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Hume, "My Own Life" 休谟晚年简短自传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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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描述自己的生平的时候，若是说得太长太多了，那么丝毫不带着虚荣心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决定要使它简短一些。也许，叙述我自己的人生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被认作是虚荣心的表现；但是，这一叙述仅仅是我在写作方面的小史、著作的记载，以及少量一些别的东西。实际上我几乎将我所有的人生都投入了文字方面的追求与工作。另外，我大部分作品的首次成功也不足以成为虚荣的对象。

我是在旧历1711年4月26日，在爱丁堡出生的。我出生在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不论是父亲的那一边，还是母亲的那一边：我父亲的家庭是何谟伯爵，或者休谟伯爵的一支；我的祖先都曾经是我兄弟所有产业的拥有者。我的母亲是发尔康诺爵士的女儿，民事最高法庭的主席：她的兄弟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名头。

但是我的家庭并不富裕。而且根据我家乡的习俗，作为一个年龄较小的次子，我所可以领受的遗产是非常微薄的。我父亲被众人认为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他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姐妹，由母亲来照顾。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尽管正当她仍然年轻而俊美之时，却完全将她自己投入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我顺利通过了普通的基础教育，在早年就被对于文学强烈的热情所支配，这种乐趣是令我保持愉悦的源泉。因为我好学的心性，冷静和勤勉的性格，所以我的家人认为法律是适合我的行业；但是除了对哲学与通识学问的兴趣和追求之外，我对所有别的东西都有一种自身不可抑制的抵触；因此当他们认为我在熟读富特（Voet）和维尼乌斯（Vinnius）的时候，我实际上我却在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il）这些作者的作品。

但是由于我微薄的财富状况，实在不适于这样的生活安排，并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因为我过于用功而略为有些衰弱了。我就有意地，或者说是自己强迫自己地去作出一些尝试和改变，强迫自己去尝试体验一种更佳活跃的生活方式。在1734年，我带着几封著名商人的介绍信去往布里斯托尝试经商，但仅仅数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适合我。我于是去到法兰西，打算在乡间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与此同时继续我的学习生活；在那儿，我顺利地实现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稳定追求。由于我微薄的收入，我在各方面都力求节约，以维持纯粹独立的生活。除去致力于提升在文学方面的才能这件事，我认为任何的事物都是可以看轻和放弃的。

在我隐居法国期间，首先是呆在了雷姆（Reims），但主要是在拉夫来舍的安如（La Fleche in Anjou），我写了《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法国安逸地生活了三年之后，我于1737年来到伦敦。在1738年末，我出版了我的《人性论》，随即立刻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他们住在他乡下的房子里，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财产方面做得非常明智也非常成功。

没有任何在文学上的尝试比起《人性论》来说还要来得不幸。他从印刷出来的那一天就死亡了。它是这样的无声无息，甚至连狂徒的任何闲言碎语都没有能够激起。（译者注：休谟这一句话被广泛征引：It fell dead-born from the press, without reaching such distinction, as even to excite a murmur among the zealots.）但好在我的天性是开心而乐观的，所以我很快地恢复过来了，在乡下继续我努力的阅读和学习工作。1742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文集》（Eaasys）中的第一部分：这部作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也使我忘记了之前的失望与不快。我和我的母亲、兄弟继续待在乡间，并且在那段时间里我重新捡起了希腊语，这是我在年少时期所忽略掉的一部分知识。

1745年，我收到一封来自安南戴尔侯爵（Marquis of Annandale）的信，请求我和他一起去往英格兰。我后来发现这位朋友，携同他的家庭都期望我能够给予他一些关怀和指导，因为他那时候的思想和健康状况都不妙，需要我提供一些帮助。我与他一起待了1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这一任务使我微薄的财产等到了大大的增加。接着我收到了圣克莱儿将军的邀请，随从他作为远征团的秘书。这个远征团本来是要去加拿大的，但是最后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第二年，1747年，我又收到这位将军的邀请，仍然是陪伴他，做他的秘书- 他要去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做军事方面的外交官。于是我就穿着军官的制服，以他副官的身份被介绍给大家。和我同行的还有埃尔斯金爵士和陆军大尉格兰特－也就是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只有这两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这两年我也过得不错，并且身边来往陪同的都是上流的人士。我这两年的工作期间，也由于我自己的节俭，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使得我可以继续保持独立－尽管这样说我的朋友们多是嘲笑我：简短来说，我现在有了将近1000英镑了。

我总是在想，我之前一直期待发表《人性论》能够取得成功，直到之后却惨败，更多是书写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这其中的思想，并且我做了个非常不谨慎的决定，太仓促地将它出版印出。因此之后我把那本书的第一部分重新写了，并且重新成书，叫《人类理解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这本新书是我在杜林的时候出版的。但是，起初这本书比起《人性论》也没有成功多少。在我从意大利归来时，我感到很屈辱并且丧气的是，看到米德顿博士的书《自由研究》（Free Enquiry）在英国掀起一阵轰动，但是我的作品却被完全地忽视了。我之前在伦敦所出版的那些道德与政治论文又新印刷了一个版本，但也并没有收到什么更加热烈的欢迎。

我性格中生来所拥有的一些力量，使得我对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在1749年我回到家中，和我兄弟于乡间的房子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撰写自己论文集的第二部分，取名为《政治论》（Political Discourses），还写了道德原理研究（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也就是我重写的《人性论》的另外一部分。同时，我书的经销商米拉通知我说我先前出版的所有著作（除去那不幸的《人性论》）都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内容；它们的销售量在逐渐上升，新的版本也在热销之中。牧师和主教的答复在一年中也有两三次，我发现在沃尔伯顿的责骂中，这些书在上流的体面的人当中也开始被重视起来。但是那时我已作出了决定，不会对任何人作出回复，并且会坚持这个决定， 不会轻易去改变；由于我的脾气，我相对轻易地使自己避开了所有关于文字的争论。这些表现出我名声开始鹊起的征兆给予了我鼓励，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喜欢看一件事物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那一面；我觉得这种思维使得我比出生在年收入上万磅的家庭都要来得幸福快乐。

1751年，我从乡下搬到了市镇中，这才是真正属于知识分子的地方。在1752年，在我居住过的爱丁堡，我出版了我的《政治论》，这部作品是我所有作品当中唯一在初次发行时就取得成功的。在国内与国外都倍受好评。同一年，我在伦敦出版印行了我的《道德原理研究》，这部作品在我看来是我一切作品中（不管是历史的，哲学的还是文学的）是最出色的。它出版后仍然被埋没了，没有得到任何的理会。

在1752年，英格兰辩护协会（Faculty of Advocates）选择我成为他们的图书管理员，这个职位给我的薪水少到几乎没有，但是却可以使我任意地使用这个巨大的图书馆。于是我便开始计划写英国史；不过要继续这1700年的叙述，我还是感到害怕和担心的，所以我就从斯图亚特那位开始：我认为从那时开始政党的搬弄是非就开始上演了。我当时对这本书的成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我认为我是唯一一位敢于忽视当权的力量、兴趣和权威、以及一般偏见的呼声的历史学家；并且历史这一题材是适合所有人的，所以我也期待这部作品能够得到相当的赞赏。但是我（再次）却陷入了可怜的失望之中：我受到了人们的攻击、斥责、非难，甚至是嫌恶。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和托利党人，教会和别的各派、自由的思想者和宗教人士、爱国者与朝臣，都联合在了一起向我致以愤怒－因为我妄自对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命运表以同情，献以热泪。当这第一波沸腾的愤怒势头过去之后，更令人沮丧的是，这本书完全湮没于世了。米拉先生告诉我，这书在十二个月内他仅仅售出了45本。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说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这三个王朝中有任何一位地位卓著或是智识优异的人可以忍受我的这本书。英格兰主教赫林博士以及爱尔兰主角斯顿博士似乎是仅有的两个例外- 这两位高贵的神职人员曾经分别传信给我，告诉我不要灰心。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终究还是灰心丧气了，要不是当时英法战争的爆发，我肯定会退隐回到法国的某个省市，改名换姓，再也不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了。不过既然这个计划现在已经不可行了，并且接下去的几卷也有更大的提升，所以我又鼓起勇气坚持了下去。

在这段时间里，我在伦敦出版印行了我的《宗教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以及一些别的小作：它的发表仍然是无声无息的，仅有虎尔德教授（Dr . Hurd）写了一个小册子来攻击它，充满着沃尔伯顿学派（Warburtonian School）鲜明的特点：狭隘的固执，自大和刻薄。这本小册子（起码）给了我一些安慰－比起在别的地方所受到的冷遇来说。

在1756年，在第一册的失败之后，我《英国史》的第二部出版了，这一册的内容涵盖了从查理一世死亡到革命时期。这次的作品没有再引起辉格党之前那样的不愉快，也被人们更欣然地接受了。这第二册的地位逐渐提高，也带动了它那位不幸的兄弟（第一册）。

不过尽管经验教导我，辉各党有权利赐予在政治与文学方面一切位置，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屈从他们无知的吵闹，所以在前两个斯图亚特朝代方面，尽管因为继续学习、阅读、反思，我改动了数百处，但是我作的这些所有改动都是偏向托利党的。要将英国宪法认定为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方案实在是太荒谬了。

在1759年，我出版印行了我的《都铎王朝历史》。人们对于这一本书的回音和之前两部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几乎是一样的。伊丽莎白王朝是尤其令人讨厌的。但是这时候我对于一般大众的印象是基本上麻木了，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我继续在爱丁堡的乡间平静而自足地将《英国史》最早的一部分中的两卷完成了。我将这书在1761年出版了，得到了可以说是过得去的成功，但也仅仅是说得过去了。

但是，我的著作遭遇这各式各样的狂风暴雨，却仍然算是有所进展的－书商给我的版税，已经超越了我所知道的在英国任何一本书的版税；我不仅仅已经经济独立，而且已经小富为安了。于是我退休了，回到了我的故乡苏格兰，打算不再离开了；并且为自己迄今为止从没有拜访过一个伟人，不曾攀附任何有地位的人的友谊而感到自喜。现在我既然已经年过半百，我打算在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剩下的人生。在1763年，我接到了海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的邀请，我与他几乎从未有过接触，他邀请我陪他去巴黎出任外交使节，并且同意不久后就我就可以任命为大使的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相应的职责。这一个邀请尽管十分诱人，但是起先我还是拒绝了。因为在与权贵建立联系这件事情上我比较保守，同时我也害怕巴黎社会文雅的礼数，也不适合于我这样的年纪与脾性。但是由于伯爵的重复邀请，我接受了。与这位高贵的先生相处，不论是在心情上还是兴趣上，我都无比满足和幸福。与他的兄弟康威将军（General Conway）相处也是一样。

那些没有见过风气所能产生的奇特效应的人，一定无法想象我在巴黎所受到的来自于不同层次地位的男男女女的礼遇。我的礼让、恭谦只会使得他们表以更多的礼仪。住在巴黎诚然是令人愉快的，因为那里居住着大量感性的、有学识的、有礼貌的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的地方了。我曾想过余生定居在那里。

之后我就被任命为使馆的秘书了；并且在1765年的暑假，海特福德伯爵离开了我，被任命为爱尔兰的总督。在雷门公爵（Duke of Richmond）在年底时分到达之前，我一直担当着公使的职责。在1766年初，我离开了巴黎，之后的夏天去了爱丁堡，同样的，与之前一样，希望在隐遁之中追求我的哲学生涯。回到这个地方时，我虽然谈不上更富裕了，可是因为海特福德的友谊，我比起离开的时候拥有了更多的收入；那时我打算试试看这些资金可以做些什么，就好像在小康时候做的那样。但是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出任秘书；因为这位先生美好的性格，以及我和海特福德伯爵的关系，使我无法拒绝这份邀请。后来我在1769年回到爱丁堡，那时已经很富裕了（因为我一年就有1000英镑的收入）、并且健康，尽管年老了，还能够享受一份清闲，并看着自己的名声渐渐鹊起。

在1775年的春天，我肠胃出了问题，起初我没有警觉起来，不过后来想起来确是慢慢变得致命和不可治疗的。我想我很快地就会死亡。我因生病而感受到的痛苦很小；更奇怪的是，尽管我的身体是日渐衰弱的，我精神上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打击或者落入消沉；因此，如果让我选择我人生中最希望重新来过一次的一段时间，我恐怕会挑选这一个时期。因为在此时，我对学习有着同样程度的热烈，同样有着令人愉快的友人们的陪伴。我想，一个到了六十五岁的人，如果死了，也就是少了几年疾病的日子；并且，尽管我看到有着很多的迹象，我在文字上的名声会大噪，我也没有几年可以去享受它了。对于人生我已经难以更无牵无挂了。

现在我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我自己的性格特点。我，或者从前的我（现在说到我自己时，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反而使我更加坚定有力地表达我的情感）我平和，并且对自己的情绪控制的很好，坦白，善于交际，并且性格非常和谐愉快，我有能力与人亲近，但容易受到敌意的影响，我所有的情感都是比较温和的。哪怕是我一直尝试追求文学上的名声，那个中控制我情绪的情感，尽管我遭受了频繁的失望，也从没有打败我平和的脾气。年青人和不细心的人也愿意和我相处，同样的，爱读书学习致力于文学艺术的也乐于与我相处；并且因为我特别喜欢与谦虚的女性相处，所以与他们交际也不会有任何的不悦。总之，尽管大多数的人，在别处很卓越聪慧，可也往往遭受人的诽谤，导致不快乐。而我从来没有被诽谤所影响，没有被尖锐凶恶的牙齿所伤害。我无法说，这一篇祭文当中没有任何的虚荣，但希望是未有失偏颇的一篇，这一点，我是可以毫不心虚地肯定的。

177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