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学术诚信：从“引注”做起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Charles Lipson教授《诚实做学问——从大一到教授》(Doing Honest Work in College)一书，2004年10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甫一出版，就受到广泛赞誉。芝加哥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克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其他多所大专院校目前均已向新入学的学生推荐，列入他们的必读书目。来自文理科不同专业的教授、学生和教学行政人员纷纷对Lipson教授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Lipson教授本人的名声也迅速超出专业圈子，广为人知。
《诚实做学问》主题很简单，就是指导研究者(从大一学生到教授)如何合法而有效地准备“引注”，以避免剽窃和学术欺诈，取得真正的学术成就。
Lipson教授把这件事的核心概括为“学术诚信”，他总结出三条“最低限度的原则”，第一条最关键:“当你说你自己做了某项工作时，你必须确实做了。”就是说，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必须首先分清自己和他人的成果，避免剽窃，避免学术浪费和学术混乱，避免制造损人不利己的学术垃圾。
为达此目的，必须做好“引注”，即从大学一年级参加小组讨论、完成课堂和家庭作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测验和考试、准备材料、做笔记开始，到正式提交学术成果——文科学生的报告、论文、毕业论文与理科实验报告、数据或“预印本”(Preprints)的每个环节，都要详细而准确地注明你在何处引用了何人的何项研究成果。
没有“最低限度的原则”，“引注”就没有灵魂。没有具体而完备的“引注”，“最低限度的原则”就会落空。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学术诚信”的完整概念。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大学研究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欺诈和剽窃，作者给出了判断是否欺诈和剽窃的标准，并分析产生这些可悲现象的原因，从而引出学术诚信的重要性以及避免学术欺诈和剽窃的主要方法即“引注”的概念。第二部分按具体学科的要求，详细介绍目前美国各大学通行的几种主要“引注格式”，并配以大量“引注”例证，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美国许多学科以及相应的学术机关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制定了适合自己的“引注格式”，学者须仔细揣摩，严格遵循，一旦采用某种格式就得“从一而终”，这样才能避免欺诈和剽窃。尽管如此，Lipson 教授仍然感到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因为适合大学的“引注格式”未必适合科研机关，不同出版物也有不同要求(如舞蹈表演、唱片、图片、电影和电视访谈等就不同于图书杂志的“引注”)。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学术欺诈和剽窃大开方便之门，如何规定网络资源的“引注格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将目前采用于美国各大学和学术机关的多种“引注格式”全面整理、介绍给大家，并针对“网络引注”这一新课题，设计出周密的“引注”方法，直观呈现，容易学习。有书评作者认为Lipson教授此书是目前美国(或许也是世界上)汇集、整理、制定多学科“引注格式”最完善的工具书，它的大受欢迎，不足为奇。
Lipson 教授1948年2月生于靠近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农场小镇马克斯，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本行是政治学，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史课程已跻身芝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列，他是芝大国际关系研究学会的主任，又是“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课程班”(PIPES)的创始者和主任。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普遍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的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所大学或科研机关为本单位不同专业的师生或科研人员制定出可以遵循的稳定而适当的“引注格式”，更谈不上出版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威“引注”手册了。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三点。
一，在我国，涉及具体学者声誉和权益的学术诚信事件大家都很关心，不时可以听到某学者“落马”，某教授“被揪”，但学术诚信作为一个概念还不甚明晰，许多人把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学院体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混淆起来，这样一来“引注格式”就降为君子不为的小道，它作为“学术诚信”的实质性内容无法彰显，严肃的学者不会像Lipson教授那样愿意曲身枉驾，来整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异常重要而繁难的问题。专家袖手，只好任由伪专家及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员成天雪片一般往下派发各种表格指令，使众学术奴隶苦不堪言，学术诚信也因此变成极具讽刺性的怪物，令人望而生畏。
二，在我国，西方现代“引注格式”的普遍采用是晚近的事，从古到今众所景仰的学者通人，他们的论著都无规范的“引注”，后生小子倘以舶来品自雄，岂不令人齿冷？目前流行的页下文末编号引注，文末按字母(汉语拼音)顺序编排参考文献，“文内作者＋日期”引注，重心往往不在“引注”，而是形式主义的炫耀博学，甚至借“引注”发挥才学大卖私货，这种徒有其表的“引注”令人生疑。特别是过于洋化的“文内作者＋日期”的“引注”，如果不和正文实际论述的肌理结合，没有文末参考文献配合，更容易成为虚设，甚至适得其反，以诚信之名行欺诈之实——谁知道作者究竟有没有看过或吃透某作者在某年度发表的某论著？
三，在我国，学术诚信目前似乎主要还是教授教员的事，无关普通学生，虽然对学生论文作弊偶尔也有处罚，但学生论文作弊和教授教员剽窃行为是否属于有机联系的整体，还没有清醒认识，而制定一套从大一学生到博士生导师都适合的“引注格式”，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因为这三点，所以虽然有不少学者勇于“学术打假”，有不少大学科研机关和教务领导层一再要求建立学术规范，但规范的要害，具体可遵循的方法，都不清楚，遑论将有效的方法完善之后推广为社会全体可接受的“引注格式”。这种情况下，学术诚信只好停留在模糊的呼吁和刺激神经的表演性案例炒作，而不是和每个学者都有关系的学术道德与治学方法的统一体。
《诚实做学问》主题很简单，就是指导研究者(从大一学生到教授)如何合法而有效地准备“引注”，以避免剽窃和学术欺诈，取得真正的学术成就。
Lipson教授把这件事的核心概括为“学术诚信”，他总结出三条“最低限度的原则”，第一条最关键:“当你说你自己做了某项工作时，你必须确实做了。”就是说，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必须首先分清自己和他人的成果，避免剽窃，避免学术浪费和学术混乱，避免制造损人不利己的学术垃圾。
为达此目的，必须做好“引注”，即从大学一年级参加小组讨论、完成课堂和家庭作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测验和考试、准备材料、做笔记开始，到正式提交学术成果——文科学生的报告、论文、毕业论文与理科实验报告、数据或“预印本”(Preprints)的每个环节，都要详细而准确地注明你在何处引用了何人的何项研究成果。
没有“最低限度的原则”，“引注”就没有灵魂。没有具体而完备的“引注”，“最低限度的原则”就会落空。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学术诚信”的完整概念。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大学研究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有意或无意的欺诈和剽窃，作者给出了判断是否欺诈和剽窃的标准，并分析产生这些可悲现象的原因，从而引出学术诚信的重要性以及避免学术欺诈和剽窃的主要方法即“引注”的概念。第二部分按具体学科的要求，详细介绍目前美国各大学通行的几种主要“引注格式”，并配以大量“引注”例证，读者可以一目了然。
美国许多学科以及相应的学术机关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制定了适合自己的“引注格式”，学者须仔细揣摩，严格遵循，一旦采用某种格式就得“从一而终”，这样才能避免欺诈和剽窃。尽管如此，Lipson 教授仍然感到不能满足目前的需要，因为适合大学的“引注格式”未必适合科研机关，不同出版物也有不同要求(如舞蹈表演、唱片、图片、电影和电视访谈等就不同于图书杂志的“引注”)。网络的迅猛发展，为学术欺诈和剽窃大开方便之门，如何规定网络资源的“引注格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将目前采用于美国各大学和学术机关的多种“引注格式”全面整理、介绍给大家，并针对“网络引注”这一新课题，设计出周密的“引注”方法，直观呈现，容易学习。有书评作者认为Lipson教授此书是目前美国(或许也是世界上)汇集、整理、制定多学科“引注格式”最完善的工具书，它的大受欢迎，不足为奇。
Lipson 教授1948年2月生于靠近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农场小镇马克斯，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本行是政治学，主要研究国际政治。他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国际政治关系和世界政治史课程已跻身芝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列，他是芝大国际关系研究学会的主任，又是“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课程班”(PIPES)的创始者和主任。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普遍意识到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的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所大学或科研机关为本单位不同专业的师生或科研人员制定出可以遵循的稳定而适当的“引注格式”，更谈不上出版大家都能接受的权威“引注”手册了。究其原因，不外以下三点。
一，在我国，涉及具体学者声誉和权益的学术诚信事件大家都很关心，不时可以听到某学者“落马”，某教授“被揪”，但学术诚信作为一个概念还不甚明晰，许多人把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学院体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混淆起来，这样一来“引注格式”就降为君子不为的小道，它作为“学术诚信”的实质性内容无法彰显，严肃的学者不会像Lipson教授那样愿意曲身枉驾，来整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异常重要而繁难的问题。专家袖手，只好任由伪专家及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员成天雪片一般往下派发各种表格指令，使众学术奴隶苦不堪言，学术诚信也因此变成极具讽刺性的怪物，令人望而生畏。
二，在我国，西方现代“引注格式”的普遍采用是晚近的事，从古到今众所景仰的学者通人，他们的论著都无规范的“引注”，后生小子倘以舶来品自雄，岂不令人齿冷？目前流行的页下文末编号引注，文末按字母(汉语拼音)顺序编排参考文献，“文内作者＋日期”引注，重心往往不在“引注”，而是形式主义的炫耀博学，甚至借“引注”发挥才学大卖私货，这种徒有其表的“引注”令人生疑。特别是过于洋化的“文内作者＋日期”的“引注”，如果不和正文实际论述的肌理结合，没有文末参考文献配合，更容易成为虚设，甚至适得其反，以诚信之名行欺诈之实——谁知道作者究竟有没有看过或吃透某作者在某年度发表的某论著？
三，在我国，学术诚信目前似乎主要还是教授教员的事，无关普通学生，虽然对学生论文作弊偶尔也有处罚，但学生论文作弊和教授教员剽窃行为是否属于有机联系的整体，还没有清醒认识，而制定一套从大一学生到博士生导师都适合的“引注格式”，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因为这三点，所以虽然有不少学者勇于“学术打假”，有不少大学科研机关和教务领导层一再要求建立学术规范，但规范的要害，具体可遵循的方法，都不清楚，遑论将有效的方法完善之后推广为社会全体可接受的“引注格式”。这种情况下，学术诚信只好停留在模糊的呼吁和刺激神经的表演性案例炒作，而不是和每个学者都有关系的学术道德与治学方法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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