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帝国

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需要一个寡头集团在幕后进行统筹；而且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国里的官员和掌权者中再次找到革命年代的将军、外交家和军阀；他们更换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们成了新建国家的官吏。

——罗纳德*塞姆

元首奥古斯都活的比他的朋友与敌人们更久，他出生于西塞罗担任执政官的年代，喊出了伽尔巴皇帝的预言（罗马的占卜形式和希腊与中亚有很大的重合，也和中国的谶纬一样，讲究“无心”与“自然”）；他比他强壮的盟友阿格里帕多活了25个年头，他目送了他钟爱的继子德鲁苏斯、年幼的王子盖约与卢奇乌斯的殒命，他的长寿好似拿破仑战争中的威灵顿，让他本人的看法在长久来支配了人们对他崛起的那个混乱时代的看法，他既是胜利者又是亲历者，这让很多事情似乎无从辩驳（元首统治的文化疆域要远远超越铁公爵，公爵左右了英国，而元首则左右了从不列颠海峡到幼发拉底河）。

Pax et Priceps，即元首治下之和平持续了一个世纪，如果说和平的代价是独裁的话，对经历了共和晚期混乱的罗马公民来说，似乎也并不高昂，正如M.Favonius（加图之友）所言：“手足相残的战争比非法的独裁更为恶劣。”

自由似乎一去不复返，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并无区别，原来这也只是小部分人的自由，那些旧阶级的幸存者在数次惨痛的失败后，也乐于默许新政体，至少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也正因为如此功绩，我们或许应该更小心的看待奥古斯都本人建立的“新秩序”，虽然结局圆满，但是也正因为圆满，可能使人过高的评价了奥古斯都的人格（这点让我想起另一个时代的宠儿斯大林），以至于忘记了其狡诈和血腥的手段。

如梅特涅所言：“将一种理念个体化，会导致危险的结论，好似将个人看做一项事业，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假使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会表明事业并不存在，而只不过是个人野心的虚饰。”因为被事业的辉煌所震慑，所以人们往往因之而崇拜个人或者领袖，不自觉的在与其相关的问题上采用不同的标准，无疑是不客观的。

如果我们尽量做到客观，该如何区分评价三巨头、革命者和公敌宣告名单的制造者屋大维与元首奥古斯都呢？他为何是元首而不是领袖（Dux），又是如何通过咬文嚼字与伪善让他党羽们相信他们自己仍然是共和国的公仆和一种伟大传统的维护者，而不是作为某个独裁军阀的仆人来维护新秩序呢？他虽然在法律上声名自己与自己的“同僚们”平等，但是实际呢？

当然，虽然这篇文章很大程度上受罗姆塞的影响，我个人无法认同罗姆塞对罗马共和国的那种深切同情，我认为没有奥古斯都，革命仍然会爆发——希腊人此时已经陷入了无限革命的死循环；如果不是共和国末期的强盛，如果不是苏拉、恺撒与屋大维这种对共和贵族仍有些许温情的人成为领袖；那革命的后果不会是帝国，而是像希腊一样形成僭主政治，形成希腊后期那种没有生产，只有暴力分配的公有制——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国家的强盛会缓解底层人民的痛苦，客观而言也会为底层带来更多的机会与福利，所以与希腊的民众不同，罗马人在共和末期支持革命是要享有国家征服的好处，而不是像希腊人一样要把所有有钱人的财产全部平分，然后在亨乐中陷入死循环。

“似乎一切都将落入恺撒之手”并非偶然之现象，也并非是某利益集团精妙的野心之作（为了共和国的稳固和传统，苏拉是否应该像无数前辈一样授受元老院不公正的裁决与命令？苏拉开启的违法反抗从法律和后果上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这本身就带来一种荒谬，反对共和国法律的人是为了个人自由、而拥护共和与法律则需要不间断的使用不公的评价与背后的政治手腕来限制甚至毁灭个别突出份子——即使现代社会也无法避免这种情况），恺撒更多的只是顺势而为。

平民派政治家们对财富与荣耀的渴望塑造了帝国（《罗马帝国主义》一书详细表明了这种观点 ），而共和国的贵族们——多数平民领袖自身也进入了显贵阶层。在胜利后无法公平或者明智的掌握这种财富。

共和国毁于贵族之内斗，亦毁灭于民众对面包、荣誉与国内和平之渴望，这胜过了他们对传统与共和国法律的认可，另一种不可轻视的力量便是外省的地主与权威们，共和国将自己的疆域扩张，即为罗马人找到了新的盟友和仆人，也找到了必须给予认真对待的“新权力玩家”。

牛津教授们必然为他们同一阶级的“自由精英”们谢幕而哀伤，对专制的“枯燥业绩”而不屑；但是“精英”们充满尊严之“共和民主”早在他们覆灭之前被多数的罗马平民与士兵否决、被意大利外（可能也是除了罗马外的意大利人）的“人民代表”所否决，当然贵族们仍然有足够的势力和朋友去抵抗甚至胜利——但是他们在战场上不可收拾的一败涂地，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当然也不失高贵（尤其是布鲁图斯，其人格魅力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塞罗），他们终究在经济与疆界的变革大潮中轰然倒塌。

隐藏的更深，但并不更好occultior non melior ——Tacitus评论庞培，他认为庞培本质于凯撒并无区别，并非“热爱共和”

和平将随主宰一同到来Cum domino pax ista venit ——罗马诗人卢坎，

罗马的权力中心：

在共和国末期，元老院大权在握，虽然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在实际之中，决策基本出于元老院，尤其是前执政官们——他们在寡头组成的元老院中也是一个称为“显贵”Nobilis的小团体。这个圈子中的人都会把执政官这个职务视为祖上巨大的荣耀和自己寻求的最高目标。

显贵们警惕的看守着进入元老院之大门，同时厌恶着“玷污”了执政官这一高贵荣誉的新秀和外来人；他们认为这些新人的地位仅应限于法务官（praetorship），除非这个新人确实集丰功伟绩、高尚品德并连同才华于一身——如西塞罗、庞培。

罗马的新贵(novus homo）凤毛麟角，他们可以在普通罗马人面前吹嘘自己带领他们经过了巨大的考验然后打入了贵族集团的内部堡垒；在元老院中，他也无须翻墙而入，因为显贵中的一派早已为其打开大门。他会成功的被显贵们的“武器”俘获（即家族、金钱与政治联盟）。

他们腐败堕落，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收买公民与法官、要举办盛大的活动取悦民众，所以他们总是在外省巧取豪夺，在内非法收贿，这就像克拉苏所言，利息无法养活一个军团的人称不上富有；而一个不够富有的人是无力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拥有一席之地的，除非他拥有其他利器，如——友谊（amicitia）与附庸（cloni）。

“友谊”让克拉苏资助负债惊人的“大负翁”恺撒，渴望得回巅峰的梅特鲁斯家族支持苏拉，渴望改革的团体推举了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或者是因为对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的恨）；而庞培的东方附庸们则给予了他“伟人”的地位，恺撒的附庸和释奴们用金钱与人脉为年青的继承人屋大维铺路，高卢的首领们也用“朱利乌斯”为族名纪念他们伟大的保护者。

有朋友，也就有敌人，新人们尽量避免得罪势族、尽量避免出任庭审检察官、或者是设法回护一些声名狼籍但力量巨大的恶棍以获取其友谊（如凯撒在克劳狄乌斯*普尔切的庭审中避事提前前往西班牙）；偍也有人以自己树敌众多为荣（ipsa inimicitiarum gloria ），宛若西汉的酷吏，他们要随时保护自己的“dignitas”——尊荣，保护自己的地位、声望与荣誉，以便应对大量的私敌攻击（这种习惯在晚期罗马帝国更为严重，有钱有势的人极端的炫耀让人不忍卒读，也为等级分明的封建制中社会创造了条件）。

贵族们也常常使用暴力、违反法规（如杀死格拉古兄弟），但是会用维护安全和正当防卫来作为借口，甚至事后将此种权力正式化（著名的“元老院的警告”）。

除了同阶级的富人和贵族外，他们也需要争取普通公民与异族，在经历过多次民众反抗事件后，罗马的官职在法律层面已经是对“所有勤劳且品行卓著”的公民开放了，这意味着共和政体下的人民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政治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骑士们（从盖约*格拉古时起，他们就显著的成为一支势力）。

许多骑士巨大的能量完全超出了元老，如西塞罗与恺撒的密友、银行家提图斯*庞波尼乌斯*阿提库斯（在他逝世时，床前站着阿格里帕、梅塞纳斯和巴尔布斯三位军，政，商巨头），他本可以轻易成为元老，但是却不愿意用性命和地位为赌注去参加政治角逐，曾有元老们责备他们：“许多富有才华的人宁愿选择自由的宁静、闲适的生活而不愿意轰轰烈烈地操劳一生。”但是他们不为所动，他们或者远离罗马，满足于意大利境内的小行政长官这种小小的荣誉、或者成为掌管税务的人员掌管行省的税款，成为包税人这种骑士精英（flos enim equitum Romanorum,ornamentum civitatis firmamentum rei publicae publicanorum ordine continetur，即罗马骑士阶层之花是罗马城的饰品，他们构成了共和国公共秩序的支柱。）

“正直的”西塞罗从不责难这些“无比正直的人homines honestissimi”，因为他们（如弗菲狄乌斯）常通过贷款或馈赠遗产这种方式来资助西塞罗（西塞罗甚至欠恺撒钱）。

这些骑士也拥有大量的地产，他们通常剥削行省、购买小农土地、贿赂然后侵占公共土地、以抵押的形式获得元老们的祖传遗产不断充实自己的腰包，和庞培、埃诺巴布斯这样的显贵一起成为了意大利的大地产主，著名的将军、美食家和富翁卢库鲁斯曾说他在图斯库鲁姆的豪宅旁的左邻和右舍分别是一名骑士和获释奴。

这些有产阶级组成了罗马的boni——即正人君子们，他们是背后维护他们的财阀们的至友，这支富人的“正义之师”如果真的能和谐相处，组成同盟的话倒有可能阻止革命，因为他们多数都不能从重新分配财产与权力中得到更大的个人利益，而财阀们也足以收买或毁灭任何一个试图在行省中建立公正秩序或者扶持小农以创造新的罗马环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的牺牲品们包括卢库鲁斯、喀提林、和伽比尼乌斯，可能还有著名的格拉古兄弟。

罗马从贫苦阶层中招募的士兵已经不再效忠于国家了，兵役不是公民职责；而是为了糊口（这种军事形式的改革在我看来是罗马开始从中农的公民国家转变成大地主国家的信号，奥古斯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保守的一面却试图阻挠这一变动，但是他的继任者们将会发现这一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地主阶级将会在帝国的灭亡中担任重要角色，当然了，并不是地主们想让帝国灭亡）。一名军事将领同时必须是一名政治家，他的军团就是他的被保护人，指望在战争结束后可以在意大利拥有土地并且通过胜利获得战利品，并且通过对行省的治理，他也有机会获得当地城镇、甚至是行省乃至国王与领主这样的追随者，他们都将成为他的依附者（clintela）。

执政官外的另一个权力源泉是保民官（BC 494出现的职位，所谓“罗马皇帝”的主要权力起初就是由保民官特权和执政官权力以及凯旋将军的权力融合而成），这一古老的职位被格拉古兄弟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的否决权和提议立法权是它的手段，运用这种手段也成为“平民派”的标志（populares），不少看法认为他们不过是表面上维护公共利益，实质上仍是为了一已之私而彼此钩心斗角。当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真心的反对腐败与滥用权力，在观念上更接近广大的群众（如争取意大利公民权时遇害的马尔库斯*李维*德鲁苏斯）。保民官的权力曾被苏拉短暂的毁灭，但是随后被另一名野心家——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唤醒，他和他的埃特鲁利亚贵族同盟收获了惨败，但是在意大利南部爆发奴隶起义后，两名成功的巨头重建了保民官的权力，摧毁了苏拉的制度（而其中一位却被认为是苏拉体系的继承者，即庞培）。

在苏拉体系被摧毁后，显贵们似乎仍然握有权力，他们有能力击败反对特权与有产阶级的喀提林及其同党、也有能力继续用金钱和诺言安抚民众；但是过于宽广的帝国终于迫使沉溺于内斗且缺乏人材的显贵开始将巨大的军权交给一名杰出的军事将领，这拯救了罗马的海外帝国，也带来了寡头集团自身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