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娃

宝娃的真名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们一家是从山里搬出来的彝族，由于刚接触汉人，汉话说的不甚利索，每次宝娃他妈满村的找宝娃回家吃饭，嘴里都会大声的喊着：“宝瓦……索……娃呃！”，我们也不知道那吐字不清的彝语是什么意思，直接就音译过来，叫他宝娃。

如同不知道他的名字那般，他的年龄我也是不知道的，他和他的妈妈刚搬来我们村时，他的个头比我还壮实，但说话做事却有些憨傻，见着村里的同龄人在玩耍，他便会直愣愣的跑去凑热闹，无论是“丢沙包”还是“跳皮筋”，他只需进去胡搅一番，村里的小伙伴们便作鸟兽散状，谁也不愿搭理他。

我读小学时，学校里的彝族学生极少，一个年级约摸两三个彝族学生，我们班当时就有一个，他叔叔是学校里唯一一名彝族老师。他平时和他叔叔住在一起，学习虽不甚好，但为人仗义，一手钢笔字写的很是漂亮，我和他在班里的关系融洽，常常在下课时找他学习彝语，让他教我一些彝语中骂人的脏话，以便将来在和别人打闹的时候，出其不意间用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彝语占些便宜。

我那彝族同学拗不过我，随口教了我几句，我学得急，也忘得快，刚到手的骂人话还没来得及发光发热，一转身便给忘得干干净净。但是因为有那么一个彝族同学，我对彝族人的偏见便也没有了，只是彝语至今也没学会一句，所以对于宝娃，我反而显得更亲近一些。

宝娃一家租住在村卫生所旁边的一栋平房里，平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民公社时期，来来往往也住过许多人，但都不长久，由于年久失修，墙壁斑驳的像老太太橘皮色的脸，黄色的木门掉漆严重，门缝开裂处足可以伸进手掌，窗户玻璃缺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爬满了绿色的苔藓。

宝娃妈和我见过的诸多彝族妇女一样，头上盘着辫子，裹着绿色头巾，常穿彝族的传统百褶长裙，她长得瘦小，但做事很是利索，刚搬过来便将破旧的平房打扫的干干净净，连门上的缝隙也用铁皮封住了，窗户上缺失的玻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她就用废纸壳和发黄的报纸封住，敲敲打打了大半日，天黑之前终于搬来了床、桌子和一干生活用品。

那晚，沉寂了半年的平房终于又亮起了灯，宝娃和他妈妈开始了在我们村的生活。

宝娃一直没有上学，我觉得我比他大些，但也大不了多少，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他还整天扒拉着凉鞋，拖着鼻涕在村里游荡。

他的憨傻自然也成了我们村里几个爱胡闹孩子的戏弄对象。平房前有一堆村里修路时用剩下的沙子，沙子约摸有两米来高，方圆七八米宽，玩伴们去沙堆里刨一个半米宽，半人多高的沙坑，然后在窟窿上横七竖八的铺上小树枝，用杨树叶盖住，最后再撒上沙子。瞅得宝娃妈外出的空隙，我们就会坐在沙堆上，对着宝娃家大喊：“宝娃，宝娃！快出来，我们一起玩捉迷藏！”

憨傻的宝娃每次都会拖着鼻涕欢快的跑向我们，最后在我们引诱下，不出意外的掉进沙坑里，然后又艰难的扭动胖大的身体从沙坑里爬出来。

这个陷阱是如此的明显，甚至挖坑的位置一尘不变，宝娃每次都会掉进去，然后乐呵呵的爬出来对我们傻笑。渐渐的，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失去了意义，再也不玩了。

无论我们再怎么捉弄宝娃，他都不会生气，反而会将他妈妈从山里带来的土特产拿来和我们分享，比如烤得香喷喷的红薯，足球般大的地瓜，还有烤糊的玉米棒子，甚至还捉来一只猫儿般大小的猫头鹰。得到我们的赞扬或者见我们吃他的东西吃得欢，他便会高兴的手舞足蹈，哪怕回去被他妈妈一顿胖揍。

自打我上了初中，宝娃和他妈妈便搬走了，之后那栋平房再也没人来住过，渐渐的荒废了。