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鉴定大师乾隆，了解一下

曾园

魅惑之钟

乾隆时期，十三行卖给全世界的货物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茶叶，进口的货物则不多。

不过，在乾隆皇帝眼里，中外贸易简单至极：出去的是茶，进来的是钟表。

乾隆最近几年声望有些下降。比如说，阿城在与徐小虎的对谈中提到了乾隆的题跋：“乾隆皇帝，已经像是一个收发员一样，来一个信件他就盖一个章，来一个信件他就盖一个章，很讨厌，他把整个的画都给破坏了。”

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乾隆的武功与审美一一遭到质疑，但是，他至今仍保有钟表鉴定大师的名号——尽管知道的人不太多。

中国人很早就爱好精密机械装置。据《停滞的帝国》一书记载，从13世纪起，忽必烈（另一说是蒙哥）就曾殷勤款待过一个被他的骑兵在匈牙利俘获的法国金银匠纪尧姆•布歇。后者之所以受到厚待，是因为他给皇帝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自动装置：一棵长满银叶、结满银果的大树，树下有能喷射马奶的4只银狮，树上有一个吹喇叭的安琪儿。

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两座钟，一座很大，楼式，镀金铁制带有悬锤的大自鸣钟，一座手掌大小、发条驱动的青铜镀金制小自鸣钟，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浓厚兴趣。“皇帝一直把这个小钟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

清朝皇帝延续了明朝皇帝的江山与喜好。康熙为自鸣钟频频写诗，其中一首叫《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按指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

康熙的侍卫纳兰性德文化修养很高，一直在康熙身边唱和，这次也不例外，他作的《自鸣钟赋》写得诘屈聱牙、像模像样。其中一句“彤陛鸡人，无烦戴绛”亦步亦趋，称得上与康熙“唱和如一，宫商协调。”

雍正同样爱钟，也写诗赞颂：“八万里殊域，恩威悉咸通。珍奇争贡献，钟表极精工。应律符天健，闻声得日中。莲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他曾赐给年羹尧一只自鸣钟，年羹尧进折谢恩：“臣喜极感极而不能措一辞。”在年羹尧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如火上浇油：“总之，我二人作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

乾隆与钟

在清朝，其他物品不太可能像钟表那样，让君臣之间的感情水乳交融到这个程度。乾隆时期局面丕变，乾隆不仅喜欢钟，还成了钟表鉴定大师，不变的是他也中意与宠臣和珅秘密分享这种爱好。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的船队刚到天津，六名传教士就提前被召去热河。这几名被称为“最有能力的西方传教士”，是一些钟表专家和精通天文地理的人，他们在热河见到的是热情的官员和珅（英国人很快得知了一个信息：20年前，乾隆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时被和珅的魅力所吸引，此后和珅深受皇帝宠爱，不断得到提升。和珅在责任心很强的乾隆皇帝生活内占有充满浪漫色彩的位置）。经由和珅，乾隆第一时间就掌握了这几个钟表专家的成色。外国人分析，之所以有天文学家，是因为乾隆对天体运行仪和钟表不加区别，谁会拆卸座钟谁就必然会装配天体运行仪。

和珅的钟表收藏是他与乾隆关系的最好证明。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御览抄产单》和民间流传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有些差异。前者记载有：大自鸣钟十架、小自鸣钟三百余架、洋表二百八十余个。后者记载是：大自鸣钟十座、小自鸣钟一百五十六座、桌钟三百座、时辰表八十个。

乾隆最喜欢的，是那种机械人偶钟。《红楼梦》中提到过的冯紫英卖给贾政的那个钟，就是机械人偶钟。

钟表专家白映泽认为，“清朝的皇帝很喜欢机械人偶的装置，不大可能会把这种钟赏赐给大臣，所以书中出现的，很可能是有钱人家通过别的途径得来的。”

皇帝为何舍不得送出机械人偶钟？因为这种机械人极其珍惜与昂贵，工艺已达到神乎其技的水平。在欧洲，拥有巨大名声的雅克•得罗在1773年左右创造了震惊世人的写字机械人，并在全世界寻找买家。

遥远的东方，乾隆这段时间悟出了一个神秘的道理：“方今帑藏充盈，户部核计已至七千三百余万。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自当宏敷渥泽，俾之流通，而国用原有常经，无庸更言樽节。”为天道民生计，乾隆必须花钱了。

1780年英国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向乾隆进贡能写字的机械人偶钟，机械人能手持毛笔书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汉字。机械系统极为复杂，其中动力传动系统多达六套。乾隆五十年，法国工匠汪达洪进行改造，机械人能写满蒙字体。这个信息《中西交通史》作者方豪在汉学杂志《通报》（英文）1913年239页见过，应该可信。而据中文史料，乾隆下的命令是“要写四样字”，负责技术攻关的工程师的名字是“德天赐”与“巴茂止”。

《钟表营销与维修技术》一书将写字人钟记载更为详细：

写字人钟全机械控制，每逢3、6、9、12点报时、奏乐，上层的人展示“万寿无疆”的横幅，下层的欧洲绅士，一腿跪地、一腿半蹲，可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八个中文汉字。横竖撇捺都有笔锋，同时人头左右摇摆。

在视频网站搜索“写字人钟”，能找到视频，那个欧洲绅士的确能用笔写“八方向化、九土来王”，真有笔锋。

乾隆后来又得到了能写“万寿无疆”四个汉字的机械人钟。 后来下指令修改：“含经堂殿内现陈设西洋人写汉字‘万寿无疆’陈设内，着汪达洪想法改写清话‘万寿无疆’四字，钦此。”

汪达洪、德天赐与巴茂止都是“做钟处”的外籍工匠。做钟处的前身是自鸣钟处，自鸣钟处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庑之端凝殿南。据《国朝宫史续编》：“端凝殿南三楹，为旧设自鸣钟处。圣祖仁皇帝御笔匾曰‘敬天’……其地向贮藏香及西洋钟表，沿称为自鸣钟。”地点原先是康熙用来存放钟表的，修理钟表也在那里进行。

雍正时期，做钟处与枪炮处等部门划归内务府造办处。做钟处的鼎盛时期无疑是乾隆朝，中外工匠达到一百多名。乾隆元年就“做过自鸣钟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自鸣钟甚多”，以至于感觉“作房窄小”。乾隆二十七年，造办处从广州购得进口的广钢二千九十四斤，打造大小发条134根，供制作以发条为动力、并有擒纵器的自鸣钟之用。可见“造钟处”的规模之大。

据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外国工匠西澄元需经常进宫，“天天见万岁，万岁很喜欢他，很夸他巧，常望他说话。”后来，乾隆身边跟着的是汪达洪。乾隆可能时刻都有转瞬即逝的灵感要与外国工匠交换。当然乾隆也可以一边处理政事，随时写下灵感交给工匠，但显然后者不太畅快。

如果以为乾隆只是让外籍工匠改变字体，那未免太轻视乾隆的想象力了。1752年，乾隆曾要求对一台乌木架葫芦形时乐钟加以改造：“着西洋人将此钟顶上想法安镀金莲花朵，逢打钟时要开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制作过程中，乾隆又传来关于材料的灵感：“莲花着做红铜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珐琅，配紫檀木座。”

据关雪玲《乾隆时期的钟表改造》一文，除了添加饰品这种外观改造，乾隆还对钟穰（机芯）进行过调整。乾隆二年交给做钟处一个洋漆亭子，传旨：配钟穰做成带音乐的时钟。在制作过程中，乾隆又产生了新的想法：亭上四面柱子、花牙配做洋漆的，其座子、栏杆、腿、托板俱做铜镀金的，脊上添做铜镀金吻兽。

为了与伦敦的审美同步，乾隆通过粤海关监督让十三行进口钟表，要求是这些钟表的质量不能低。

乾隆十六年，乾隆将四件他认为是三等的小洋钟表转交造办处查问，得知是粤海关监督唐英所进。乾隆宽宏大量地建议处理方式如下：进贡的就算了，如果是进口的那就是失职，最后让唐英赔补银两七十五两一钱六分。

但这种宽宏大量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档案记录过一次乾隆的盛怒：“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洋钟不必呈进。”

乾隆也有满意的时候，“此次所进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乾隆帝还曾让人告诉唐英：“嗣后务必着采买些西洋上好大钟、大表，买些恭进，不可存心少费钱粮。”

2011年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雨果》里，机器人画画的镜头惊呆了观众，他们可能需要补上乾隆这一课，才会明白好莱坞终究只是步人后尘的娱乐产业而已。

有乾隆这些出其不意的创意，那些特地为中国市场而生产的工艺平常、华而不实的钟表，虽然一度曾非常抢手，后来就无人问津了。

广钟？洋钟？

马戛尔尼使团也带了钟，但熟悉北京高层的法国传教士钱德明告诉这些英国人，乾隆早被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么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很明显，因为信息收集工作不够细致，马戛尔尼带来的钟与工匠都没让乾隆看上（退一步讲，马戛尔尼的礼品也不可能让乾隆感到“惊艳”），双方的交流一直在磕磕绊绊的尴尬气氛中进行。马戛尔尼关于乾隆与钟表的信息虽是第一手的，但因为他的使命受挫，他的说法很有可能是有毒的、怀恨在心的，从而大大降低了可信度：

“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对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当然，其中也有客观看法：“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

广州十三行行商在纳税之外，还要承受大量的敲诈勒索，其中最沉重的就是给乾隆买各种珍稀物品（最贵的就是钟表）。开始乾隆还有拨款，后来拨款逐年降低，加上官员“需一索十”，十三行只好走上自主研发制造钟表之路。方豪说：“造钟业以广州最早。惟发条皆来自外洋尔。”

当然，十三行行商在历史中一直是沉默的。除了贩卖茶叶、与英商谈判、修建庭院以及迎娶姨太太，他们尽量不在历史中发出声响，除非是以当地诗人的身份编撰书籍。所以，十三行的茶叶商人在钟表业里的纵横捭阖是看不见的。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三行商人用“广钟”进贡的秘密被乾隆识破。乾隆明示两广总督硕色，他本人对此事忍了很久不想再忍:“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并非洋做！如进钟表、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者方可！”（《潘同文（孚）行》）

“在洋做者”一语道破玄机：十三行商人用外国工匠在广州造的钟表在乾隆看来不算洋钟。北京“做钟处”有外国工匠，乾隆自有创意。广州不过是个通商口岸，做好进口就行了。

今天，广州钟表史专家魏广文认为，乾嘉年间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2至4件“广钟”，这些在广州生产的自鸣钟使用了西洋机芯。这些钟是否属于广钟？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

过了几年，乾隆什么都知道了，包括十三行商人没钱的事情。

乾隆悉心交代广州官员与粤海关监督，其他西洋商品都不要了，“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于端午前进到，勿误！钦此！”一副施施然永远正确的模样，好像几十年层层盘剥、“需一索十”的破事完全不存在。

但“广钟”生产一旦开始，很可能就停不下来了。广州人的制造能力既然不能依靠皇家生存，他们一定是寻找另外的买家而且找到了。《啸亭续录》记载“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

《清代贡物制度研究》认为，在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中后期，广州自鸣钟制造达到了高峰。广钟的珐琅是举世闻名的，广钟装饰风格往往洋味重，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工艺特点和艺术风格，具有中国南方独特风格并兼有摆设和娱乐功能。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宫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写过一篇论文《广州制造“LONDON”（伦敦）钟表的考证》。其中提到广钟分两种，民间质量一般，民间产品打上“LONDON”自然更好卖。贡品质量上乘，并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王津以铜镀金黄珐琅四面钟举例，此钟是广州制造还是英国制造曾出现过反复，有不同的看法。往往在钟盘上或是后夹板上出现英文字样有些字母组合很难译出什么意思，行里人称之为“花字”，也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自己想象中的英文单词錾刻出来的。我猜测，有可能十三行商人没有掌握到京城的信息，忽视了乾隆身边时时有洋人，“花字”可能是露馅原因之一。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庆关于钟表说过一段话：“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

嘉庆登基后，太上皇乾隆与和珅的所作所为让嘉庆很不满，但对先皇钟爱的东西直言“粪土”，是否过分？我想起传说中日本僧人一休宗纯的遗言：“萧散淡泊六十年，临终曝粪献梵天。”（朦々淡々として六十年 末期の糞をさらして梵天に捧ぐ）对于佛教徒来说，人生得到（或借用）五大赠礼“地水火风空”，他一一归还，他的回赠则是（未免直率得惊人的）“末期的粪”。嘉庆呢，他在登基的四年里看够了和珅跋扈的象征之物——钟表了吧，所以，这个终于到手的江山还是没能让他忍住对钟表的厌恶。

从此，广州自鸣钟贸易与生产转向衰败，宫廷钟表采办也日益减少。广州十三行大多数行商在敲诈勒索中倒闭，仅有的潘家、伍家等也早就无心经营，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十三行歇业，进贡的广钟生产在历史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