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心意，5月16日张自忠路的鲜花和环卫工人

(盛澜撰文)

16号的下午，绕过和敬公主府的林荫道，我无意识的穿行于张自忠路东边的街口。

“这花今儿个不要动，是大伙儿纪念张自忠的、给保留到交班儿的时候，今天是他忌日！”，“您放心，那我把这边儿上给归置利索点儿！”。对话的是两位西城环卫的工人，大概四五十岁的模样儿。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牺牲，其夫人李敏慧女士闻知丈夫殉国的消息后，悲痛绝食七日而死，不禁令人唏嘘!其后，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张上将殉国当日，国民革命军第38师师长黄维刚带领敢死队，从前线抢回了将军的遗骸。经检视，将军身有八处创伤，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

在北京，有三条以抗日战争殉国将领命名的街道，分别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这三条路也是北京唯一以人名命名的街巷。北京世世代代一定都会有人惦记着这些用自己的头颅为老百姓求生存的勇士。

80年，这个时间轴很长，长到那一代人离开的越来越多，留存的越来越少；长到我们这个国家已经从东亚病夫成为了美国佬儿看着都犯怵的大国；长到，当我们回望卢沟，只看得到长桥掩映的斑斑月色。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将军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唐园的张家大院东楼。父亲张树桂为其取名“自忠”。

一个曾经苦难的民族，因为有了不屈的脊梁才可以傲然挺立；一个曾经落魄的国家，因为有了坚贞的子孙才可以重铸辉煌。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国家耻辱，正是一个民族悲惨命运的最真实写照。

当年在张自忠将军的灵柩经过宜昌时，老百姓冒着日军的空袭，秩序井然地护送着灵车浩荡前行，沿途布满香案和拜祭的人群。报载一位老太太：天未亮即起身赶做面食，她说:“我要为张将军做顿北方饭。”

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那些被铁蹄践踏的我们的大好河山，我们祖宗留下的土地：北平、南京、天津、广州、上海、旅顺、长沙、营口、沈阳、长春、哈尔滨、安东、承德、白河、济南、太原、大同、廊坊、阳曲、郾城、南阳、襄阳、苏州、杭州、福州......

1929年初，蒋介石进行全国范围内以师为单位的军容考察，结果这次考核的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全国第一的桂冠竟然不是黄埔嫡系，而是“杂牌军”，张自忠将军麾下的第二十五师。

今天，当我们再去面对这段历史，面对这些牺牲，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串串数字，一串串没有血肉，没有感情，甚至是没有存在感的数字。可是他们也曾经和我们一样拥有过鲜活而又明亮的面孔，他们也曾经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

张自忠将军牺牲后的1942年，鄂北灾荒流行，驻防于荆门的59军（原属张自忠将军统辖）因后方给养不继，又不忍征借百姓的“包谷糊"充填饥肠，以致整整3天断炊！士兵们回答前来慰问的士绅:“先总司令教找们如此!”

将军生前写就两封遗信，没有写给自己的家人:“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将军说过：中国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军人的罪恶。十几年来，要是军人认清国家危机，团结御侮，敌寇绝不敢来侵犯。我们军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恶，完成对于国家的任务，也只有一条路——去死，早点死，早点光荣的死！

1940年5月28日晨，当张上将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并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将军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在那段民族危亡的岁月里，每个人都是相似的，因为同一个民族，会有相同的民族气节。他们同样企图力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上至集团军总司令，横扫千军，运筹帷幄，下至南苑的学生兵，那些年幼的学生，有的连枪都瞄不准，却勇敢的以13个人的生命消灭1个侵略者！

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以同样的精神，用自己的脊梁扛起了国家苦难的命运。即使是在那样艰苦的日子里，依旧有那么多的庶民为了国家，民族，捍卫生我养我的土地，捍卫祖宗的尊严。

不忘民族，不忘历史，是一个种族应有的秉性！如同悉心留意的环卫工人和礼敬张上将忌日的有心人，北京的初夏之夜，先烈当知亿万庶民的心意，佑我华夏子孙安乐吉祥！

盛 澜

2018年5月16日

作者介绍：

盛澜，1975年生于北京，数学博士，对佛教建筑、佛教文献、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研究。师从著名红学家、敦煌学家、佛学家、文史学家周绍良先生。

曾任中国佛教古代文献保护中心理事、香港东方佛教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佛教建筑研究所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九十年代末，经周绍良先引荐，到杜仙洲先生处从事佛教古代建筑专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