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地震》中的暴力元素

德国作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其短篇小说《智利地震》中设计了两个暴力元素——自然暴力和人性暴力，人性暴力甚之。 自然暴力的两面性。小说一开头，即把环境设置为一场天灾，地震了。历史上智利还真发生过这次地震，属有据可考，映射到现实中，显得更为真实。（1647年智利王国首府圣地亚哥发生过一场大地震，数以千计的人丧生。） 男主人公荷罗尼莫正欲悬梁自尽，没想到竟天摇地晃起来，这下可“好”，借大地震的“东风”，他不但不用自杀了，还逃出生天了。此时，眼看就要被行刑的女主人公约瑟芬也没死成，前一秒还津津有味地瞪大眼睛，期待着上天的惩罚的“吃瓜群众”，下一秒都四散逃命去了。男女主因为自然的暴力而幸存。读了开头几行，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这是克莱斯特的写作特点，他爱设置悬念，在小说开头便引起读者兴趣，让人欲罢不能。 自然灾害具有破坏是性毋庸置疑的，但克莱斯特看到它的另一面，它还是善的放大镜。起初，男女主在地震后依然对之前的宗教暴力心有余悸，可是，他们发现，虽然房屋倒塌、死伤惨重，人人却相互体贴，相互救助，甚至还貌似得到了原谅，类似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似乎人性之善正从废墟里开出花来...... 为什么？对比地震前后的变化，什么没了？地震后财产、阶级、权威没了。不管男女老少，皇帝百姓，大家都俩手空空，（注意:男女主不能在一起本质也是阶级差异和世俗规范）， 剥去外物，人类回到了原始的存粹状态，纯洁而天真；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们也感到渺小，渺小就会产生敬畏，而敬畏催生良知。 然而，当时的男女主却选择活在转瞬即逝的美好泡沫里，一旦泡沫被戳破，他们就会发现，有一种暴力比地震还要可怕，可怕千万倍。 ——是人性暴力把泡沫戳破。 第二种暴力—人性之恶。（分为三方面：鞋匠、宗教、人群）这是一种宿命吧，他们俩人过于天真，然而现实太骨感。以最后男女主参加弥撒的情节为例阐释。值得一体的是鞋匠，是什么促使他成为这场“屠杀”的主使，为什么他会变成撒旦恶魔？从身份来讲，平日里，他一个普普通通的手工业者，要真说有点什么特别之处，他给女主约瑟芬修过鞋。其另一个身份——小市民。记得在德国文学里提到小市民，往往带有自私、虚伪的标签，此乃小市民阶层的劣根性。个人观点，他之所以敢指证女主，是因为他借着认识女主，做一次压抑许久的爆发，这种爆发不是没来由。因为平时，他看不惯贵族奢侈的生活，想像一下，当他跪在地上给女主修鞋时，心里肯定在想:“真恨不得她早点死!” 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仇视和阶级束缚催发了他反常的举动，所以，他为了刷自我存在感，脱下人皮，换上兽皮，把野蛮的动物性完完整整的显露出来了。 但是也并非不可原谅，存在即合理。一个好好的鞋匠为什么能这么大反差，做出伤天害理的恶俗事？因为他的人性逆转过。要想达到这点并不难，只要三样：无意义的劳动，威胁和人性的脆弱。他是作案者也是受害者。 宗教这个东西很好用，特别是在“打掩护“这一点上。什么东西披上宗教的外衣，就等于完全政治正确了，谁敢说一个不字？除非他想下地狱。我比较赞同克莱斯特的宗教理念，他讨厌狂热的宗教运动。我也反对形式主义，信仰本该从心而发，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外了，就偏了，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反而对别人指指点点。就像《铁皮鼓》里奥斯卡的母亲，为什么定期去教堂忏悔？恐怕 是为了下回偷情能偷得美美的,更心安理得些吧。所以，宗教是好东西吗?我也不知道。 但“外衣”终究是身外之物，没有宗教，人还是会干出一样的事来。因而，我认为，人性暴力是最可怕的。 有些人就爱看别人倒霉，乌合之众——看热闹的人群，那些平时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人。起初，约瑟芬的惩罚由火刑改成了斩首，这引起女士小姐们的不满。有一个细节说女主平日里品行端庄，表现良好。那些女士可能是“憎和尚，不憎道士”，心想：“你装什么清高，最讨厌的就是你！”女人呐！另外，最后人群包围主角的一幕，和《老妇还乡》里男主被黑压压的人群逼到死里很像，一种窒息和绝望。我最讨厌这种，仗着人多干着恶俗的事，不计后果，要么你就站出来。 有人曾批判雅典的民主制，由公民决定事宜是否合理正确，因为公民很容易受到诡辩派或其他说法的诱导，做出不公平的判断。

海明威写过一个德国新教牧师的话：“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她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我们都是整体，别人的不幸就也是我们的不幸。起码不要去无缘无故伤害人家，就像我们老祖宗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