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与发展》读书笔记
1.著名的复杂性科学研究者布莱恩·阿瑟在研究孟加拉国人口问题时发现，在孟加拉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东南亚、南亚甚至中国的贫穷地区，越穷越生有着深刻的生存对策原因，符合生态学原理。
追求多生多育或竭尽全力地去增加儿子的数量，多生孩子是个人和家庭利益的必然选择。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既然小孩很小就可以干活，多生孩子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劳动力，更大的好处。
尤其是处于法制边缘地带的宗法社会，家族人口与成年男性的力量主宰着家族间的社会地位与关系。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寡妇，其亲戚与邻居很容易就会剥夺其财产。所以，一个年轻的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尽可能地早生、多生儿子，儿子越多，地位越高，等到老了以后，其儿子也能保护、赡养她。所以族长们、竭力抓住儿子的妇女们和农业社会造就了高生育率，也造就了越穷越生的现象。
另外，孩子越多，边际成本越低，养第2个孩子的成本是第1个孩子的 60%，养第3个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个孩子的27%，但3个孩子对社会的回报却是一个孩子的3倍。
穷代表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代表了动荡。越穷越生虽然不一定符合整个族群的利益，但是却是个体生存策略的必然结果。
2.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对多育的客观需求和有利于家庭的选择，以及农业弹性就业（？？？）对这一多育机制的保障，经过漫长的历史重复，形成了一种凝固的生育模式并导致人们“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生育观。
贫困导致多育，多育又成为贫困的支柱。多育的观念，也成为人们传统观念的重要内容。 在农业社会三代同堂，子女的抚养成本很低，只需要满足基本的衣食所求即可。而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不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没有很高的生育率，没有大家庭的互帮互助，没有足够多的子女，家族的生存时刻面临着灾难。
3.在发达国家中，抚育一个子女长大成人所花的费用，要比发展中国家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例如，一个家庭培养一个小学生每年的费用，印度只需13.6美元，巴基斯坦只需9.8美元，而美国则需1 090.8美元，瑞典则需2 024.4美元。
并且，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时期，把子女培养到18岁所需的费用也大不相同。
例如美国，1935—1936年时约为1.7万美元，20世纪60年代约为4万美元，1979年猛升到89 950美元。在1979年的抚育费中，包括出生费2 168美元，食物费用14 561美元，衣着花费共4 860美元，住房费用17 686美元，医疗费用2 928美元，中小学教育费用829美元，大学费用20 000美元(公立)或32 000美元(私立)，交通费用 8 386 美元，其他6 532美元。1979年，美国一个中等收入者的年薪为20 000美元，而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却需花费4 300~5 000美元，占家庭收入的20%~25%。有的专家测算，在美国1981年出生的婴儿长到17岁，父母得花费23万美元，还不包括上大学的费用。
因此，发达国家的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少生优育，而不倾向于多生。
4.进入工业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的进步和富裕的生活，使得环境趋于稳定，资源趋向于公平占有，社会趋向于民主。这使得社会更类似于气候稳定，难以预测的天灾很少的环境系统，例如热带雨林，它是生态上饱和的系统、动物密度很高、生态位分化更专业、竞争激烈的系统。
在这种社会系统中，生态位分化更强烈，专业分工更细，工作竞争更激烈，人口竞争转向对于教育的高要求，这时候K-对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K-对策者受了更高的教育，竞争性更强，社会地位更高。而工作的压力，快速的生活节奏，对于享受的追求，妇女权利的高涨，也使得少生少育、计划生育在工业社会成为大多数人们的选择。
5.在20世纪之前，农作物所需要的氮肥来源十分有限。当时农业上所使用的氮肥主要来自有机物的副产品，比如人畜粪便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地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天然氮化合物的数量已越来越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需要。
进入20世纪，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合成氨工厂，开创了人类科学史的重要篇章。当前，世界上90%以上的氮肥是由合成氨加工成的。
20世纪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绿色革命”更是极大地提高了粮食单产和总产量。谷物世界平均亩产从1961年的95千克(此前更低)提高到2009年的234千克(同年我国约363千克，荷兰、比利时等发达国家超过600千克)。
近代人口爆炸很大程度还应该归功于疫苗的普及和给排水系统的推广。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等被有效控制，婴幼儿死亡率大大降低，人类预期寿命大大延长。
6.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中，具有出生率下降相对滞后于死亡率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特点（？？），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增长。
从1950年到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从17亿增长到49亿多，半个世纪人口增加了近2倍，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
7.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现象可能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人们为了抵抗高死亡率而不得不维持高生育率，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或者从这个假设出发，那么传统社会高生育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人们真正的生育意愿。
这个推论的重要含义是，死亡率下降是生育率下降的首要条件，因为死亡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的生育负担，即不得不生育的部分减少甚至消除了。
二是由于缺乏生育控制技术或不具备节育、避孕的社会环境而导致人们节制生育的愿望不能实现。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或者从这个假设出发，那么逻辑发展的结果应该是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表现了一部分不能实现的节育愿望。
8.(1)夏末商初，人口从大约1 500万下跌，跌幅不详。
(2)商末周初，人口比商代后期减少近四成。
(3)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人口约损耗一半。
(4)西汉末年，人口减少近五成。
(5)东汉末年至三国之初，减幅高达65%，实为空前绝后。
(6)十六国时期(4世纪初至5世纪30年代)，人口一直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
(7)隋末唐初，人口约减少1／3。
(8)“安史之乱”，人口在短时期内剧减二至三成。
(9)唐末和五代十国，减幅达三成。
(10)“靖康之难”，人口损耗达三成。
(11)元灭金、宋，人口约减少四成。
(12)元末明初，人口减少1／4。
(13)明末清初，减幅近五成。
期内年平均气温比16世纪末下降约2 ℃，是一次典型的“小冰期”，自然灾害之多之重均为古今40个世纪之最。此时发生了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人口剧减一半。鉴于其异常天象背景，17世纪已被特称为“明清宇宙期”。
(14)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人口约减少1／5。
9.撒哈拉以南非洲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流行艾滋病，现在已经泛滥成灾，至2002年11月，共有2 94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或患上了艾滋病，这一数字占到了全球同类指标4 200万人的70%。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全部人口中，成人艾滋病感染率达到8.8%，许多国家超过了10%，其中博茨瓦纳更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35.8%。
因艾滋病的泛滥，在今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那些艾滋病高发区，“我们能活多久”这句话，已不再是无病之呻吟，而是数千万不幸的人们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生死话题。
事实上，从1985年以来，在27个感染艾滋病严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约有700万农业劳动力死于艾滋病。在10个感染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中，劳动力损失达到了10%至26%。另据有关统计，至2000年底，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1 600万。
10.(1)城市化的压力，工资不涨，物价、房价高涨。
(2)年轻人享乐及养育儿女的标准提升，但是年轻人的实质所得却降低；年轻人已经难以依靠自己(或自己与配偶)的努力赚取足以结婚生子的资源。
(3)女性获得更平等的教育机会，使得年轻一辈女性生育年龄上升，甚至不婚、不生育。
(4)传统观念的性别歧视，使部分女性对进入婚姻有所疑虑。
(5)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更接近男性，甚至有女性比男性更适合现代职场的趋势，但女性及发达地区社会仍保有传统观念，要求女性婚姻对象拥有比女性高许多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同时也不给予未婚者压力，因此一些发达地区年轻人，尤其是男性，难以寻求适婚对象。
而就算社会及女性价值观改变，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夫妇必须都有全职工作才可能赚取足够金钱，因此双职工家庭在生养子女上居劣势。
(6)工时太长。
(7)社会福利不足。
(8)劳动人权、工作机会及平均薪资下降，如港澳台地区工时为世界第一高。
(9)痛苦的成长经验，包括校园暴力、不当处罚及虐童、升学压力，让年轻人不想生小孩让他们受苦。
(10)不当的媒体宣传。媒体经常宣传不孝子、啃老族，但并不会宣传多数子女就算无法亲自照顾父母，也会对父母尽监督看护之责，以及寻找养老院。
(11)社会大众观念错误。低估低生育率造成的伤害，误以为科技、外劳及移民能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社会也拒绝承认目前的社会制度是在压榨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