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第五代

午后在图书馆看书，大概是讲中国导演的谱系，看完脑子乱糟糟的，还有种莫名的愤怒。 阅览室有点阴冷，我跑到大厅的沙发上，晒着太阳睡了一觉。半梦半醒间迷迷糊糊想起两年前的一位老师，她讲，那些特定年代下的，黄金时代。 醒了。脖子疼，但是有种释然，像是有人体第五代们说话了。 看了些写张艺谋和陈凯歌和田壮壮的报道，有很惊艳的片段，竟然好几次起鸡皮疙瘩，想哭： 陈凯歌回到了自己「文革」中插队的云南，开始拍摄自己第三部作品《孩子王》，主创就四个人，导演陈凯歌、摄影师顾长卫、录音师陶经，再加上主角谢园。几个人凑到一起就争，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定要憋出特别好的想法，做出牛逼炸了的东西来。 电影之外的陈凯歌也是恣意和放松的。当时整个中国都特流行练气功，不拍摄的时候，陈凯歌、陶经、顾长卫三个人就结伴到树林里，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修炼」，但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儿，练着练着就沉不住气了，陈凯歌就跑来跟陶经合计，「陶爷，咱琢磨琢磨长卫吧。」——年轻时的张狂听名字就听得出来，陶经是陶爷，陈凯歌是凯爷，互相叫着好玩儿。两人合计的结果是陈凯歌假装修炼时「得道」了，练了一会儿就在林子里疯跑，敲打树木，呜哩哇啦乱叫。然后陈凯歌搬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搬起来给扔到了河里，然后就没音儿了。这一唬把顾长卫给吓得半死，陶经至今回想起来脸上都憋着坏笑。 那时候所有人身上都有一股劲儿，他们三个人当时有个破得可怜的音箱，拎到一座桥边，云南漫天都是星星，鼓捣好了三人就一遍遍地放德沃夏克的《致新大陆》，目的是要在云和月亮的流动中寻找灵感。「你想想，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放下心态来，凯歌今天绝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陶经说。 几年后，一个山西的小镇青年在大街上溜达时，看到了《黄土地》的放映消息，坐下看了10分钟，他就开始流泪，一直到影片结束。从此他立志要当导演，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个青年的名字，他叫贾樟柯。 整部电影拍下来，作为执行导演的张进战拿了3000块钱，他挺高兴，因为葛优也就拿了4000块钱。当时香港另一个剧组请他去当导演，开价5万港币，「天文数字了，我当然心动了。但是咱是搞艺术的，是吧。但真动了心了，就跟凯歌去说，我说凯歌，人家又跟我谈。他说，真的假的？进战，那片子咱们还能拍吗？咱这什么片子啊，咱这奔戛纳啊。」说完两个人一起哈哈大笑，继续投入到拍摄中。 陈凯歌的工作习惯是，每次拍摄前都要到那个场景里溜达一圈，那天陈凯歌去得特别早，他自己在一片衰草丛生的拍摄地来回踱步，一束光打了下去，屠楠按下快门，那一刻，他觉得，陈凯歌是真的很孤独。 青年时代那种为了某个细节互相争到面红耳赤的创作氛围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凯歌导演，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都是等他做决定的人，争一争的人，都散去了。 后来陈凯歌用过很多执行导演，有两个专门跑过来找过张进战，不为别的，陈凯歌老念叨，有时候他发脾气，嘴里喊的是，这他妈要是进战在这儿，哪用那么费劲。还有一次，张进战听人说，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小屋里，头低着，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仔细听，他念叨的是「进战啊，进战啊」。 「其实只要一个电话的事。」张进战说这句的时候，终于没忍住一个大男人的眼泪，「我知道他有时候，有时候他真的挺难的。」 张国荣的离世在张进战心里成为一个美好时代彻底落幕的标志，回不去的不只陈凯歌，大家都回不去了。 还有这个： 与张艺谋、陈凯歌都有过合作的编剧芦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比较高兴，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如果沿用金庸小说的说法来看中国电影的90年代，陈凯歌与张艺谋无疑分别是《笑傲江湖》里气宗与剑宗的大宗师。一个元气淋漓，如山呼海啸；一个招式迭出，如繁花落雨。其他导演都可以分别归入这两派，当然，也不乏脚踩两只船的——姜文就是这样的高手。 80年代，在《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剧组里，会聚了中国最优秀的电影人。 他们拍戏的方法与前辈不同，“攒戏”的办法就是聚在一起聊，其实就是头脑风暴，长久的头脑风暴。 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一个天才如何工作，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帮天才，包括陈凯歌、张艺谋、芦苇、顾长卫、吴天明、田壮壮等人在一起激情飞扬、指点江山的混乱场面。 演员姜文就是在《红高粱》剧组的“攒戏”中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导演。 据说张艺谋的“长聊”可以长达八个小时，直到所有人昏睡过去。芦苇回忆他们的90年代：“我们以前拍《活着》的时候，没日没夜地说戏，而巩俐躺在旁边的长椅上昏睡不止。那时他们还是恩爱情侣。” 最近听说了两个词：君子不器。强则易折。放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