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

作者：阿里夫·德里克 吴静研 译 邓正来 校 我想在此简要地讨论中国近代史编史学（historiography）在诠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由我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编史学中存在的危机引发的。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我的讨论是针对美国当今的汉学界，在次要一些的程度上，它也与欧洲汉学界有关。我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由于这种感觉更多地是基于印象，而不是基于全面考察，我将不对当代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作直接的评论。我真诚地希望能从读者有关中国史学的知识与洞见中获取教益。

本文所说的“危机”是指“一种范式危机”，这个术语是六十年代通过美国科学史专家托马斯·库恩有关科学发展史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而被引进学术语言的。我将在稍后讨论此一概念，并就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在史学中是否可用或是否很合用做一些简要分析。无论如何，这个术语有助于我们注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状况，即现有的历史解释已不足以解释过去，而又没有更为紧凑连贯和/或更具综合性的解释取而代之。导致这种状况的缘由很多，其中包括汉学界本身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与各种单一面向（one-dimensional）解释相冲突的史料急剧增多。但是，所有缘由中最突出者却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先前的历史解释曾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它构成了指导历史探究的问题群的核心。既然这一革命乃是一逝去的事件，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这样，我们近代中国史研究者面临的不仅是如何解释过去的问题，而且是比这远远难以把握（并具有颠覆性）的问题，即需要解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过去。

范式危机显现的不确定性虽然会令人不快，但我们却不必为危机感到遗憾。因为它也提供了脱离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并重新思考历史问题的可能性。不无遗憾的是，汉学界至今也未直面这一挑战，而是致力于用其他陈旧的意识形态解释来填补革命隐退留下的空间。我将对这些解释中比较突出的几种作简要的批评。我的基本观点是，这些“新”解释无视革命问题，因而就不能解释近代中国史的若干重要方面，这一现象与先前的革命史学把革命视为一切历史问题的中心的作法异曲同工。如果说它们解释了某些事情，那也是以取消和无视那些不适合其解释的现象为代价的。换句话说，这些解释的意识形态化与他们所抨击的革命史学相比毫不逊色。笔者在下文中主张，对于一种为意识形态所局限的编史学，用另一种有同样局限的意识形态化编史学来取代，是不能达致批判性编史学的。要想达致批判性编史学，就必须明确有必要用旧编史学的见识来考究新编史学的基本观点，正如新编史学批判性地考究旧编史学一样。

新近编史学对革命范式的抛弃

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非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毋庸置疑，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是按照其成就而被正面评价的。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Anne Thurston的《人民公敌》（Enemies of the people）出版于八十年代后期，研究的是文革期间的暴力现象。Thurston将此现象归因于中国人的道德堕落与心理变异，在她看来，文革期间的暴力不能单纯从上层导向来理解，因为人们是直接参与并彼此施暴的。Thurston的结论是，这种普遍的暴力癖好产生于堕落，而后者则要从革命年代中国人的心理变异来解释。

Thurston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知识分子。两年前出版的另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去年获得亚洲研究学会的Joseph Levenson奖）则重新考察了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这场土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革命在帮助农民摆脱压迫与剥削方面的若干重大成就之一。该书的作者为Edward Friedman、Paul Pickowicz与Mark Seldon（他们先前都是毛主义者），书名为《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这一书名已经暗示了内容的倾向性，乡村是中国的，国家却是社会主义的，从而，社会主义便体现了一种外部力量对中国乡村的侵扰。这一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二次大战直到1960年代，其结论是共产党在战争年代与人民共和国初期（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应）的土改给农民带来了利益，但集体化却阻遏了乡村经济发展，毁灭了乡土社会。也许，此书最具摧毁性的结论在于，集体化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苦农民以权力，反而将乡村的权力交给了地痞和懒汉。换言之，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此外，类似Thurston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此书的作者们断言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

法国学者Marie Claire Bergere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从二十年代上海资产阶级的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革命的得失。该书亦是近年出版（原稿是为《剑桥中国史》写的）。Bergere的著作之所以有典型性，是因为她所声称的有关其书的两个事实。Bergere曾受业于著名的法国马克思主义汉学家Jean Chesneaux，据其书中导论所言，为了撰写这部著作（它是有关中国资产阶级的少数杰作之一）她不得不与自己先前的导师决裂（并且由此从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另一个事实更为深广（也更为根本），这就是中国革命形势本身的变化。据Bergere所说，她曾对是否发表自己的著作犹豫多年。因为从中国革命明显的成功来看，资产阶级由于其最终的失败而显得无关紧要。然而，现在形势则迥然不同了，中国政府从革命转向现代化，并再次允许一个资产阶级出现，这就赋予了中国工商阶级的历史以新的重要性。值得提及的是， Bergere还承认从研究法国革命的法国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启发。这些史学家在八十年代开始对有关法国革命是否成功的论断提出疑问，转而认为如果没有革命，法国会更快、更有效率地实现现代化。换言之，Bergere对中国革命的重新诠释，是全球性的质疑近代革命的语境中的产物。

与此类似，革命与现代化的对比也构成了Jonathan Spence《寻求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的概念框架，此书颇为流行，并对文化研究有影响，出版于1*9*8*9年事件后不久。Spence在导论中写道，虽然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但晚清以来的中国从未成为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中国革命不仅未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在此，革命又一次成了失败的故事。

然而，革命带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可能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这一论点是近来有关清末民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讨论的基本前提。从事这一讨论的学者如Mary Rankin、William Rowe与David Strand等在其研究中认为，在清代，随着地方士绅日益卷入公共事务，已经有了针对国家而维护社会自主权利的迹象。到了民初，这股势头更趋强劲，二十年代从商会到工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在公共领域里日益体现其成员的利益。上述学者里虽然很少有人明确认为这些趋势也意味着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的出现，但他们的论述给人的印象却是，这的确就是事实。只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阻断了这种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又重新强化。换言之，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不仅阻碍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且扼杀了民主化进程的萌芽。

关于寻求理解近代中国的替代方法的学术新趋向的意蕴，尤其是当涉及马克思主义方法时的意蕴，还有一点值得说明。与革命遭到否定相应，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两个中心概念——帝国主义与阶级——也遭到或含蓄或明确的拒斥，而在过去的近代中国史解释里它们却起着主导作用。前文引述的大多数著作在其对中国革命的解释里均无视帝国主义问题，其处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式则似乎认为这全然是中国社会的内在问题。更有甚者，在现代化是可欲的当然设定下，论者们至少还暗示性地指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冲击总体上应予肯定，至于由此而生的诸种弊端，必须在中国社会内部寻求根由。 论者们还认为，对于中国社会里那些推进或有助于现代化进程的群体（诸如Bergere的资产阶级或Rankin的热心公益的士绅），可以撇开他们在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关系里的位置来作分析，应当从他们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从他们的阶级利益来分析其思想与行为。其他一些著作也建议，在探究近代中国时不要强调阶级分野与阶级冲突。近年来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与Prasenjit Duara关于三十年代乡村关系的研究即使没有否认乡土中国阶级对抗的存在，也将其淡化了，Duara的著作特别强调各阶级文化上的一体性，但却从不追问这种一体性是否并不意味着文化同质性，而是意味着文化霸权。正如Friedman、Pickowicz与Selden的著作所显示的，一些论者也同样认为，阶级冲突并未促进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利益，从中渔利的反倒是社会中的不良分子。这几部著作分别获得各种汉学奖，正可显示出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析概念的支配性态度。

这些著作足以为我希望提出的论断作出注脚：论者们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发展的障碍。我在前面指出过，这种观点本身并不是全新的。保守派学者们，诸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Roman Myers与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Thomas Rawski，长年以来就辩称，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市场经济会较有利于发展与人民福祉。从而，近年来对中国革命的重新评价可以视为是对这些观点的肯定，或是如普林斯顿大学的Gilbert Rozman所描述的“现代化对革命的胜利。” 如果现代化确实已经胜过了革命，那就可以声称一种新范式（现代化范式）已经取代了旧范式（革命范式），而有关“范式危机”的讨论便都是废话了。这或许是一种事实，尤其是因为近来似乎谁要想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毛主义的倾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追问，这样一种“胜利”会有什么政治含义，是否现代化范式与旧范式相比就不那么意识形态化，它的“胜利”对于批判性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有具有什么后果。 在设法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就那种应用于史学研究领域的范式概念做一简要讨论。

范式与范式危机 库恩的范式概念，概括地说，乃是指导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解释模式。在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虽然它可能会受到质疑，但只要它能成功地解释它所旨在解释的现象，其主导地位就不会动摇。随着与范式解释相冲突的证据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以致于无法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着手寻求能更好地解释论据的新范式，这时范式危机便爆发了。库恩断言，科学家共同体会尽力坚持原先的范式，直至其有效性再也不能维持。这倒并非单纯出于保守心态（虽然不排除这一因素），而是因为科学研究有彻底性的要求，在放弃一个范式之前必得先证明其无效。另一方面，一个新范式要能被接受，就必须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力解释的证据。换言之，新范式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的解释更具有包容性。这方面的经典便是爱因斯坦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的关系，后者之所以为前者取代，并不是由于它错了。而是由于它的解释范围比较有限。

要将范式概念一般地运用于社会科学与特定地用于历史学，显然需要对其做出修正。首先，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声称历史学要追求科学真理性，历史研究毕竟没有自然科学研究里那样严格的有效性标准和验证过程。历史学家所谓的“科学性”不过是尽可能全面彻底和系统地组织史料，或许还加上了解史料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必要的，因为在其他历史学家需要之时就可以验证一部历史著作的结论。即便这样，史学研究者都很清楚，两个历史学家在同样史料的基础上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然科学家在研究中能够竭力控制其所研究对象的状态，与此不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总是在他无力控制的情境（context）里发生的。对情境的理解不同，也会影响对有关现象的理解。如果说社会科学家们也致力于控制事实状况（正如那些妄称科学性的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的作为），那也会因其割裂事实而付出代价。因为这类控制意味着回避构成所研究现象之根本情境的日常生活之复合境况。

其次，鉴于上述情况，历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就无可化约地是阐释性的，换言之，必须由历史学家来阐释现象与情境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现象本身的意义。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是主观武断的。从事阐释的史学家必须意识到自己受史料与理解的限制。然而，这倒确实意味着史学家成了他所解释的历史情势的组成部分，他的倾向、愿望与意识形态成了解释过程的构成因素。自然科学也会是高度意识形态性的，它的当代批评者即如此断言，甚至有些科学家也对此首肯。但是，自然科学有一个本质特征，即科学家的个人性在科学解释中几乎不起作用，从而倾向于气质颇为不同的人也会得出同样的解释。作为一种知识事业的历史学不可避免地受史学家的个性影响。事实上，历史学可以视为历史学家的创作，正是有鉴于此，才会一直有观点认为，比起与科学的关系，史学与文学（当然未必是指虚构）更为贴近。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所能做的至多是尽力全面地理解解释的多种可能性，并对史料与解释的局限有一种批判性的自觉，以便能批判性地评价历史阐释。也许需要记住的是，导致认为虚构历史的诸种方法中有一些方法源出于对科学性的妄称，这种妄称使得批判性自觉纯属多余。

可见，在史学领域说有通行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大可能认为有一种唯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即使是在某些范式似乎具有支配性之时，它们也不可能主宰所有史学家，甚至也不会主宰大多数史学家。相反，它会遭到从其他范式的角度所提出的质疑与批评。在史学里，比起说有一种主导范式，更为妥切的说法是存在着各有其知识与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

在某种程度上这已涉及史学作为一个领域的构成状况了，我在此最后想论及的就是这一问题。在自然科学里，无论有关范式之有效性的声称是否属实，范式最终都得以维持，因为它们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强制推行的，而这种共同体的同一性远比史学家为大。专业史学家们从未垄断历史研究领域，他们总是得面临那些迎合普通人的历史好奇与愿望的通俗史学家们的竞争，这就使作为一种知识探究领域的史学的疆界何在成了问题。专业史学家的著作与科学家的著作相比，前者与日常生活的纠缠要远为密切，他们对历史的意义各抒己见，从而对哪种研究立法最佳也意见分歧。正是出于这一状况，才可能存在着彼此竞争的范式，而有组织地控制史学领域的努力也时时受到抵制。有些人或许遗憾地将这种状况视为获得“科学的”史学的障碍，但显而易见的是，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据此我以为，在史学领域，出现一种支配性范式是既无可能又不可欲的。至于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学的分析与解释就不必内在融合一贯的问题，我想放到本文的结论部分讨论。

结论性评述

作为结论，我想回到先前一节所提出的问题，对将“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史研究范式的观点作一评论。这里应当记住的是，“现代化”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并非新出，在二战后的年代里，它就统治了美国与欧洲社会科学的思维，也支配了对中国的理解。只是到了六十年代，由于全球范围的发展，它才受到革命范式的挑战。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革命范式烜赫一时，以至现代化论者也觉得必须将革命（与社会主义）纳入现代化论之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发展模式。与此同时，革命的挑战甚至使人们认为需要修正现代化论本身，Samuel Huntington著名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是突出例子。该书承认现代化本身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过程，以至爆发革命。为了防范这类后果，Huntingdon建议可以实行威权统治，以此取代了一直支配着现代化过程理解的自由主义的现代化理念。当前出现的将现代化作为范式的观点，要么是忘却了现代化理念自身的历史，要么是把那种为回应在革命范式的挑战、重新界定现代化理念而来的现代化的威权主义理念视作了当然。换言之，现代化作为一种理念在今日已较四十年前更为复杂，正如作为其不明言依据的资本主义诸模式之复杂一样。从当代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无法明了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诸种歧异——例如在欧美资本主义与东亚、东南亚较威权化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歧异——被遮蔽了。

一种本身就需要解释的范式显然不能用来很好地解释别的现象。有鉴于此，用这样的短语来称谓“现代化”或许会有帮助，即“一组与资本主义有关的发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apitalism ）。我们当前的情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革命的胜利。由此粗略地说，我们至少有必要探察这种资本主义，探察其内在歧异，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历史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与十九世纪或更早时侵略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驱动力的资本主义同属一物呢？

这里谈及的是历史解释本身前后的关系。毋庸赘言，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近代中国研究新方法是由后毛泽东的中国局势演变所支持和强化的，那里早先的革命发展战略已被放弃，取代它的是努力与当代世界的状况（以及压力）妥协的战略。这一事实在前文引述的Bergere的书中有清楚的陈述，其他著作在这点上也无二致，包括对市民社会的新兴趣在内。正如史学家们早已明了的，现在总是产生对过去之新洞识的源泉，有时甚至能使我们解释过去的方式全然改观。新的洞识总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所谓现在对过去的型塑应当怎样来进行呢？我先前对范式的讨论应已表明，一种新范式并非由于其新颖就可以取代旧范式，而是因为它在同时解释旧的与新的史料方面做得更好。 在中国编史学新近趋势里存在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它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对此可以举《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书为证。该书作者们的目的之一是质疑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里描绘的关于中国土改的较早的形象。《翻身》是作者由亲身经历而作的第一手记述，它曾型塑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包括《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作者们在内。按照Hinton的描绘，土改成了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解放的史诗性事件。这一描述显然是理想化了。然而，任何一部质疑其陈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的过程中，应当会对其描述作明确的剖析，指明其错在何处。然而，《中国的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罕有提及Hinton的记述，却径直越过它，给出自己的理解。上文引述的多数著作都有这一问题。无论是论述土改、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市民社会，论者们都是撇开先前基于帝国主义、阶级等概念的解释，直接进行其与革命范式相悖的论述。 这样，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就同早先基于革命范式的解释一样陷入了片面和只看眼前的泥坑。后者就是在六十年代的革命风暴刺激下，将革命变成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式，使革命成了所有历史理解的首要前提。与此类同，当代学者对中国八十年代变革的着迷使得他们只按这些变革来阐释过去，对于早先编史学提出的问题则置之不理。先前对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兴致消失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是关于资产阶级、商会及作为现代化中心的通商口岸的种种著述，至于这些新“发现”对旧史学问题有什么意义则只言片语也未见到。这种弊病就是我在说新方法是意识形态化之时所指的东西，它使论者们预设的现代化范式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偏执于一组问题而忽视了另一组问题，他们所宣称的对旧方法的胜利也过于片面与不完整，在这些方面其与旧革命范式如出一辙。 换言之，新范式的弊病与旧范式一样，在于对中国历史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首先，新范式就漠视它自身的历史。如上所述，现代化概念有其与资本主义演变密切勾连的演变史，当前的讨论却罕有承认此点。它们几乎对传统资本主义与当代全球性资本主义不予区分，因而也不区分中国社会之国际环境的前后改变。其次，新范式无论是对革命还是阶级、帝国主义等问题，都采取了非历史的方法，恰恰是因为在今天看来革命丧失了吸引力(无论是出于物质的还是道德的理由)，我们才不能推认早先的人们也会这么认识其境况。由于革命在今天不可欲就宣称它是一场畸变，实际上就是用现在的观念与条件来取代历史上的观念与条件。 一种可行的范式必须经由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当代史家与其先辈的对话来构建，这样它才可能以最具包容性的方式解说过去。与自然科学不同，对史学家来说，一种包容一切的范式也许既无可能又不可欲，范式的多元并存在其缺乏统一的同时却允许了人们从不同洞见与视角从事分析，虽然不一定连贯一致，但这却使包容性有了可能。我们时代的一个讽刺性事实或许就是，尽管一再宣称有了更多的民主，但知性选择的空间却变小了。在革命范式如日中天之时，我们还可以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中国史研究方法里轻易地找到替代范式。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似乎较前更趋安全，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由资产主义所支持的现代化范式似乎也不可动摇了。正是这样的缺乏挑战的状态，我称之为范式危机，因为我们面临的情形是，一种主导范式尽管在解释过去方面有明显的缺陷，却依旧维持着其统治地位。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种关于近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真正批判性的编史学，那么就需要发起这样一种挑战。 录自《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春季卷，第135-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