时，她看到一只毛茸茸的熊在墓地门口的泥泞中被玷污了。它的膝盖弯曲着，就像祈祷时一样，眼睛闭着。 爱尔兰向乔安妮·海耶斯道歉，但婴儿约翰却从未得到和宁，凯瑟琳相信。 如果没有公正的调查，他就永远不会安息。 她很肯定婴儿的真正妈妈仍然住在附近。 她希望那个女人能在没有耻辱或恐惧的情况下勇敢站出来 “我们的社区还在处理过去的一个黑暗秘密，”她说，“进步的唯一方法，凯瑟琳相信，就是宣布那个母亲无罪。然后，也许，宝贝约翰将能够最终得到安息。” Editor: Moni Basu Production: Ivory Sherman Map: Henrik Petterson 编辑：莫尼·巴苏 制作：象牙·谢尔曼 地图：亨里克·佩特森 西方为了可以自由堕胎而奋斗挣扎，东方为了不被人工引产而四处躲藏，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复杂多样，我看到的都是为捍卫权利而痛苦。在爱尔兰时，我看到许多上海来的夫妻过来领结婚证，因为爱尔兰离婚是非法的，向往着爱情的天长地久。而爱尔兰女人却为不能离婚而倍感困扰。我明白了人类社会，也许有些东西很难分出对错，但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追求的一个崇高不变的目标，仍然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