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À-dieu | Léon Chung

是的，一开始，我们因为一个机构而聚集；但更深层次地，是同样的神话、同样的主题聚集了我们，它们统治我们，经我们不由自主生活其中的同一个意识形态统治我们——全然不经由我们的同意。是的，即便它就是贫困者的意识形态的典型，在El Nost Milan，我们吃相同的面包、我们有相同的愤怒、相同的反叛、相同的疯狂，（至少记忆里，这个总切近我们的可能永远地萦绕），我们分享的是在同样一个不为任何历史所撼动的时间前的臣服与拜倒。是的，如勇气母亲，就在我们的家门口，我们有相同的战争，我们有着同一样的眼里的尘土，口中的烂泥，我们分享同样骇人的盲目。我们甚至有相同的黄昏与黑夜，延着同一样的深渊（我们的潜意识）的边缘行走。我们甚至分享同一样的历史——这是所有一切开始的方式。 ——阿尔杜塞，1962，《贝尔多拉齐与布莱希特》

怎么告别你所从来没有选择进入的？一个出口要求着一个进口，一个人需要想象许多进入的方式；是否一种告别要求创造自身的入口，是否告别需要去精确地划定经历的历史之开端与全过程？如此一来，告别是否总承受着没有能够告别它所声称要告别之对象的风险；如此一来，告别是否总是承受着对于过往失败的虚构的风险？如果在这里我引用一个法语的词汇，一个列维纳斯曾教会我们如何去使用的词汇 adieu（再见），告别所意味的将是致予神 à dieu（字面的意思是寄送给神）；我们也见到的是a与dieu的分离，a-dieu的a与dieu的分离是神的临近，也才理解分离与临近不可隔离的羁绊；列维纳斯说过他所一直在教授的并非伦理，而是犹太传统中的神圣——告别，让我在这里“最后一次”地接近、与神与圣分离，“最后一次”接近所有的“最后”，所有的“末世的灾难”之下告别的不可能——一切链接着一个不为任何的时代所撼动的忧郁。

请允许我这样地低语，允许这样地运用未被挥霍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感到如此年轻又如此衰老，如此悲伤又如此愉悦；在同一时间、同一时刻，这是同一个情感；好像两种时代、两种时间、两种节奏相互地寄送，在同一种自我的感情中它们引发激烈的异变，我的时序混乱，时序混乱来到于我。

一种已经来到终点的感受，一年之前，它不容置辩地来到；在末世威胁的关照下，一个人承载、承载离去的世界、承载自身过往对于离去的世界的回忆；我仍继续了很久为我预定的职业的工作——在教授专业的期望下的读或写——以及其它，人文以及人文的明天从来不是这些工作成功的限定词。一切在关照着我的末世威胁内缓慢行进；这个终点作为“终点”延续了很久很久，期间，我存在于世界与世界的毁灭之间不存在任何人的世界里——并且也许这样的状况对于其它的时间来说同样地为真。可以信赖利奥塔在给德勒兹的一封信之中所引用到的一段话，它描述的是延展在每一个人生命之中一般的生命线：

“自从我青年的最开始，我就相信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属于任何人的世界，那里他是他自己的主宰。有显像的存在，也有另一种存在，它们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可知，它们无保留地属于我们。这并非意味着一种存在是道德的，另一个存在是非道德的；一个世界是被准许的，另一个世界是被禁止的。这仅仅意味着每一个人，时时刻刻，可能会逃避所有的控制，独身一人或者和别的什么人一起，生活在自由与神秘之中——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夜晚或者一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月之中的一天。而这一个自由存在的秘密从一个夜晚延续到另一天再延续到另外一天，一根一般的生命线接续，从一个小时到另一个小时。 当这样的时间能够获得它们的重要性时，这些时间将在一个人可见的存在中增添什么。它们可以是愉快的、必须的、或者出于惯性流淌的，在任何的情况下，它们维系着一根一般的生命线。任何没有运用这一权利，或者被剥夺了这一权利的人，将会在一天惊讶地发现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自己。设想到那样的情况，一个人不可能不忧郁。” 对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的所有权是最重要的人权。（利奥塔对该引语的评论） ——妮娜·贝尔皮耶尔瓦，《反叛的卢梭》

我所最怀念的，我所有的最根本、激进的忧郁，是在这个没有人的世界，也许可以说是在这个超验的内在性中（德勒兹在自己最后的一份哲学遗产所论述的那一个超验的内在性），所体会到的情感-宇宙，我需要，需要什么人（who），需要什么（what）。philo，爱，所标示的一点是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是一个人，就好像人并非生来就是群体之中的一个人；爱，它并非是任何的自我圆满或任何群体的喧嚣所能够填满的空洞。

“冒险的故事已经结束，坏的结局矗立在所有人面前，以令人惊恐的方式”，就在开始撰文的前一天晚上，许多旧友转载了吴教授撰写人民日报体裁文字，接受他人祝贺，并自我辩解的讯息。我回忆起在事实上进入哲学系的第一个时刻——在第一个时刻，我就欲求来到所有哲学历史最后的最后，我知道最后的时刻是1968年，我也知道那一刻聚集的人群里那几个夺目形象的名字；我希望去那里，我选择也许是最临近那里的机构，选择也许是最能够让人临近那里的老师；在第一个时刻，在第一个能够选择的聚集点，我的老师、我的同代人，他们激烈地讨论激进政治，一个认为自身比过往哲学时刻里激进的思考更激进的政治；自然地，它们来自当代的法国，被理所当然地认作是过往激进时刻的后继。直到很久以后，时序的倒错才以不容质变的形式矗立在我面前，通过绝望与痛苦，令我思考这些时间、接续、子嗣的认领，思考批判形而上学的政治、思考批判政治的形而上学；思考在抗争的命运之中的悲剧，无论这些悲剧是来源于中国的、来源于欧洲的、来源于任何一个地点的。这些整个是out of joint（脱节）的革命、反抗、置辩曾占据了我和我在机构之中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和语言所是的广义的机构、师长的联系也建立于其中，我感激他们/它们，无论对与错、欢乐与痛苦，它们都在本地带来过最宝贵的差异。

而然，长久以来，我感到已很难再经历到任何意义上的差异；在这个专业的范畴内能够去向的任何地方，我都想象不到任何更近一步的未知，任何其它的差异的运动。我相信这一状况并不会因为教室数量、会议数量、教授、学生数量、教授工资的增多而改善；即便这些情况出现，许多的问题仍旧应该为学生与老师、大学的工作所回答——什么是文化？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在大学之中被呈现？恒久以来，哲学家都能够在拥挤狭小的条件下工作，不在乎是否自己匿名、贫穷、不被承认。师生共同体的运动所关涉的秘密并非是对于教室数量的增多、教师-学生比例的增多、更多经济刺激或官方承认的荣耀的欲求。为地下的力量所推动去学会阅读和书写的人们什么都不需要，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合格”的老师，他们有一种去理解他们的生命与世界的欲望，有一种实现自己去认识的欲望的欲望。即使长时间待在大学内，我不曾感到推动我的是大学的力量，无论那是它的论文的要求、课程的要求、研究的要求。文化是借予那些努力要说什么的什么或谁的耳朵，文化是给予那些未拥有声音而欲求着一个声音的什么或者谁一个声音。这一声音不只是话语的；它能够是，它曾经是舞蹈与绘画，建筑与雕塑。

今天这一声音的形式的多重位置是最关切重大的疑难；早在1967年，德里达在确认一种全新的“书写”概念时，在传统的编舞写作、图形写作外，他还纳入了军事、政治、体育的写作，现代生物学家讨论的细胞“程序”的那一种写作，以及所有可以被铭写的表面本身的写作；在序列的最后，他着重地强调，整个控制论的领域将成为写作的领域，这意味着，实际上在考虑源-写作的时刻，德里达已经先行地在讨论AI、自动化，在讨论未来生物-计算技术带来的人（不再确定是否会是我们）的境况的改变——现在，我们无法预见自二战以来出现的控制论在所有的领域之中应用带来的逆熵运动的指数性加快——从全球化到信息化以至于未来——将引来的突变（mutation）会将文明的故事引导至什么方向；能够确定的只有整个人道主义的计划已彻底脱轨——大学、人文科系、科系的建筑安排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并且没有任何回复的可能；已被理解的是过往文明并非几千年的代代传承，曾至关重要的也是时空间出现的突变。在不久的过去沉睡了一千五百年的雅典文明于一次突变之中觉醒，在短短几百年内生成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而希腊在意外之后成为被追认的文明起点；若事实如此，那么无论哪里都不会存在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任何的领域将是安全的，甚至解构在德里达对欧洲思想传统的去沉淀化工作里找到的舒适住处都是不安全的（这一点为德里达本人反复地提醒）。

而常常在感受到不安全后，人们会在弗洛伊德所讨论过的超越快乐原则的驱使下去关注场域本身的自我指涉性，例如在大学的例子里——现代大学始于1809年建立的柏林大学，它只有短短二百年的历史，人们尚未来得及对这一机构在理性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展充足的认识，它已经在消失——现代大学建立的根基是启蒙理性，以启蒙理性的话语去证明大学存在的缘由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同意反复（Tautology ），这样的证明与“主权为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主权就是主权”这般的证明同构。在这第一个例子之中，一个人疯狂地想要不付出任何代价、并且毫无矛盾地守护场域的自我决定（auto-determination），守护场域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恢复意识、“我”、反思的自我（cogito）的权威，这样的时代哲学风尚（l’air du temps philosophique）正是每一个人在经历的今日的秩序。这样本质上与孩童的fort-da游戏同构的自我保护的免疫活动，也将是一种自体免疫的活动，它是自毁的，因此最终将在毁灭之中使得自身向外敞开；在付出重大的代价以后（越多的疯狂的保护使得最终将要付出的代价无限增大），它将恢复在理性守护生命的历史之中被理性工具化以至奴役的生命。而在另一种情况中，一个人解构在所有的场域所标榜的自我决定（auto-determination)、自我认同（auto-identification）、自我指涉及（self-referentiality）之中的自（auto）——auto 同时是镜像以及一种机械的运动（自动化）——之中的他性，所有的ipesity（自体性）之中的自异性（exonomy），例如理性的另一重起源（la autre origin）。这一活动同样深耕在传统之中，它借助以往被命名的术语，直面它的命名的不恰当并使之被替换、错置、划去，而正因为这一“借用”，使得这一解构的活动可能脆弱地为前一种活动重新发配（appropriation），在今天的哲学机构里，被使用的当代的法国哲学有许多是这样重新发配的例证，这些话语同样可能被应用于第一种活动之中，它们的应用同样受制于第一种活动的自体免疫。一个人很难抵挡这样去做的诱惑——我曾经的教授陆兴华先生，也曾经试图在德里达解构的哲学的权利与大学的工作之上，重新“制定”某种新文科的计划。

所提到的时代哲学风尚（l’air du temps philosophique）所指的并非是大学哲学系之中研究哲学的风尚，采纳海德格尔在上个世纪中的洞见：现代控制论的出现替代了哲学，现代技术-科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而海德格尔预见到但未能亲见到的微型化（计算机技术）是这一完成的最终的方式——我们比所有过往的任何时代都更深层次地生活在一个哲学的世纪里，围绕我们的是史无前例繁多的哲学人。回忆过去，所有我所经历的思想的试炼，并非为了进入哲学，而是逃避这一哲学的命运（oikos）。伊曼努尔·特雷在分析资本主义系统和非资本主义系统的核心区别时，给出的本质性论题是：区分来自于非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中的统治关系总是需要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限制来维持，而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力的剥削并非是政治性的，而是经济的。这一论题背后更为深刻的一个虚拟论题是：资本主义在经济的过程之中内化了政治条件本身，这一转化从来不是中立的。如果我们采纳当代许多思想人物并未表白过的意见，欧洲的文明、它的理性内在地就和资本主义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阅读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以及许多世界体系理论理论家的作品，一个人将理解到的是世界西方化的进程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并且欧洲的文明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人并不需要阅读马克思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直以来，只要一个人立身于西方化的世界之中，只要他有一丁点对于所在文明（中国，它的文明从恒久以来就属于这一大文明）的不满，只要他想要反抗，他就是共产主义的；那么一个人将看到的是伊曼努尔·特雷的洞见所描述的正是在控制论下的世界的生成之中的一个片段。

如果经济化本身看似能够全然地回避政治话语与各类意识形态，那这是因为它在自身的演变过程里内在化了这些状况，它转化了过往统治中的各种暴力形式，这一过程也是后者的变形；如果一个人怨恨官僚体制的荒诞，那这一荒诞并非仅来自于官僚体制本身，这些自动机构的建立所替换的是历史上各种统治关系里已存在的暴力状况，官僚化只能是各种暴力关系的转运、分散与播撒、不成功的中立化，而对被转化的暴力的遮掩，为这一遮掩所制造的白色神话、设计帝国就是官僚系统的荒诞性、它的令人恐惧的治理力暴力的由来。在今天，经济早已成为控制论系统之中的一个部分很久，它进一步的金融化正是它是海德格尔早就描述过Gestell的一部分的例证。任何形式的反抗，未来都将立足于这一状况之上；而这也正是德里达在1967年将整个控制论的领域纳入到他所描述的书写领域中的一个缘由，德里达看到控制论能够完全地回避所有西方形而上学的语汇（就如同资本主义系统能够回避人种秩序以及所有其它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建立一种统治一样），它能够回避灵魂、选择、价值、记忆、生命、意识等所有概念；而控制论所唯一不能回避的是写作、踪迹、写素（grammè）、像素（grapheme）的观念，这些观念从柏拉图的《菲德罗篇》开始就一直是欧洲历史-形而上学背后的隐秘，控制论基底的隐秘暴露的一天也将是所有欧洲历史-形而上学的隐秘暴露的那一天，这些隐秘的寄送的抵达也包含着一种必然可能不（necessarily not）抵达的可能，这一状况正是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的工作里面所呈现的——隐秘不能够被见证，对于它的见证也同样是对于它的背叛，而不去见证它它会为别的什么见证，所以必须在无法见证的情况下去见证（同时也是去背叛），这一完全是非-辩证没有圆满的状况也是拯救任何可能的反抗的可能性本身。

既上个世纪后半叶解构在德里达对于欧洲文明传统的去沉淀化工作里找到过短暂的惬意住所之后，德里达所看到、所预计到的技术（以及连海德格尔本人都无法思考的技术之观念的变换）突变、写作的生殖以全然不同的速度较五十年前更快的发展，手机以及未来的各类移动技术的出现所标示的是微型化的另一历史阶段，而AI以及更进一步的自动化所代表的是作为超验的超验性的ipseity（自体性）的历史的另一次突变。而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这一境况下，接替德里达的更进一步的根本激进的思考没有在人们的视线内出现，反而能够看到的是今日之秩序越加返祖：

（1）政治上，各类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宗教的回归在所有的区域之内被见证；一个人会倾向于推测经历哲学家斯蒂格勒所描述过的人的废用以后，人道主义之中的人不在是逆熵运动的承载者；但利奥塔在非人一书之中也论述过，至少今天计算机的复杂性以及所有可以预计到的计算机能够达到的复杂性还不足以使得计算机像人一样拥有一个童年，拥有一个所有一切都处在“尚未”的阶段之中的时间——在最近一次李世石对于AlphaGo的不完美性的描述之中，一个人看到的是利奥塔在三十多年前所作的论断仍旧为真：李世石说人类已经再也无法战胜人工智能，但后者不是完美的，并且它并不追求完美、正义与善，因为至少在现阶段它所有的目标只是赢，而一个棋手可以在它下棋的方式之中辨认到它唯一拥有的去赢的意志——利奥塔将这一“童年”、这一“极端的脆弱性”当作为所有反抗的可能，因此人在逆熵的进程，在更普遍的差异的运动之中仍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最坏的状况里，他也应成为逆熵的储备；例如最近繁多的对于UBI（全球普世工资）的讨论里，许多人已经看到UBI并非是乌托邦，而是对系统需要的逆熵储备所发放的最低保障。

（2）在我的告别所面向的领域里，学术的领域之中——经历过上个世纪极端惶恐的惴惴不安，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恢复了宁静平和。控制论接管的生产、消费系统使得每一个学术工作者安心地有一份工作可做，它保证了所有人的精力都能够为这一份工作耗散，不再有为萨特所叙述过的“被诅咒的自由”；德里达将所有的铭写的表面，也包括控制论系统里的程序当作为一种写作，如果这一层级的写作在比学术系统更高的级别上运动，那么今天学术的写作就是对于控制论写作的写作的模仿，这一生产为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之中贬低为一种paidea（无足轻重的游戏，一个反讽的状况是最近一个新建的图书出版机构将之翻译为“拜德雅”；预示着paidea是应该臣服、拜倒的对象），一个人被剥夺了去直面更高级别写作的机会，后者为同样不理解这一写作的官僚技术专家所治理。这一状况的根本结果是一种表面上是宁静的今日之秩序，好像过去一个世纪所有发生的都是无，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精神分析的运动、共产主义的悲剧没有作为事件留下一点踪迹，好像潜意识的概念、潜意识的逻辑全然是不严格的，好像后现代的状况是一个神话，好像它们都不应在理性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好像人们可以重新安宁地回到旧日启蒙的美好话语，重新构建一个政治、司法、伦理的主体，恢复我、反思的自我、一个“我想…”的权威而不付出任何的代价，不陷入任何的矛盾。这是一种可耻的回复，它们在控制论的状况中要求着一种完全是可交流、可辨识的无皱褶的通讯，要求学术从业者在这一通讯之上来开展工作，化解理性、哲学的当务之急；最宁静的启蒙话语与最激进的革命话语共同分享着一种最古旧的狂热与迷误。它们欲求重新找回合法性，严厉地批判对于理性的理性的质问，对于理性在创伤性事件中的历史动因的质问所带来的非-理性与暧昧性。这样的工作是作为欧洲形而上学的完成控制论的写作的自我证明；而差异，任何未来的可能将再一次地是对其ipseity自我证明的解构——给予自异性（exonomy）一个声音是一种无条件的债务，这一种无条件性所在的地方，就是新文科所在的地方，新文科将能够在任何旧文科所在的场域之外的地方发生，这一的发生的地点，也就是我的告别所预订去往的地点。

真正的告别将告别的是所有以往的告别的体裁，后者往往并非离开，而是在与工作的关联中内在的一个部分，一次早已计划过的工作之内的休整；我不清楚在这里的我的告别是否能够成为配得上“告别”之名的告别，也不清楚这一告别对于阅读者来说是属于谁的，是否有使得那掌控着工作的标称是自我圆满其实不然的至尊暂停，也不清楚它将引发的是怎么样的后果——而至少，这一告别不是属于我的，而属于能够在从来就是非实体的阅读空间里去学会阅读与书写的任何人，它寄送，从一个永远是处子般无痛感的无底部的底部所是之起源，去往一个神与圣者，它必然地可能抵达、可能不抵达；这一a-dieu，这一分离，在所有的分离与抵达的历史中将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