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

君士坦丁堡之战 1453年 拜占庭帝国灭亡：无人回应的“教训" 2008年1月，为纪念拜占庭帝国陷落555周年，俄罗斯拍摄了一部长70分钟的电影《帝国的灭亡：拜占庭的教训》，电影解说人、脚本作者是东正教大司祭吉洪-谢夫库诺夫。该片播放后立即引起反响，成为俄罗斯本年度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电视台为此专门做了访谈节目，将吉洪-谢夫库诺夫本人、作家、学者、政论家等请到一起，展开讨论；许多俄罗斯著名报刊杂志都曾刊载相关文章，发表看法。该片甚至引起欧洲国家重视，纷纷做出解读——类似讨论至今也没有结束。 在庄严凝重的音乐中，大司祭吉洪-谢夫库诺夫开始了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娓娓讲述：拜占庭帝国是最伟大、最长寿的帝国（存在了1123年，超越所有帝国）、最辉煌的文明，曾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随即话题一转，讲到西方与俄罗斯对拜占庭文明的不同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同发展道路：不计其数的财富被十字军劫掠（至今还藏在伦敦、布鲁塞尔、纽伦堡、巴黎等地的博物馆），拜占庭的财富使威尼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决定着各民族的金融命运，也使欧洲资本主义得到疯狂发展，“野蛮的西方靠侵略、掠夺、摧毁拜占庭帝国也变成了文明的西方”。 解说人承认：俄罗斯人的祖先虽也曾掠夺了帝都（君士坦丁堡），但是，与西方人不同，罗斯人认识到：“拜占庭真正的宝藏不是黄金、宝石，甚至也不是艺术和科学，而是上帝！”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考察各国后发现，只有在拜占庭才有人与神之间的交流。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大公赞叹：“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置身天上还是尘世”。罗斯人没有建银行、资本、博物馆，而是建立了罗斯国家，成为拜占庭的精神继承人。 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伟大帝国最终走向衰亡？《拜占庭的教训》提供一个文本，其揭示的根源让我们收获了丰富庞杂的信息，其中体现了对苏联帝国解体原因的认识和对苏联命运的历史悲叹；俄罗斯社会政治现实、俄罗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俄罗斯现状、及其问题的解答；俄罗斯内政外交中发生的一切“路标转换”；等等。《教训》仍延续了1991年以来俄罗斯思想界的命题，对于了解俄国动态的人来说，这些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当俄罗斯和世界经历了非同寻常的2008年后（北京奥运会、俄-格军事冲突、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等等），《拜占庭的教训》提出的问题似乎占据了俄罗斯思想的制高点。 在《拜占庭的教训》看来，导致拜占庭灭亡的，并非外敌侵略、自然灾害（地震），而是内部问题。首先是拜占庭国家丧失了对金融的控制，大批资金流向发展中的欧洲。拜占庭主要的资金资源是从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行的庞大的国际贸易中收取关税，而“西方”（即欧洲）用真真假假的欺骗手段，与阿列克谢·科穆宁皇帝签署了国际贸易合同《黄金文书》，严重损害了拜占庭的利益。在外来商品冲击下，帝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衰退；安德罗尼克皇帝试图挽回危局，但为时已晚，他本人也被杀害。威尼斯作为国际金融寡头，1204年招募了由法国人、德国人等组成的十字军劫掠、焚烧了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宣布向否定全欧洲价值的体制宣战，随后，西方开始将拜占庭帝国视为“邪恶帝国”——“这一形象甚至在以后都曾被从意识形态武库中取出运用”。尽管50年后，君士坦丁堡被解放，但是，已经遭受致命打击，元气大伤。 另一个问题是腐败和寡头。尽管反寡头、反腐败斗争持续很久，但见效甚微。国家对寡头失控，直到1453年土耳其人兵临城下时，寡头们都不愿拿一分钱，而且还在继续捞取国库所剩无几的钱。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年轻的土耳其苏丹震惊于一些普通市民的富有、国家却无钱用于防卫。苏丹将几名富有市民叫来，问：为什么你们不出钱用于城防?这些市民无耻地答道：我们就是为苏丹陛下您珍藏这些钱的。苏丹对他们处以极刑：砍去头颅，尸体拿去喂狗；而那些逃往西方、试图藏匿财富的寡头们同样未得善终——被西方朋友无情地抢光，在赤贫中过活。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帝国后期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甚至皇帝频繁更换，导致政治不稳。瓦西里二世是最成功有为的拜占庭皇帝（是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的教父），他建立了垂直权力体系，消灭了边疆的分裂运动，镇压了叛乱省长和寡头，清洗了政府，将被掠夺的财富收归国有；他在位期间每年收入90吨黄金（俄罗斯直到19世纪初才达到这一数字），甚至留下一笔巨大的“稳定基金”，用于军事改革和建立职业军队，可惜被继承人挥霍，导致社会腐化、堕落。拜占庭史学家米哈伊尔-普塞尔痛苦地写道：正是由于不合理花费，使帝国生病了。 帝国晚期还出现了民族问题。由于希腊人的傲慢，导致帝国歧视斯拉夫人，使他们被疏离、互相敌视——他们本可在反击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帮助帝国的；西方从中挑唆，让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仇视希腊人。西方也曾答应给斯拉夫人物质和军事援助，但只是欺骗，使巴尔干各族长期处于土耳其的桎梏之下。帝国对遥远的边疆地区失控，各省与首都产生深刻矛盾、走向分离，国家日渐衰弱。帝国境内大量异族人侵略性十足，他们对帝国虎视眈眈，并排挤信仰东正教的本地人。 内部分裂和走西化道路。从13世纪末期开始，帝国内部形成两派，一派主张要依赖自身力量，发展自身潜力，西方道路只是备选，经严格检验后局部实行；而亲西方派则认为拜占庭帝国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已经衰竭，必须走西方道路，彻底变革国家制度。在西方支持下，亲西方派占了上风。在他们的领导下，帝国内部实行了军事、经济改革，导致帝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走向毁灭。西方派还重审国史，他们不是理性地批评，而是让社会“毁灭性地自辱”：“一切西方的东西都被拔高，一切自身的都被贬低了”。拜占庭史被歪曲，信仰和传统都被颠覆，军队被贬损。富有的拜占庭青少年到外国上学，学术精英移民西方。一位匈牙利人乌尔班提议皇帝建巨炮对付土耳其人，但是国库没钱，富人又不愿出钱，乌尔班愤而投奔土耳其苏丹，苏丹为乌尔班的大炮项目倾力投资，于是，“这位拜占庭学校毕业的优等生终结了帝国”。军队改革失败：拜占庭帝国原有一支有效的常备军，但是建立新型军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而瓦西里二世留下的稳定基金已被挥霍。当时，帝国向往西方的骑士制度，决定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军队，最终摧毁了军队。此外，“最可怕的打击”是教会合并，东正教会服从罗马教皇，1274年，拜占庭使者首次承认罗马皇帝的无上地位。但是，后来的教皇主张欧洲利益至上，要求拜占庭按照西方模式彻底变革，因拜占庭没有照办，就将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帕列奥洛克革出教门，号召欧洲对其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由于拜占庭人背叛了信仰，也丧失了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拜占庭人的精神被摧毁了，“而这是摧毁国家的最后一击：人民不想再活下去，甚至不想繁衍后代”。很少有家庭生孩子，新生儿常常因为缺乏父母呵护而死去；堕胎成为普遍现象，自杀成为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意识形态崩溃、或失守：帝国主动放弃了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教育，迎合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对个人的暴力”的蛊惑性思潮，因而，侵略性思想便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危机导致悲观主义情绪蔓延。社会道德堕落、互不信任、沉迷于占星学，酗酒成为杀害男性人口的大患，知识分子沉迷于新的神灵崇拜，“有意识地、无耻地摧毁了人民的基督教信仰基础”，家庭危机也出现了，帝国的出生率越来越低，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150个拜占庭知识分子中，只有25人建立了家庭。“一个曾经为世界提供了精神飞升的巨大榜样的伟大民族中，现在充斥着恬不知耻和内讧。14世纪初的一位俄罗斯朝觐者曾写道：希腊人是一些没有爱的人”。 “一些有识之士虽然看到了帝国的灭亡前景，但他们的声音没人能听到”。在教会合并后，连教皇都信仰了拉丁欧洲的信仰。最后一个因素，面对土耳其强敌，西方背叛了拜占庭的利益。1453年4月，土耳其人围困君士坦丁堡，有人曾劝苏丹撤围，以免两线作战。许多人都相信，西方会援助拜占庭；但苏丹没有听从，而欧洲也没有兑现承诺。帝国内部还有“第五纵队”。除了西方派之外，又有了亲土耳其派，首席大臣卢卡-纳塔拉是亲土派代表。君士坦丁堡城破后，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打算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长官，但是此前，听说纳塔拉有一位14岁的儿子非常美貌，要求他做自己的娈童；纳塔拉感到震惊，拒绝这一要求，于是他和他的儿子都被杀死。最终，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在一番历史巡游之后，主持人开始抒情地感慨现实： “现在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是另一些民族，实行不同的法律和别样的道德。拜占庭的遗产对于外来者来说是异类，因而要么被摧毁，要么被彻底改变了。那些没有被征服者消灭的希腊人的后代在很多世纪里都成为自己国土上的无权的奴隶。西方对拜占庭及其继承者的仇恨之深，已经渗透到基因里，持续至今，甚至连西方自身都不可理解”。“如果不理解这一奇怪、但却确切无疑的事实，我们就冒险不能理解早已逝去的历史、以及20世纪、甚至21世纪历史中的许多事情”。 “在革命前，我国曾对拜占庭进行认真的研究，但从理论知识中我们没有做出应有的结论。苏联的第一个十年中，拜占庭问题研究被翻转了，后来被官方禁止；而且布尔什维克镇压了所有留在国内的拜占庭问题专家，少数人逃往国外。1943年苏联高层遵照斯大林的命令，通过决定恢复对拜占庭问题的研究。为什么恰恰是1943年，难道不能找到其他时机吗?确实不能，斯大林终于明白：应该向谁学习历史”。 “一个伟大城市，如此长久地遗忘了父辈的古老法律，甚至也没有为它保留名称，但她仍可最后一次服务：讲述一个大帝国前所未有的伟大和大幅衰落”。 一切类似的历史影片都最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多方诟病，《拜占庭教训》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有人从中挑出了历史知识的“硬伤”（如，7世纪时，阿拉伯几乎占领了拜占庭的全部领土，偏安一隅，而电影给人的感觉，似乎在一千多年中，拜占庭始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还有人则认为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为俄总统选举造势，是官方订货。但也有人积极肯定了该片，认为这是在宣传方面对西方的回击。有史学家表示：该电影当然无关乎学术研究，但却有助于教育青少年，培养爱国心。而最重要的，是从该电影中可以解读到俄罗斯思想、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某些潜在或现实的变化。《拜占庭的教训》把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政界的主要动向都不同程度地加以糅合，通过拜占庭帝国这一躯壳概括、展示（电影中甚至直接用“西方”的字眼，而不是欧洲、或某个特定国家），如：俄罗斯传统对西方文明的优胜，对西方文明的鄙薄：“当拜占庭文明达到顶峰时，欧洲还在侵略、掠夺，掠夺、侵略”；西方是狡诈、虚伪、不可信任的，对拜占庭（俄罗斯）有不可理喻的成见，对拜占庭的文明的核心价值东正教很不屑，甚至仇恨，因而判定：应该消灭（“如果需要，就将拜占庭与其精神继承人一起都消灭”）；西方称拜占庭是“邪恶帝国”（而里根政府曾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多年来，在苏联解体、车臣战争等问题上，俄罗斯学界一度流行西方“反俄阴谋论”，同理，西方也有摧毁拜占庭的阴谋；俄罗斯是一种特殊文明，必须走特殊发展道路，正如“拜占庭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一样；对集权制度的历史作用予以肯定：“拜占庭是个集权的官僚国家，这绝不是她的弱点，而是一种历史性力量”，相应地，包括苏联模式在内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将国家视为最高价值之一，“这在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是不可理解的”；等等。此外，俄罗斯的现实问题也几乎被简单照搬到拜占庭历史中：腐败、寡头、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资金外逃等等。《拜占庭的教训》这种用现状关照历史、用历史演绎现状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东正教的雄心壮志：只有东正教可以救赎俄罗斯。东正教觊觎俄罗斯国教的地位，控制俄罗斯国民的灵魂，实现政教合一，再现俄罗斯帝国时期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三位一体时代那样的辉煌。此外，近年来俄罗斯学界还有一种“回归”帝国传统的倾向。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帝国管理模式适于俄罗斯，并为此积极论证，出版社还曾推出一批“帝国思维”丛书，武装人们的头脑。以帝国为题的学术著作、政论、层出不穷，帝国似乎也是俄罗斯的备选方案。而更深远的一个背景是：从1991年新俄罗斯诞生后不久，俄国政治精英就发现了意识形态缺失。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可以用来摧毁苏联，但却不足以用来建设新俄罗斯；在摧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之后，俄国无法凝聚国民，也无力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压力，融入西方的道路已被证明行不通，甚至只是招致屈辱。1996年，叶利钦总统就下令制订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叶利钦在其任内未能完成这一使命；继任的普京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虽有很大起色，但同样是力不从心，“主权民主”、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正面积极的评价苏联历史，仅仅是为建立新的国家思想储备了材料，但本身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就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来说，俄罗斯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仍然在探索的道路上，但已是呼之欲出。 2008年8月8日，在南奥塞梯，俄罗斯还对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发起断然反抗，为俄罗斯制订国家意识形态注入动力，填充了内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较轻，俄罗斯甚至主张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俄罗斯对于走独立道路已找到自信。 1951年，俄罗斯哲学家伊利英曾写道：“俄罗斯知识分子想象说，似乎俄罗斯应该借鉴西方现成的国家模式、并将其移植到俄罗斯后，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样一个时期已然过去”。现在，俄罗斯面临史无前例的历史境遇，看起来，1990年代初期的类似“想象”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回了。

转自老师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