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馬
大概一百多年前，有位法國人透過攝影，解決了困擾人類長達千年的問題：到底馬在奔跑時，牠的四隻腳離不離地？在透過一連串連續拍攝的照片後，大家都同意了“飛奔”這詞的科學性。但這一串印有駿馬奔跑的膠片所證明的，卻不僅僅是這件事。
當人們發現透過鏡頭可以連續拍攝照片，並把這些照片快速播放則造成一種畫面在動的錯覺後，大家就開始研發這一新技術的可能性。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政府為了建立一種進步的形象，鼓勵他們手下的藝術家放開手去實驗，而這種風氣一直到斯大林當政後才慢慢消聲匿跡。在這波風氣中，就以來自俄羅斯帝國里加的謝爾蓋·愛森斯坦（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Эйзенштейн）最為知名。他很年輕就投入電影創作，並在電影院裡放豬進去嚇呼正在觀影的觀眾過。在他一九二五年的代表作戰艦波將金號（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裡，愛森斯坦首次嘗試把大量的不連續畫面剪在一起，發揚了“蒙太奇”（（Montage）這一手法（蒙太奇並非艾森斯坦所創，早在影片出現沒多久，人們就發現了透過不同的畫面剪接，能把兩個實際沒關聯的畫面串在一起，並建立起一種敘事），並創造出人們津津樂道的“奧德薩階梯”這一橋段。
四年後，來自波蘭，但國籍為蘇聯的電影人吉加·維爾托夫（Дзига Вертов），推出了紀錄片“持摄影機的人”（ 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這部紀錄片以快速的剪輯，大量的蒙太奇，和令人感到急促的音樂，使它成為蒙太奇敘事的另一教材。這兩部電影的共同特色，除了蒙太奇外，就是節奏很快，畫面替換的非常頻繁。著名導演昆丁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在討論這時期的蘇聯電影時，以“他們瘋狂地剪輯，無所不用其極的去探討畫面的可能性”來總結。
除了實驗精神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導致這樣快速的剪輯：當時的影片製作並沒有後期來的方便。一個攝影機能拍攝的時間相當短，在無法延長拍設時間的前提下，導演只能透過快速的畫面切換，達到一種令人目不暇給的觀感。而這樣的敘事，先是被蘇聯人自己所揚棄，後來被世界各地的觀眾所遺忘，一直要到世紀末的英國，才由蓋里奇（Guy Ritchie）重新發揚光大起來。
蘇聯第二位偉大的導演，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Арсе́ньевич Тарко́вский），這位詩人之後，以他慢悠悠的長鏡頭，配上簡短的對話，營造出後人所謂的“詩電影”這一風格。不論是他的代表作“安德烈·盧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鏡子（Зеркало）、還是“飛向太空”（Солярис），他都以紓緩的節奏，朦朧的畫面，和相對灰暗的顏色，塑造出一種寂寥的，類似夢境一般的世界。這不但讓他飽受歐洲大師導演的崇高讚譽，影響著他們的作品；並讓塔氏成為高級電影的代名詞，是許多電影愛好者必須提的大神級人物（跟斯丹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一樣）。
塔氏這些經典作品大都創作於六七零年代，這時攝影技術已經相當成熟，透過膠卷盒這一設置，導演可以拍大約十分鐘左右的畫面。也正因為有如此寬裕的時間，導演可以用他喜歡的節奏去講故事，再也不用像以往那樣敢鴨上架。也正因為這一技術，塔氏在他晚年的最後一部作品“鄉愁”（ Ностальгия ）裡，硬生生拍了七分多鐘的長鏡頭。
在柏林牆倒塌的四年後，蘇聯瓦解，新的俄羅斯聯邦建立。這時俄羅斯在聲勢和資源上已經遠不如以往的對手，這也影響的俄國電影的發展。雖然在九零年代，俄羅斯推出了如“西伯利亞的理髮師”（Сибирский цирюльник）等大製作，但風格上來說也只是把塔氏的“詩電影”搭配好萊塢的故事。所幸四年後，俄羅斯又出現另一部石破天驚的電影：“俄羅斯方舟”（ Русский ковчег）。
老實說，“俄羅斯方舟”並不是一部很成功的電影。它散漫、無序、而且大部分的時候都很無聊。但它偉大的地方，就在於導演採用全新的攝影機：Sony CineAlta HDW-F900，用數位的方式全程拍攝影史上（可能的）第一部一鏡未剪的電影。跟那些愛作弊的美國人不同，在這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電影裡，導演亞厲山大·索科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ку́ров）不依靠光影魔幻工業去製作那些以假亂真的長鏡頭，而是透過傳統的鏡頭走位的方式，拍攝了這部有如舞台劇的美術館宣傳片，並創造出一種一鼓作氣的流暢感。當然，這部電影的出現，很大一部分都歸功於新科技的出現：數碼攝影逐漸取代膠片攝影（即便當時數碼拍攝效果跟膠片比天差地遠），人們不在受限於十分鐘的拍攝時長，所以加特效的長鏡頭逐漸成為熱門；而且製作電影的成本也降低許多，那些按一幀一幀算錢的時代逐漸遠去。
在“陰陽相成”（Side by Side）裡，有幾位導演對於當今影片製作門檻降低，大眾製片的這一現象有所批評；他認為在這一快短糙影片橫行的時代裡，這一代年輕人將培養不出正確的藝術的認知與品味。我個人則是持相反的觀點：如果沒有蘇聯（和歐洲）導演們的激進手段，哪有保守的好萊塢學習借鑒的地方呢？科技推動了藝術，而藝術反過頭來給科技發展方向，這應該是大家樂見其成的模式；雖然像我們這一年歲的人，總是喜歡懷念年輕時接觸的“經典”。但只要時針在走，那我們只能支持並學習享受新的世代。
當人們解決馬是否“飛奔”這一問題後，我想他們應該不會說：“如果馬在奔跑時真的四肢騰空的話，那我們以後還騎不騎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