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从1985～86年中国电影的话题性作品谈起——中国映画祭’86观影报告

▼作者：西泽治彦

▼编译：小蚁

今年（1986年）的中国映画祭，上映了《青春祭》《少年犯》《绝响》《良家妇女》《一个女演员的梦（女优杀人事件）》《天国恩仇（太平天国传）》《秋天里的春天（未亡人）》《野山》等电影，共计8部。通过中国映画祭观看中国的新电影曾是我每年最期待的事，不过自从86年秋季开始在南京留学之后，我便可以比日本国内的观众抢先一步看到中国电影了。虽然电视机在中国已经开始普及，但是中国国内除了一小部分“小吃部（小食堂）”之外，大部分饭店都会在晚饭时间过后便关门，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夜间还没什么好玩的去处，因此电影仍然是最适合平民的娱乐。并且也非常适合我们留学生。价格只有3毛钱（大约10日元），很便宜。

来到中国之后觉得震惊的一件事是，在中国拍摄并上映的电影数量其实非常多。中国地域宽广，理所应当有这样的成绩。南京市内，有“胜利”“曙光”延安“等近30家电影院，其中上映的电影更新迅速，短则数日，长也不会超过两周，如果想将电影院新上映的中外电影全部看完，每周必须去好几次电影院才行。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几乎每周都会在大学“礼堂（讲堂）”放映的“校内电影”。

刚刚来到中国留学的时候，照顾留学生日常生活的留学生办公室（通称“留办”）每个月都会分发几张电影票，刚开始我大多跟留学生们一起去看，后来交到了中国朋友，便开始约着他们一起去。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此事颇为新奇，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学习汉语，于是频繁出入电影院，后来便渐渐有选择地去看。因为真正有趣的电影，其实数量上没有那么多。留学生中有很多人定期购买《大众电影》等月刊杂志，或者通过日刊报纸的电影专栏以及在电影院门前购买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编辑的《影剧介绍》等方式来获得电影信息。然而最值得信赖的电影评论，却是来自留学生或中国学生的“街谈巷议”。

其中“街谈巷议”和大众媒体共同给出高评价的电影，便是去年映画祭中上映过的《黄土地（黄色い大地）》。这部电影曾经在电视上也播放过，在延安电影院跟《边城》一起进行过二次上映，南京大学的老师曾召开过以它为主题的演讲会。《黄土地》在学生之间引起很大反响。大学宿舍正门的黑板上撰写着关于《黄土地》的电影评论，书写关于这部电影的论文的学生也很多。此外，饰演女主角翠巧的薛白又是南京人，所以电影院中贴出很多薛白的海报，很有话题性。我第一次观看《黄土地》的时候也感受到很强大的冲击，在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大幕被拉开的瞬间感觉到一种宁静的兴奋。这些由“第五代”年轻导演创作的新浪潮电影被评价为一种“探索性（模索的な）”的尝试，在此之后，我们开始关注被定义为“探索性艺术片”的新电影。在观看了众多影片之后，我开始关注并思考这次中国映画祭究竟会选择哪些电影上映。

因此在暑期回国之时，得知今年上映的是我在文章开头时提到的8部电影。这些电影大体在我预想的范围之内，当然也有一些超出预想的。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年在中国具有话题性的电影作品，再看看今年映画祭上选择的作品在这些话题性作品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过，因为我只看了《青春祭》《少年犯》《秋天里的春天》《野山》4部电影，所以具体的介绍也限定于这四部影片。

首先，《黄土地》之后的“探索性”作品，首推《海滩》。故事背景定位于工业化进程中遭受环境污染的城市郊区渔村，残存着顽固封建意识的老渔民的生活方式和开发进程中年轻一代人的恋爱问题相互交错。《海滩》并不像《黄土地》那样直接涉及党组织，但是仅仅从直面现代问题这点来看，便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极强社会性的电影。另外，这部电影同《黄土地》也有共通点。如果说黄土是支撑陕北农民生活的大地母亲，那么海洋则是渔民们缺之不可的生活场。那片海洋始终以灰色基调来拍摄，具有很强的电影视觉效果。渔民们说的方言，以及渔村的特别风俗，和《黄土地》一样，带给城市青年一种异域情趣（“异域情趣”原文使用「エキゾチズムズム」一词，是英文“exotism”的日文外来语，译者注）。他们虽然生长在中国却看到了自己并不熟悉的中国的另一面。我在大学讲堂中观看的这部电影，放到颇为大胆的吻戏时，会场中先是令人窒息的沉默，而后瞬间狂欢起来。不知具体原因为何，这次映画祭没有上映《海滩》终是一件憾事。

“探索性”电影的成员中，这次上映的《青春祭》应该也算一个。这个讲述被下放到云南省傣族自治区的少女的日常的电影，是由张曼菱的散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而成。故事中的少女在刚开始的时候不仅语言、习惯不适应，而且还要包裹上傣族服装，适应他们的审美和价值观，好像村里人的生活突然闯入了她的世界。傣族青年向她求婚的时候，她终于坚定了离开村子的决心。这个过程以云南的美丽风景为背景，交织着傣族的风俗习惯，用影像的方式来再现。有几个场景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其中之一是傣族的姑娘们在欢声笑语中裸泳的场景。听中国学生说，那里的河水本来是很清澈的，后来导演特意让人搅混了之后重新拍摄。总而言之，少女不久之后便返回了城市。等到她回访这个下放之地时，那个让她度过青春岁月的村子已经因山体滑坡而被无情地埋没，消失在她的眼前。

并不是没感觉到《青春祭》是《黄土地》的“云南版”。当然两部电影讲述的年代和主题都不同。但是，无论走访农村的文艺工作者，还是下放青年，都是带着政治使命的“他者”，从他们和当地人交织而成的复杂人际关系这个侧面来看，两部作品的确有共通的地方。但是，《青春祭》却并不具备和《黄土地》同等力度的冲击力，这又是为何呢？或许是因为，《黄土地》虽然从工作人员的视角着手，却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立场转换，工作人员反而被卷入村里人的世界，村里人成为故事主体。与此相对《青春祭》则始终只有下放青年眼中的乡村世界。诗情画意的傣族生活，汉族人民感受到的异域风情，最终场景中看到被泥沙掩埋的村落而流泪，可以感受到的城里人的感伤主义，这些或许都出于上述原因。

然而若将其当作文革电影来看，《青春祭》则又展示给我们另一个侧面。踏入边境地带的傣族世界观察的，是文革动荡的时代中身为汉族世界一员的少女自身。在文革中倾向性美意识复权之初，她开始摸索自己真实的面貌。如果说青春就是发现自我，并守护自我成长的过程的话，那么被傣族生活环绕的少女，则一直在追寻这个过程。经过时光的洗练，她便返回走访这个值得她回顾青春历程的村子。但是她却未能与自己的青春重逢。村落早已被无情掩埋，看着眼前的黄土，孑然一身的她只能哭泣。似乎在说，即使村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她自己而言文革绝不是可以“全面否定”的，或许这也是对青春的一种祭奠吧。

连结文革与现在，比较鲜明地提出问题的作品中，有这次映画祭上映的《秋天里的春天》。原作是张玄的小说《未亡人》，日本依据原作名称翻译的电影名。这部电影以文革中丈夫被迫害致死的场景开篇，经历过文革的人看到的话，心中一定会涌起别样的情绪吧。在文革发动期出生的年轻大学生，也似乎想要追溯自己无知的幼年时代一般盯着电影画面。成为寡妇的母亲，在丈夫死后以一个女劳动者的身份抚养着儿子，一位邮递员同情她的境遇常常帮助她，同时也成为她的一种心灵支撑。儿子终于长大，当他在下放地区被人逼到窘境时，伸出援手的也是这位邮递员。然而，当儿子想同在下放地区认识的某位女性结婚的时候，干部（市妇联主任）母亲和邮递员的关系开始传出闲话，儿子不得不与女友分手。苦恼不已的母亲开始走向充满回忆的铁桥。那里正站着同样心情的邮递员。然而两个人只是站在桥的两端，并没有走向对方，沉默地凝望着。二人中间驶过一辆火车，浓密的黑烟渐渐包裹住他们的身影。

这两个人最后是不是没有在一起？还是像随时间消逝的黑烟一样，二人的未来总会迎来光明？电影在充满愁绪的氛围和诗意的余音中落下帷幕。说到这里不得不回头想想电影的题目。同邮递员恋爱，就像是秋天里窥见到的歌谣般的小阳春天气，那么秋天究竟有何特殊意义呢。普通的解释会说人生之秋，即解释为人到中年，不过我认为将其解释文革也不为过。即使文革已经结束，那些受过伤的人似乎仍然没有迎来自己的小阳春天气。

不过这部电影的信息量绝不仅限于此。市政府工作人员同邮递员之间的恋爱是有“身份差异”的，这种在如今的日本不能想象的事情，却是在现在的中国可能会真实发生的现实。以消除阶级的社会和女性解放为目标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又有什么是没有被改变的？然而母亲要屈从的事情，不止于旧社会的压力。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在，母亲仍然要让位于年轻一代人的幸福。她们同热衷于女朋友和迪斯科的儿子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如果是同母亲一起吃过苦，有过下放经验的青年，或许可以理解母亲或邮递员的心情。电影或许想强调如今的年轻人中任性自私的一面，不过这可能会引导观众只记得成年后的儿子言行举止中没出息的样子，这可能也是电影中缺少真实感的部分。

描绘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风潮和农村动向的话题性作品，有这次上映的《野山》，以及《咱们的退伍兵（我らの退役兵）》《迷人的乐队（村の音楽隊）》等。《野山》根据陕西出身的新晋青年作家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而成，讲述的是山村中两对夫妻的故事。动与静，两位性格相互对照的丈夫，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截然相反的妻子。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市场经济浪潮吹到了偏僻的山村，一位丈夫选择背弃妻子，艰苦创业，终于赶上时代的浪潮，发家致富。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新的妻子，前妻同现任妻子的前夫再婚。总之结果就是两对夫妇互换了配偶。针对这种“夫妻互换”，当时文化部曾批判其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不过，两对夫妇都用合适的方式过着稳定的生活，并没有令人觉得奇怪的地方，这或许是因为故事的展开方式很自然吧。而且最后春节的场景也很深刻。村中各处鞭炮齐鸣的声响中，新组合的两对夫妇带着各自的心事，迎来新的一年和新的人生。

只有亲身经历过漫长的中国严冬之后，才能充分理解中国人以什么样的心态迎接新年，这个最终场景真的令人百感交集。《野山》这部电影虽然可以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来分析，不过我觉得沉浸在淡淡温和的山村风情，追随着人情味十足的农民“日常”，以及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农民的强韧性格，看到这些就足够了。其实观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很容易会被吸引到电影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可以和《边城》并肩的完成度很高的电影。

另一方面，《咱们的退伍兵》《迷人的乐队》并没有在电影节上映，不过我认为它们都是饶有趣味的电影，所以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两部电影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性，不过它们其实都要归类于娱乐电影，并且都曾作为去年的春节电影而大力宣传。《咱们的退伍兵》讲述的是退伍归乡的退伍兵，看到村中因经济体制改革而扩大的贫富差距，不顾兄长和未婚妻的反对强行资助贫困户，努力奋斗之后获得成功的故事。并且在奋斗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女友并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迷人的乐队》讲述的是导入生产责任制之后，获得丰富物质生活的地区农民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丰富，于是村中开始组建乐队并“建设文明村”的故事。后者虽然在“共同致富”的对立面“先富论”的延长线上，不过对于多少见过中国农村现实的观众来说，电影表达的内容同现实的差距过大，令人不禁觉得疑惑。中国学生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觉得有些无聊。确实这两部是当地宣传部会欣赏的电影，不过如果反过来想，这部电影反映了党的农村政策理念和城市知识分子对新农村的印象，便觉得也是很有趣的电影了。我觉得映画祭上起码上映一部被评为《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優秀作品賞）”获奖影片之一的《咱们的退伍兵》也是好的。

此外，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选出《日出》和这次映画祭上映的话题性作品《少年犯》等。由原著作者曹禺和其女儿万方共同进行大幅改编的话题性作品《日出》，我是拿着“留办”发的电影票在元旦的时候去看的，还记得我当时觉得“这可不该是新年看的第一部电影”并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宿舍。总之这部电影也没能在映画祭上映，我觉得非常遗憾。

不过《少年犯》应该是话题性最高的电影了吧。一位女性记者住进少年监管所，一方面描绘她与管教干部的爱情，一方面讲述她更加努力追随少年犯们的真实生活。在经历几番困难之后，少年们完美复归于社会中。然而在女记者长期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偏偏她自己的儿子走上了邪路。这个非常讽刺的故事，在这个年代中有小孩的家长看来，这一定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告诫他们要自我警惕的故事。果然是经济特区深圳的“影业公司（映画会社）”出品的电影，觉得作品中看待问题的方式甚至超越了政治体制的差异。我收到的第一份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来自南京大学的留学生。他说：“是会把人弄哭的电影哦”。也可能是我来到中国之后眼窝变浅了，不过这真的是一部招人眼泪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话题性还包括另一因素，就是主角方刚以及其他几位“少年犯”都是由上海少年监管所中真正的“少年犯”所扮演的。对于这件事情的对错，已经有各种声音在论述，不过这样的确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性，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部电影成功之后，报纸上开始更多地刊登关于少年犯浪子回头重新做人的新闻报道，南京大学也组织了留学生去长江附近的江浦县去参观“劳改”。这部电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政府也去展开了消灭少年的不良行为的宣传活动。

但是话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扮演主角方刚的18岁少年A，在这部电影中的出色演技被认可，已经于1985年11月被提前解除“劳教”，并成为一名工厂工人。不过根据《新民晚报》的报道，他在其后，因为不知悔改而再次进行偷盗、打架和奸淫等“流氓活动（犯罪行為）”，并于今年5月再次被送到劳动教养农场进行为期3年的“劳教”。听说少年A对送上门来的被害者说，“《少年犯》的主角也不知道会这样吧”。大人们或许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吧，这篇新闻报道自然如此，电影中提到他们的（我觉得是）真名，这种中国对待少年犯的方法，让人不由得想到那些在大人的思维方式中获得电影演出机会的少年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事实呈现出与电影制作者完全相反的效果，这个事件重新向世人展示了少年犯罪问题的复杂性。

以上，我以自己观看的4部电影为中心，介绍了几部话题性作品。1985年的中国，在众多的矛盾和问题中间坚持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暂且不提这些问题今后将如何解决，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国每年都在变化。我在文章开头中提到，电影是如今在中国最合适的娱乐。但是无论是如何娱乐的作品，中国电影都会携带着一种优越的政治性。正因如此新电影也可以直接连结时代的动向。不试图掩盖矛盾，坚持直视现实的人，总有一些支撑着他们直面矛盾而生存的使他们内心更强大的东西。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正在中国生活（即使是留学生活）的人，我很敬佩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人的勇气。

今年的映画祭中，《野山》被安排在最后放映。1986年的电影节，也在爆竹声中送走了过去的一年，迎来了属于映画祭的新的一年。“爆竹声声，送旧迎新”，现在的中国电影，很有趣。

（1986，10 于南京）

中国映画祭’86海报

原文出处： 1985-86年,中国映画の話題作から--中国映画祭′86に寄せて.西沢 治彦.中国研究月報 (468), p17-21, 1987-02.

作者介绍： 西泽治彦，日本武藏大学人文学部、日本·东亚文化学科教授。1979年筑波大学大学院修士课程地域研究科入学；1981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大学院人类学部留学（～1982年）；1981年筑波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历史·人类学研究科入学；1985年中国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1987年）；1988年武藏大学人文学部非常勤讲师（～1989）；1988年筑波大学博士课程单位取得满期退学；1989年武藏大学人文学部助教；199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1997年武藏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至今。出版图书《アジア読本・中国》（1995）；《中国映画の文化人類学》（1999）等。

译后记： 翻译这篇文章的时候几度热泪盈眶，或许也像西泽老师说的，人在国外就难免泪点变低，常常被一些小事感动。这篇文章最让我惊讶的一点是，西泽老师在30年前做的事情和我现在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差别，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总觉得如果老师这30年来一直做电影，那我这个无名小辈就算插上翅膀也填补不了这30年的鸿沟吧（所以甚至有点感恩西泽老师后来研究方向的改变）。30年，真的过得很快啊，30年前“第五代”导演还是青年导演，贾平凹还是青年作家...

另外一件让我惊讶的事情是，原来早在80年代中国的部分电影便以较小的时差被介绍到日本，虽然每年只有几部，而且是以电影节这种小范围的方式放映。我之前一直以为日本的电影节上放映的中国电影都要有至少两三年的时差，现在觉得这样的想法也实在是有些武断。想到今年（2018）年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个地方举办的中国映画祭，其形式照比30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在翻译文章的时候常常有跟西泽老师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奇妙。

总之，谢谢西泽老师让我看到了日本人观看中国电影的另一个侧面。以后这种文章我要多多翻译。稿子翻译得比较匆忙，难免有些语句欠妥或有待斟酌，还请大家谅解~敬请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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